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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的。这种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现实的批判，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传统的批判。他对于现实的批判，集中在对当时修史制度混乱，史馆人员冗杂而多不称职，史官难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弊端的揭露上。例如：由于史官泛滥，故“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由于监修的长官太多，故“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故“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35]。此外，还有史料难求、学风不正等许多弊端。刘知幾对于传统的批判，集中在对《尚书》所记古代史事的怀疑和对《春秋》书法混乱、体例不纯的指摘，其锋芒所向，虽经典、“圣人”亦不讳言。他批评《尚书》：“《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其中“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36]。于是他举出10个例子，以“讦其疑事”，并得出结论说：远古之书，“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妄甚矣”。他特别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37]。于是他举出“未谕”者12例、“虚美”者5例，其中“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者有之，“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者有之，“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者有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者有之。而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等皆对《春秋》有“虚美”之词，这是“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刘知幾的批判精神，不论对现实方面，还是对传统方面，都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还远不是理论的批判，因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再说，他的这种批判，就其本质来说，跟儒家的经典和圣人亦无根本相悖之处。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却显示了一个严肃的史学家的本色。他明确申言，他是受了王充《论衡·问孔》篇的影响，目的在于“广彼旧疑，增其新觉”。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他的《史通》撰成后，友人徐坚读之，表示深深的赞同，认为：“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除徐坚外，刘知幾在学术上的同好，还有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这个反省对于当时和后世乃至今天的史学工作的影响，都是不小的。

盛唐史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谱学的发展方面，史书的注释方面，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本篇所论，其荦荦大者而已。

[1]原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3]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页。本文所引三篇诏书，均同此，不另注。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6]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5页。

[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则传》，第4220页。按：《新唐书》记此事于武则天称帝之后，疑有误。朱敬则上表可能是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因而才有高宗的《简择史官诏》。未知确否，姑记此存疑。

[8]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8页。

[9]《唐大诏令集》于诏书之末署为“总章三年十月”，当误。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记，应为咸亨元年十一月。《史通·史官建置》云“至咸亨年”，可证。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咸亨元年记，高宗于总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故亦不当有“总章三年十月”。

[10]魏收《魏书》114卷（连同子卷共130卷），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今存。魏澹《魏书》92卷，撰成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已佚。

[1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12]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1页。按：《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撰者中有赵弘智而无卢承魁，而刘允之作刘引之。

[13]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14]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见魏徵等：《隋书》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03页。按：据《北史·序传》云，“敕修《隋书》十志”当在贞观十七年（643年）。

[1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十九》“隋书”条，马端临引郑樵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82页。

[16]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称：“十七年……奉敕修《隋书》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按：《北史》撰成、奏进，在显庆四年（659年），上距《五代史志》成书只有三年。

[17]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十九》“南史、北史”条，马端临引司马光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82页。

[18]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2页。

[19]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98页。

[21]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二十八《慕容超载记》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86页。

[22]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4页。

[23]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24]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25]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26]刘知幾：《史通》卷一《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27]刘知幾：《史通》卷五《采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5页。

[28]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7页。

[29]以上均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8、173、180页。

[30]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193页。

[31]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

[3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2页。

[33]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34]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292页。

[35]刘知幾：《史通》卷十《仵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0、591页。

[36]刘知幾：《史通》卷十《疑古》，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1页。

[37]刘知幾：《史通》卷十《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