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60（第2页）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史学工作者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不注重史文表述，所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在青年史学工作者中，目前出现的现代汉语表述水平下降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字表述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学术质量和文化发展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应该加强语言修养。这一方面要把现代汉语写得流畅、准确，另一方面还要从史学名著里汲取营养，用来丰富我们的语言，把历史著作和文章写得更精彩。史学的发展，最终要反映在历史论著方面，因此史文表述是一个关系到史学发展的大问题。我们在史文表述上要继承优良传统，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注意提高文字修养。史学名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否研究历史，都应当接触一些史学名著，从中受到熏陶。《史记》是中国史学名著的优秀代表，白寿彝先生就曾反复提倡大家读《史记》。这是因为，《史记》不但是一部有着丰富内容的通史，而且在史文表述上有突出的成就，可读性非常强。当然，《左传》《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也是很好的读本。不过，有些名著部头较大，阅读的时候，不一定通读全书，可以选取其中的精彩篇章来读，关键是要真正读进去。只要真正读进去，不仅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语言文字的修养也会有所提高。

五、明理、明道与经世致用的传统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以史明理、明道，讲究以史经世致用，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鲜明的优良传统。

这个传统，在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就开始酝酿了。《易·大畜》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德”，不只指道德、品行，还包含有见解、器识之意。将“多识前言往行”作为“畜德”的一个前提条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历史记载的社会作用的重视。孟子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是将“义”与“事”“文”连在一起讲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以史明“义”是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史家通过撰写史书，以及在书中发论，来阐明历史发展中所蕴含的道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说法，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77]他不赞成“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说法，认为“道”包含在“事”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治乱盛衰，以及世事人情、社会风貌等，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这个认识，同朱熹在读经与读史问题上的尊经抑史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78]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这比“事势”“事理”等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法则的观念。

以史明理、明道的观念是与史家的经世致用之旨密切相连的。杜佑撰《通典》的宗旨就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79]它不仅仅记述制度，而且记载了“历代群士论议”。这个“论议”，就是阐明道理，阐明思想，就是历代的人们对各种制度的评论。杜佑对此非常重视。朱熹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80]。”这个评价，道出了杜佑的撰述旨趣和《通典》的主要特色。柳宗元和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深刻的阐述。人们从史学中认识到的“理”和“道”，是一种历史经验或历史智慧。把这种历史经验和智慧运用到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不但是史学家的追求，也是政治家的愿望。如果说唐太宗所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81]的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史学自觉和对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的肯定；那么，毛泽东同志把“历史知识”同“革命理论”以及“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一起，置于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地位[282]，则代表了中国现代政治家对史学价值的极其深刻的认识。所以说，通过认识历史来明理、明道，充实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智慧，然后用之于实践，这种从具体认识到理论概括、从理论概括到社会实践的方式，就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本方式。史学的经世致用是多方面的：大可裨益治国安邦，小可提高人生修养。前面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对人生修养而言的；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一类的史书，则主要着眼于治国安邦。过去有人批评中国古代史学只不过是给君主提供资鉴而已，殊不知史学能够用于资治、资政，那应该是具有很高的价值了。现在也有人说，史学的宗旨就是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不应带有任何社会目的。这种说法，说到底，是对史学属性缺乏全面的认识，是不符合史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所开创的西方史学，还是先秦时期开始兴起的中国史学，一直到今天，无不带有明确的社会目的。

在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人们最为注重的、探讨最多的有两个：一是求真，二是致用。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两个传统。有的人过去有一种认识：求真，就难以致用；致用，就会歪曲求真，二者不可兼得。这就是说，为了要经世致用就不得不改变以致篡改历史。如果说这是指“**”中所宣扬的“儒法斗争史”，自无疑义；或者说这是指历史上有些人故意曲笔作史，也是可以的。但要用它来概括整个中国史学，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用史学中的一些现象来概括史学发展的主流和它的本质。求真和致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统一，是求真精神与致用目的在总体上的一致性[283]。我们不应把史学的目的仅仅停留在“求真”上，“求真”本身不是没有目的的，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致用，所以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了解这个传统，有助于对今天的史学研究提出一种具有自觉性的选择。当今的中国史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的研究论题越来越狭小、专门。当题目越做越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顾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当然，我们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即便是很小的题目，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价值的大小不同而已。这种学术价值对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丰富，多少总会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是，我们是否应当考虑：用同样的精力，选择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社会价值的论题，是不是更好呢？我们的历史著作能够有更多的人去读，还是较少的人去读好呢？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当然要选择更多的读者、更大的社会作用。所以“经世致用”的传统，实际上涉及史家的社会责任和史学的社会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思考史学的发展前景时，应当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经世致用”传统中，有一个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困惑，那就是史学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史学不能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关系太密切，否则就会失真。这种说法，并非一点历史根据都没有，它是对以往历史教训的一个总结。但是，如果从这个总结中得出一个需要人们遵守的信念或原则，恐怕就不是很恰当的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有价值的史学，常常都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是否可以这样说，所有有价值的史学往往既能够坚持求真的原则，又可以充分发挥致用的精神。在中国古代，许多史书都具有这方面的品格，而《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典型。可以说，事实考察得越精确，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大。关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要一讲到这个问题，就只想到“**”的噩梦，只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左”倾的思潮影响下政治和学术的混淆，等等。对于这些历史问题，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开始反思，并不断加以纠正。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应当用理性的精神来看待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要偏执，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里，我要就“**”和史学的关系再说几句。“**”中所宣扬的“儒法斗争史”等，就其本质来看，那不是史学，而是政治，是打着史学的旗号，借用史学的名义，搬用史学的概念而装饰起来的政治。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史学自身的教训，而是政治权术的表演。

对“经世致用”的不当理解，常常阻碍着史学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它就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进步，影响到我们从事什么研究，选择什么课题。我们一定要在认识上明确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以往的许多教训是值得反思的，但是我们不能丢掉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求真和致用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这个优良传统。

六、史学家的广阔胸怀与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

中国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史家，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和广阔的胸怀，而其历史著述的思想动力，则来自作为史家的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个优良传统，自古迄今，在不同时代的优秀史家身上都有展现。司马迁忍受着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极大屈辱，写出了《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要把历史记载下来，使后世之人都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都能够有所思考；《汉书》凡经四人之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帙；杜佑耗费36年心血，撰就《通典》，目的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84]；司马光历时19年，完成了《资治通鉴》，将毕生精力尽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285]的神圣事业；明末谈迁以一己之力著《国榷》，当他“六易稿，汇至百卷”之时，却被盗贼将文稿偷走，他在心痛之余，并未放弃，“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286]；《宋元学案》，从黄宗羲创始到冯云濠为百卷本全书作校勘补正，包含中断的时间在内，大约经历了170年，等等。所有这些，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史家境遇各异，但都是史家的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白寿彝先生说：“过去优秀的史家的可贵精神，就在于不惜长期的辛勤，坚持了工作，甚至拿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他们的后继者也能认真地继续了他们的工作，终于出色地写出了有代表性的巨制，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287]这段话，是对这个传统的很好阐释，也是对史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推崇。白寿彝先生不但是这个优良传统的总结者和阐释者，也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他晚年主持编写的12卷本22册《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成果。这部巨著，历时22年始成，而在全书完成的第二年，他就辞世了。可以说，对史学事业的不懈追求，就是他的生命支撑，而《中国通史》的完成，则奏响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乐章。这正是史家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最好体现。我们应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前辈史家的精神遗产，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史学工作看起来很平凡，不像有的事业那样轰轰烈烈，但若将其放到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去看，其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学习历史的人都成为历史学家，但每个学习历史的人都应抱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288]这就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七、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家，素有关注史学批评的传统。这一点，大凡熟悉中国史学史的人，都能够知道。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孟子对孔子和《春秋》的评论，《国语》对左史倚相的评论，司马迁对前代史家和《春秋》的评论，班彪、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范晔对班固的评论，张辅关于《史记》《汉书》比较的评论等，历代史家都评论前辈，既肯定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刘知幾《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不但对中国史书的体裁、体例有总结性的精辟的见解，其中也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它所提出的范畴与理论，对中国史学关注批评和理论的传统之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史家对史学批评的关注更为自觉，吴缜的“信史”和“事实、褒贬、文采”之论，曾巩的“良史”之议，郑樵的“会通”之说，朱熹的读史之论，叶适的“史法”之议等，在史学批评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些藏书家的著作，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不只是简单的书目著录，而是包含了很多的史学评论的内容。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出现了批判、总结与嬗变的迹象，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尤其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面世，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度又向前推进了。应当注意的是，乾嘉的考史家们并未限于考据，在史学批评和理论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廿二史札记》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史学确有关注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今后应当充分重视这个传统，总结这个传统的优秀遗产。这是因为，没有史学批评就没有史学理论，换言之，有了史学批评才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批评的传统这么悠久，当然也蕴藏着丰富的史学理论。《史通》《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专书；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序、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史学》、龚自珍的《尊史》等，都是史学批评中著名的专文。如果把这些专文汇集起来，将是一笔非常丰厚的史学理论遗产。我们应当做这个工作，书名就叫作《中国史学批评文选》。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有力地回应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的观点。

史学理论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古人的思考会启发我们的思考和创新。中国古代史家的重要言论以及其中包含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对启发我们的理论思考、推进当前的理论建设很有帮助。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人，应当关注这个问题。

当今史学界的学风，反映在史学批评的问题上，是缺乏本来意义上的学术批评精神。不规范、剽窃行为是错误的，应当揭露，应当批评；但是学术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切磋，是探讨，是商榷，是辩论，而不是给人以当头棒喝。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商榷的风气确有可以肯定之处，普通的史学工作者可以和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名家商榷，彼此尊重，客观、真诚，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年史学理论之所以发展缓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和史学批评不能够正常开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这个优良传统，很值得我们思考。我想，首先是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史学批评的专书和专文来好好阅读，从中汲取营养；其次，是要通过书评来参与评论，参与理论探讨。写书评是提高理论修养的手段之一，也是传播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一个手段。书评应当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不可扬之过高，亦不可责之过深。白寿彝先生指出，对书中的优点要充分肯定，对书中的缺点，可以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以商量的态度与作者共同探讨。他还引用古人的话说，批评应该坚持“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古训。如果大家都采取这种探讨学术的态度，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史学批评的风气，就有利于史学理论的发展，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八、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

中国史学还有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并有丰富的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289]。对这个优良传统，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290]。人们讲得最多的是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三长论，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论，以及后来梁启超概括的“德、才、学、识”之论。其实，在刘知幾之前，孟子讲“事、文、义”，已经涉及了史家修养的要求。班彪、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也反映了他们对史家修养的认识。后来，范晔作《后汉书》，对司马迁和班固做了一番评论，反映出他对史家修养的要求。由此可见，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思考，和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一样，也是没有间断的。

今天的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史学修养？这是我们应当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我认为，除了传统的“德、才、学、识”的要求之外，还应该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强调文、史、哲的兼顾。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核心的问题是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当代史家修养中最重要的环节。历史研究要做得深入，历史著作要写得精彩，哲学和文学的修养十分重要。虽然我们不是哲学研究者，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应当了解一些；我们也不是文学工作者，但要具备基本的文学修养。当史学工作者具备了这些基本的修养时，它们就会自然地渗透到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当中。这种影响，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当历史著作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哲学和文学修养时，读者也会在兴致盎然的阅读当中接受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因此，文、史、哲的结合很重要，史学工作者应以加强史学修养为主，同时注意哲学和文学修养。学问上广博一点，见识上高明一点，这个修养是很重要的。至于提高修养的方式，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广泛阅读、勤写札记等，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积累。

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依我的浅见，包含人本主义、忧患意识、人生修养、史学审美等方面。

一是人本主义。从《史记》开始，历代史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人的活动。中国古代“正史”基本上是写人的活动，尽管有时候也讲天命，甚至讲一些谶纬、迷信，但总的来说，人的活动是最主要的方面。这就充分突出和肯定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古代史家对于人的这种历史作用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脱离“天命”的发展过程的。“人”脱离“天”而逐渐获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人本主义思想的逐渐发展的过程。不过，关于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像柳宗元那样明确地肯定“生人之意”的历史作用，毕竟是不多见的。

二是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天下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一言以蔽之，表现为对于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命运的关怀。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许多史家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比如，孔子惧而作《春秋》，就反映了他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写《史记》，于盛世之中看到潜伏的危机，他所记汉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迷信鬼神，土地兼并，民困财乏，豪强并立，富商巨贾不佐国家之急等诸多社会问题，无不是他的忧患意识的反映；吴兢写《贞观政要》，也是看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在开元末年，特别是天宝年间不断走向衰落的变化，抱有重振贞观之风的大志。宋代积贫积弱，史学家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反映。明清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同样凝重，而鸦片战争以后，史家的忧患意识更加深刻，龚自珍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91]，这是对史家的忧患意识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的最深刻的概括。“良史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是人文精神的深刻体现。

三是人生修养。中国史学非常注重惩恶劝善。惩劝的宗旨是教人走正道，不要走邪道，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惩恶劝善”，“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都是指的这种作用。这种惩劝的方式，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而是运用史笔的力量，使人通过读史而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的一种自律精神、上进精神。我们今天讲人文精神，讲人的修养、自律，是不能脱离史学、脱离读史的。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以至于今天还常常有人提出“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从表面看来，这是史学意识的淡漠；往深层看，这是关于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反映出茫然的一种表现。讲人文精神，就应该讲怎样做人；讲怎样做人，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应该重视读史。

史学传统中的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国历史记载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主要还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来认识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历史撰述中对于多民族历史的活动的反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个历史观念的形成与传播，是与中国历史和史学的不断发展密切关联的。它从很深的思想层次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有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是在不断的融合、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坚实的民族凝聚力。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反映。第三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在探索中华民族的自强道路方面，有着强烈的和自觉的意识。从魏源开始，一直到黄遵宪、王韬，中国史家的成就和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更加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宗旨。进入20世纪，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新史学”派，新历史考证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这是我们中国史学的传统，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对前辈史家的理解和认识，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今天，史学工作者仍然应当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对中国史学中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在当前还应当大力弘扬和发展，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当然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不好的东西，落后的东西，这一点毋庸讳言。我们主要的精力，应当用在发掘、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方面。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