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60（第1页）

再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60]

引言：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逐步认识

近年来，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就是有些历史工作者，由于不了解中国史学，所以在讲到中国史学的时候，常常跟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比如，过去经常有人讲，中国史学动辄言必称三代，今不如古，所谓“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等等。这些话，从今天看来都不妥当，也不正确，而且也早就受到了批评。如果一个史学工作者以外的人来讲这些话，尚情有可原；但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这就不合适了。这种情况说明，有些人包括部分史学工作者，还不了解史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

史学史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反思的学科。它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了解史学史，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素养。不了解史学，一旦涉及评价问题，就同我们研究史学史不了解历史一样，难免出错。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一个丰富的遗产，我们要高度重视。在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中，有许多优良传统。今天来重温这些优良传统，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优良传统对于促进当前的史学工作，对于我们从事这项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白寿彝先生说，史学遗产中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261]我们讲的是优良传统。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并非都是好的，它有过时的，有落后的，有的在今天看来甚至是错误的。这些我们都要清楚，不能说好就都好，说不好就全不好。我们对中国史学传统里面的优秀部分，要特别加以研究、继承和发扬；对不好的传统，我们也要了解，要能够说明它，要引以为鉴，但它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要继承优秀的东西，作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养料，这是研究史学史的基本宗旨。优良的史学传统，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史学的一部分，是史学遗产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以前，人们关注得很少。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白寿彝先生于1961年8月发表的《漫谈史学传统三事》一文。[262]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63]讨论的重点，一个是求真的传统，另一个是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在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里具有根本性质。不求真，不成其为历史学；不致用，这个历史学就是没有用的历史学。从史学史上看，古往今来，没有脱离社会的历史学。按我的理解，它们反映了历史学的两个基本属性，即前者反映了历史学的学术属性，后者反映了历史学的社会属性。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分别是《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264]，《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265]，《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266]和《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267]。这几篇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

“传统史学”这个名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是法国年鉴学派用来称呼19世纪兰克史学的一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范围。中国在“**”之前好像没有这个名词，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涌进中国来，中国一些史学工作者借用这个名词往中国史学上套，引起了很大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史学”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史学都是传统史学，时间断限离现在最近。显然，这个说法是不妥的。针对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光明日报》约我写了《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主要阐明什么是传统史学，什么是史学传统。我认为，所谓中国传统史学当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在1840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史学也由于社会的变动而在历史观念、史学的社会目的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开始由古代走向近代。因此，我们把1840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称为古代史学或传统史学。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至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也提出了几点认识。

1991年，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教授两次给我写信，替《西北大学学报》约稿。他给我出的题目，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一位大学校长，为学报约稿，这样的校长也不多见，我不能不应命撰文。在这篇文章里，我讲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如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而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这是我第二次接触这个问题。

我第三次接触这个问题，是在2001年。当时《中国文化报》组织了全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来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问题。这个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讨论所得则出版了三大本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应邀参加了这个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的想法就是要从史学传统里面来讲人文精神。这是因为，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惩劝宗旨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审美要求传统等，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历史运动来看待人文精神，我们也不可能撇开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史学来讨论人文精神，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应受到必要的重视。这就是我在《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2004年，我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的要求，给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同行们做了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叫作《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了中国史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遗产问题，二是传统问题，三是当前发展趋势。这三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只讲遗产和传统，不讲当前趋势，难于认识中国史学之得失和当前史学趋势之由来，以及史学工作者自身对史学发展之责任；只讲当前趋势而不讲遗产和传统，那当前的史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为史学史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中国史学的遗产和优良传统的看法讲出来，给同行做参考，共同为推动当前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的认识轨迹。这个轨迹说明，即便是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随着时代背景、社会要求和认识角度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断深入、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第五篇文章，也是我对这个问题及以往研究的再认识。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这是自孔子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268]而有明确的记载。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礼法；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种礼法是久已有之的传统了。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这个礼法的现象。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书法无隐”的齐太史兄弟[269]，就是破坏这个礼法的突出事例。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有可能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礼法，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270]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71]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的。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72]

但是，从“书法无隐”到“直笔”和秉笔直书，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还包含着人们在认识上的发展。“书法无隐”，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是从主动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反映出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书法无隐”在孔子的时代是对于个别史家的称赞而提出来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书法无隐”是按照伦理的观念即周礼来追求的，而秉笔直书是按照事实本身来要求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书法无隐”的原则和秉笔直书的要求混为一谈。周礼是一个伦理价值的判断标准，而不是事实判断的准则。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周礼的影响，而以历史事实为历史撰述的追求了。宋人吴缜是较早从理论上对历史事实做出明确概括的。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73]追求历史撰述的真实，就成为秉笔直书的发展方向了。这是优良传统。“书法无隐”和秉笔直书，代表了史官和史家的一种精神。史官们为了“书法无隐”，为了维护周礼的原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一些史家为了秉笔直书，也是不惜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求真的原则与追求信史的传统

求真和秉笔直书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秉笔直书，一般是指当世史家记录当时的事情，侧重于历史记载；求真，一般是指后人编撰历史的过程中要求历史之真，侧重于历史编撰。在坚持求真的原则方面，历代史家有许多典范。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不但参考了当时的档案和先秦人的文献，而且进行了广泛的漫游和考察活动。他的漫游和考察所得，是他后来撰述活动的很重要的准备。这些都是为了求真。唐初，史家李大师看到南北朝时候史官所写的一些史书不完备，而且“往往失实”，历史观念上也没有贯彻大一统的思想，就决心加以改正，试图“编年以备南北”[274]。后来，他的儿子李延寿继承他的遗志，撰成《南史》《北史》，从隋唐统一的局面出发，以南北对峙代替了华夷对立，纠正了以往史书中的一些明显的曲笔和错误。这些也都是为了求真。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同时，又作了《考异》30卷。《考异》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与《资治通鉴》相辅而行。这也是为了求真，而且坦然地把求真的路径告诉人们。两宋以后，考据之风越来越盛，至清乾嘉时代而盛极一时。这个传统被此后的史家继承与发扬，从崔述的《考信录》到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从顾颉刚的《古史辨》到今天一些以考据见长的史学家的研究等，都坚持了求真的史学传统。

求真的目的是要存留信史。追求信史，取信于后世，这既是史学家的崇高责任感，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信史”这个概念较早见于《文心雕龙·史传》。追求信史的传统的形成，是和历史认识的特点相联系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成为过去，不可能重复出现。人们认识历史，只能依靠流传下来的文献、遗物、遗址以及其他各种实物资料，据此尽可能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或者说“复原”当时的历史面貌。这种“复原”不是原原本本、百分之百的复原，所以它就难免有缺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们在认识上也不可能十分全面、十分周到地看待历史。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复原”和认识，就像人们认识真理一样，是一个逐渐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书不可信，其理由是史书中存在曲笔，也存在篡改史书的情况，所谓“‘实录’不实”之说，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典型例证。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绝对的和片面的看法。因此，对这些问题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尽管中国史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既有史家个人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或许有可能避免，但时代的局限性则是个人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如果只看到有的实录曾被修改过就说“实录不实”，或者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这是不符合中国史学实际的。如果这种片面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历史可言呢？我们又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光辉历史呢？我们应该看到，追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些优秀史家，以至于大部分史家都以之为毕生的追求。

三、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以及史书内容与形式相协调的传统

中国史书体裁之丰富，也是世所罕见的。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是其中的四种主要体裁，其他还有学案体、文征体、笔记等。这些史书体裁在今天来看，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撰述的要求来进行选择。史书体裁的多样性说明，对于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的历史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撰述形式来反映。选择何种体裁，主要根据历史撰述的目的和宗旨。比如，撰写20世纪中国史，可以采用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进行编次；也可以采用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编写；还可以采用综合体，将时间、事件、人物、制度综合起来。这就是史书体裁的多元性以及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协调。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比如，撰写两汉的历史，《汉书》《后汉书》是纪传体，《汉纪》《后汉纪》是编年体，《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是会要体；撰写明代的历史，《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典章》就用了四种史书体裁。这就是史书的内容和形式的互相协调。不同的形式所包含的内容，还可以相互补充，形成丰富多彩的局面。这种史学传统在外国史学中是少见的。但是，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对这个传统研究得比较少，甚至没有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的发展，要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风格和中国的气派。如果我们对这个传统的真谛有所认识，有所了解，那就会大大推进当前历史编撰工作的发展，推进中国史学的进步。

1984年，我在《安徽史学》上发表了《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275]，主要讨论了从东晋到唐中后期的六七百年中一些史学家在史书体裁上的辩难。辩难的中心问题是编年体优越，还是纪传体优越。刘知幾在《史通》里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劣长短作了精辟的评论。当时的讨论有一个倾向，就是人们认为编年体是孔子制定的，应该严格遵循，而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破坏了孔子的传统，所以应当恢复编年体的崇高地位。有些史家则不赞成这种看法，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篇略带总结性的文章，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可以看作是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276]这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一篇有很高理论价值的文章。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史学史修养，没有对中国史学的深入认识，我们就很难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使今天的历史编撰在体裁上丰富多样，在内容和形式的协调方面做得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

四、讲究史文表述的传统

所谓史文，就是历史撰述的文字表述。讲究史文，也就是讲究历史撰述文字的准确、优美，这也是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强调这个传统，并非是说中国史书都写得很精彩，写得引人入胜，而是说这一直是历代史家所提倡和追求的目标，而且中国史学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优秀史著。《左传》写战争、写辞令，《国语》写历史形势，《战国策》写说客辩词，在史文表述方面都各有成就。《史记》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看待，写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群相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它写战争、写重要的历史场面也极为精彩。《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资治通鉴》写战争，也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传统并有所发展。这个优良传统，也为现代史家所重视和继承，翦伯赞的历史著作，文字表述优美；范文澜历史著作的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们在史文表述上的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这充分说明，史文表述之美，增强了史学自身的生命力，同时也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