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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伟大与悲惨

在帕斯卡尔之前，同样深刻有力地论述过人的理智和道德，尤其是在追求幸福方面的不幸和无能为力的尚不乏其人，例如怀疑论者，斯多亚派，基督教教父，以及《圣经》中某些篇章的作者。但是，却很少有人像帕斯卡尔那样全面地探讨过人的不幸和悲惨境况，而同时又把人的这种悲惨和不幸的一面与他的伟大、尊严和高贵的一面相对照，这就尤其使人惊心动魄了。

在人的伟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帕斯卡尔所说的伟大是相对于物体、禽兽、外观而言，是指人的思想、精神方面的内在的伟大；第二，这种思想的伟大本身又含有内在的矛盾，即人的思想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三，他所说的思想的内涵与笛卡儿的不同；第四，他把这种思想看作人的使命、义务和道德原则。

帕斯卡尔是一个非体系、非思辨的思想家，但他同样赞美和弘扬精神和思想的伟大。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伟大：第一种伟大是物体、身体、地位方面的伟大，这只是一种外观，表面的伟大，可以说是假的伟大；第二种伟大是理智的伟大，它高于前者，却仍然是很不完全的伟大；第三种伟大是仁爱精神，圣徒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伟大。

帕斯卡尔在人与自然界、身体与思想之间进行比较和对照：自然界是强大的，而人是脆弱的，自然界可以十分轻易地毁掉人，而人却不能毁掉自然界。然而，这里所谓人的脆弱和容易被毁灭，只是指人的身体，即人身内的自然，人凭他的身体即他身体内的自然是无法与他身外的自然、与无穷的宇宙相抗衡的。人凭他的身体在自然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它属于自然界，但低于自然，甚至低于自然界许多物体，如日月星辰。人只能依凭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高于自然，真正能从自然界独立出来。因为自然界是无知的，他是有知的，自然界是不知道它对他具有的优势的，而他却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死亡。顽石没有思想，禽兽没有思想，只有在人那里，思想与自然（身体）才结合为一。人并非因身体而伟大，相反，正是由于其身体，人是软弱的，只占有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有如一个原子、一个质点那样为宇宙所囊括和吞没，然而由于其思想，人就是伟大的，无限的，能够囊括整个宇宙。因此，人的伟大就在于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的全部优异就在于思想。

但是，思想本身又是有缺陷的。“这样，思想由于它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1]

帕斯卡尔谈到小小的噪音也会干扰最伟大的思想家思考，而这种脆弱性大概是同身体、大脑的脆弱性有关的，人的精神和思想还得受他的肉体，受那副皮囊的纠缠和妨碍。帕斯卡尔还谈到思想的偶然性：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思想，偶然的机会也勾销了思想，根本没有可以保留思想或者获得思想的办法。“思想逃逸了，我想把它写下来，可是我写下来的只是它从我这里逃逸了。”[2]并且，我们不能同时想两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强迫自己一定想什么或者想出什么。我们大概只能依据过去的体验，创造某种条件和氛围，从而希望能够产生某种思想，但不可能担保它一定出现。我们能禁止自己不想什么吗？这比前者更难还是更容易？迄今人类也未造成什么思维追踪机来追溯和记录一个人思想内容的轨迹，大概今后也不会有此可能，尽管从不乏人有此幻想，并希望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另外一些人曾希望从对自己思想的体验中来把握它，例如托尔斯泰就曾在一段时期试图记录下一天中他所想过的全部东西。

那么，帕斯卡尔所说的这种伟大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呢？笛卡儿所说的“思想”（cogitiar）是指理性的思维。在他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中，“我思”（cogito）是指怀疑，指一种以怀疑为主要内容的理性思维，一种暂时撇开一切东西，对一切东西质疑的纯粹的理性思维，一种甚至可以说是悬搁了主体，暂时把主体排除在外、随后才来证明主体存在的纯粹理智活动。在这里，笛卡儿达到一种理智的彻底性，以致后来以思维为原则的一切哲学体系都难逃此出发点，都试图从某种纯粹意识出发。

而帕斯卡尔对那种纯哲学的形而上的理性思维不感兴趣，当他谈到科学的理性思维时，都是用“理智”（raison）、“推理”、“精神”（esprit，尤其是那种“几何学精神”），而当他谈到“思想”（pensée）时，含义要广泛得多，尤其在弘扬思想的伟大时，则主要是指一种带有浓厚的人生哲学色彩的沉思，一种对人自身，对人的生命和死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境况、目标和使命的认识，这与笛卡儿那种带有浓厚的纯哲学思辨色彩的“思想”无疑是很不同的。这时他所说的“思想”类似于他在论及三种次序中讲到的“智慧”，一种相应于仁爱次序的人生的最高智慧，一种人的真正的完全的伟大。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首先就是对人的悲惨境况的认识。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树并不认为自己可悲。人认识到自己是可悲的；然而他认识到这一点又是伟大的。当然，人的这种认识，这种思想的伟大并不仅此而已，这还是第一步，人的思想的伟大还在于使人向上飞升，使人超越自己的悲惨处境。

也正是在“思想”的这样一层含义上，帕斯卡尔才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思想不仅是他全部的尊严和全部的优异，而且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去思想，思想的顺序则是从他自己以及从他的创造者和他的归宿开始。思想就是人的使命，人的最高义务。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的身体所无法填充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帕斯卡尔才谴责世人并没有真正地进行这种思想。世人都在想着什么呢？“从来就不是想到这一点，而是只想着跳舞、吹笛、唱歌、做诗、赌赛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3]这种思想是人最伟大的禀赋和能力，但你必须去运用它，通过它去真正使自己获取作为人的全部尊严，由潜在的伟大变为实际上的伟大。

现在转到人的悲惨的一面，帕斯卡尔论述的重点在悲惨。伟大是与悲惨相对照的，甚至伟大就仅在于认识到这种悲惨。他是在对怀疑论者说话，对日子过得似乎挺满意的人们说话，对觉得自己已经履行了对宗教的义务因而乐观满足的天主教徒说话，他自然要强调悲惨，要把人的生活的这一面展示给他们看，在他们心灵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使他们平静自足的心灵不得安宁。

人的这种悲惨和不幸包括三个方面：即人不能不追求真理却达不到真理；不能不追求善良却达不到善良；不能不追求幸福却达不到幸福。人若无这种追求和欲望就不会不幸，但人若有这种欲望，却又无能为力，那就非常不幸了。

帕斯卡尔在这方面并不怎么述及那些明显的痛苦和悲惨，如生活的贫困、专制的压迫、事业的挫折、爱情的失意等，而是着意探讨那些人们自以为是幸福的东西，向他们展示，那实际上并不是幸福，那些人们认为是赏心乐事的东西其实正是他们最大的危险和不幸。

他从两个方面展开他的论述，一方面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劳碌和消遣。首先是人们的空虚和无聊，他认为人最不堪忍受的就是闲适和无聊，可是却又常常陷入无聊，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没有**，没有冲动，这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从他灵魂的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和绝望。人们找不到真正的生活目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做什么好。谁要是看不见世界的种种空虚，他本人一定是非常空虚的，人心是空洞的，人生是无聊的。

而人的本性就在于运动，完全的安息就是死亡，无所事事对他来说比辛苦劳作更难以忍受。不做什么比做苦工更难，久站不动比长途跋涉更难。要人安安静静地生活，这是不了解人的本性。人躲避安静甚过躲避一切，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更爱的是行动的过程而非行动的目的，他们不断地要追求新鲜刺激，他们爱打猎甚于爱猎获品，他们爱钓鱼甚于爱鱼，他们爱赌博甚于爱赢钱。假如你每天给一个爱赌博的人一笔他可能赢到的钱，条件是绝不许他赌博，那你可就要使他不幸了。正因为如此，幽禁的监狱就成为一种可怕的惩罚，退职的官吏就变得最为可怜。

于是人们就以辛勤忙碌和游戏消遣来排除自己的无聊；用各种事体来填充自己的空洞，用热闹和纷扰来掩盖自己的心灵空虚。幸运的是，虽然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刺疼我们，但一点点小事也就可以安慰我们，就可以转移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开心。一件琐碎的事，比方说打中一个弹子或台球，就可以使人忘记甚至刚刚才失去亲人的悲痛。

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地排遣自己，让外物占据自己，从小就操心着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朋友，甚至于自己朋友的财富和荣誉。我们把各种业务、语言学习和职业训练都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懂得若是没有这些操心他们就不会幸福，因而使他们从早到晚劳苦不堪，而这竟然真的使他们幸福！若是他们还有空闲，我们就劝他们从事游戏和娱乐，使他们培养一些嗜好，于是他们就快乐了，就好比在人们的眼前放一些东西阻碍他们看见悬崖，他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人们既然不能治疗死亡、悲惨和无知，他们就认定为了使自己幸福根本不必去想这些。人心里是空洞的，于是人们往里填充东西，可是填充的并非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垃圾，所以帕斯卡尔感叹说：“人心是怎样的空洞而污秽啊！”

然后，帕斯卡尔继续指出，正是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我们的最大不幸和苦难，“唯一能安慰我们的可悲的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也是我们的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且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4]消遣是恶，快乐是罪。

无论如何，人还有一种基于伟大的原始天性的本能直觉，使他隐秘地意识到幸福实际上不在于这种消遣和娱乐，而在于某种安宁，在于与上帝同在，或者与永恒、无限、绝对同在的安宁。这时他才会真正地感到有家可归，感到有依靠和有根基。而日常的事务和消遣却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归宿。因此我们要取消他们的那些操心，这时候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自己，就会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从何而来，自己该往何处去。这样，就可以说，本来是使我们最难受的无聊，现在反倒是我们最大的福祉，因为它比一切事物都更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治疗。所以，帕斯卡尔认为一切盛大的娱乐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危险的，他觉得人需要通过某种悲观期望、忧郁、烦恼的情绪而认识自己并走向上帝。

这样，人的伟大和渺小、高贵和卑贱就构成了人的悖论，人的矛盾。“因而，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一个奇观啊！既是万物的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贮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既是宇宙的光荣，又是世界的垃圾。”

人的这一矛盾，这一悖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帕斯卡尔用基督教的原罪说，堕落说来解释。他认为，人是从他原先拥有的较美好天性堕落到类似于动物的可悲境况的，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他的不幸是一个失位的国王的不幸，他的伟大是对曾经是一个国王的伟大的追思和认识。

因为，假如人从来不曾堕落，不曾腐化，那么他就会确有把握在他的清白无辜之中既享有真理又享有福祉了，他就会既有追求幸福和真理的欲望，又有达到它们的能力；而假如人从来就是腐败的、恶劣的，那么他就既不会对真理，也不会对赐福具有任何观念和印象了，他就会在污泥中自得其乐。可是他并不能够像禽兽一样自得其乐，他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试图追求崇高和完美，因为他曾经有过崇高和完美，他的追求实际是一种复归和追溯，这种追溯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无力，因为他无法凭自身达到那至善至美。我们既有着对于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我们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追求是我们的宿命，可我们总达不到那根本的目标。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却还是要追求，这就是人的悲剧。

人的这种处境就类似于加缪所说的古希腊神话中巨神西西弗斯的处境，有一种加于他之上的永远的苦役，他一次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又一次次地滚落山下。这也就是萨特所说人的根本的欲望及其失败，人不能没有这种根本的欲望，人的所有欲望中都潜藏着这一根本的欲望，这一根本的欲望就是要成为自因的自在，或者说“自在—自为”，也就是说，既有着坚实的存在（自在），又能以自我为根据（自为）。换言之，既然没有上帝，人就想要使自己成为上帝。但是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和流产的，自在与自为是一永恒的矛盾，人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根本目标，“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这就是萨特的结论。萨特对于人的这一本体的悲剧的描述跟帕斯卡尔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至此为止，他认为前后两端（原因和归宿）都是荒谬和神秘，而帕斯卡尔却不满足于此，他试图解释其原因和探讨其归宿，他依靠他的上帝，这使他的哲学带上一种祈求和希望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