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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道德状况

帕斯卡尔生活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比较动**的时期。一般来说，有两种不同的动**：一种基于某种富有生命力的崭新观念或意识形态。它对社会上的广大群众无疑是一次洗礼，它在埋葬某些旧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又建立起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和规范。还有一种则是基于某种虚假观念，或者纯粹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动**。它基本上是破坏性的，或者虽然有的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某种有益效果，但对社会的道德面貌却是腐蚀性的，其有害的影响有时要持续许多年。在这后一种动**中，阴谋和野心获得了充分施展的天地，各色人等的私欲大大地膨胀和发展起来，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一般的道德准则被公开践踏，而并没有恰当的道德规范取而代之，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随之低落下来。这种状况在与帕斯卡尔同时代的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纯洁的清醒者，生活是颇不易的，也是痛苦不安的，但总有一些品行高洁者仍然努力地抵抗着这种颓败的风气。他们也许在扭转世风方面感到一种痛苦的无力，但至少力图使自己守身如玉。他们试图在一个众人如蝇逐臭般追逐名利的时代做一个淡泊清心者；在一个争强好胜的社会里做一个与世无争之士，在一个邪恶得势的社会里不与邪恶为伍。他们也试图对这种种道德现象做出深入的思考，分析人们的行为动机并探讨人们的出路。他们停下来沉思和反省，正如帕斯卡尔所说：“当一切都在同样动**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着，就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纵欲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沦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能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激狂标志出来。”[1]他们停下来了，他们可贵也就可贵在这里，他们显示出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因而也就等于谴责了当时流行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也就常常遭人忌恨，就像主张过一种严肃和清修的道德生活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中人遭到人们忌恨一样。

帕斯卡尔也是这类停下来思考的人们中的一个，而且他比他的同道们思考得更深更远。帕斯卡尔认为：“欲念是我们全部行动的根源”，或者说，“欲念和强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源，欲念形成自愿的行为；强力形成不自愿的行为。”[2]人使自己屈服于快乐，这是可耻的，而屈服于忧伤却并不可耻。人对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和感官快乐趋之若鹜，这些利欲和快乐本身就是不可满足的无底洞。然而，人还要贪图虚荣，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希望在精神、荣誉方面也得到满足。“人的最大的卑鄙就是追求光荣，然而这一点又正是他的优越性的最大标志，因为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少东西，享有多少健康和最重要的安适，假如他不是受人尊重，他就不会满足。他把人的理智尊崇得那样伟大，以致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大的优势，但假如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理智中也占有优势地位，他就不会惬意。”[3]

也就是说，追求荣誉和尊敬既是人的伟大之处，又是他的卑鄙之处。说他的伟大是因为他毕竟不满足于物欲和感官的快乐，而重视观念的自我，重视舆论和别人的看法。说他卑鄙则是因为他追求的这种荣誉还是为自己的，还是入世的、虚幻的，并且因此转移了他对真正应该注意的目标的视线。

帕斯卡尔认为人们因贪图虚荣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存在。人们不满足于自身之中所具有的那个生命，他们期望有一种想象的生命活在别人的观念里，并且因此而力图表现自己。他们不断地努力在装扮并保持他们这种“想象中的存在”而忽略了真正的存在。他们常常要以前者去换后者。也就是说，他们在为别人的看法而活着，而不是为自己，为真实的存在活着。

帕斯卡尔反对追求虚荣，除了上述的反对为别人的看法而活着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即他念念不忘的对尘世一切东西的超越。他的力求无限和彻底的精神使他觉得即使在荣誉、尊严面前，真正高尚的人也不能够驻足，而必须继续远行，去探求更高的目标。

然而，人的现状却使他深为失望，虽然这种期望恰又成为他论证人应超越自身的论据。他写道：“我们是如此之狂妄，以致我们想要为全世界所知，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我们又是如此之虚荣，以致我们周围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4]人们求知也是为了比赛，人们之所以想要知识只不过为了要谈论它，就连哲学家也在向往它；写书反对比赛的人是想要获得写得好的声名；人们甚至把别人的意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贵重，为了获取光荣而宁愿赴死。

人是伟大的，又是卑贱的，伟人亦不能脱此范畴，伟人在某些方面与最卑贱的人一样低下。帕斯卡尔认为，伟人在这方面也是普通人。他们无论显得多么高大，总还有某些地方是与最卑贱的连在一起，他们并没有悬在空中，完全脱离我们的社会。如果他们比我们伟大的话，那乃是他们的头抬得更高，然而他们的脚还是和我们的脚一样低。这样，他们和我们就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同一地面上。根据这一端，他们就和我们，和最渺小的人，和小孩子，和野兽都是同样低下。而且伟人所犯的恶更为可怕，是一种特殊的恶。

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交往方面。帕斯卡尔认为，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选择好的交往。然而选择又必须依靠过去的经验，这就会构成一个循环，一个恶性的循环，能摆脱这一循环的人是幸福的。帕斯卡尔对人与人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是阴郁悲观的。他认为人人都是天然彼此为仇，人们想尽量利用欲念为公共福利服务，但这不过是伪装，是仁爱的假象。因为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仇恨；怜悯也只是人们想以此无代价地获得仁慈的名声。

谈到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上财富、地位、名声、权力等各种资源分配的平等与不平等，亦即有关“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的问题，帕斯卡尔用了一个“错认的国王”的例子来说明。[5]他假设一个人被风暴扔上了一座无名岛，那里的居民正急着在寻找他们失踪了的国王；而因为这个人身体面貌与这位国王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就被当成了国王，并且全体人民承认了他的这种身份。起初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最后决定利用他的好运气。他接受了人们给予他的一切尊敬，任人把他作为国王对待。但是，由于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自然身份，他就在接受这些尊敬的同时不断地想到：他不是那些人民寻找的那位国王，王位并不属于他。于是他就有了双重的思想：一种思想使他作为国王行动，另一种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意识到只是巧合把他放到了他所在的位子上。他藏起后一种思想，展示前一种，用第一种思想对待人民，而用后一种思想对待自己。耐人寻味的是，帕斯卡尔并不认为这种“双重思想”就不是人的一种恰当的态度。

帕斯卡尔充分注意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某种偶然、巧合性，尤其是世袭制的偶然因素。他对那位青年公爵说：您成为您的财富的主人并不比这个人成为国王的巧合要小。您对此的权利和他一样不来自您自身和您的本性，您刚好出生于这个家庭，以致后来获得爵位和财产取决于一场婚姻，甚至您所有先人的婚姻。但是这些婚姻又取决于什么？一次碰巧的访问，一回漫天闲聊，上千次意外的机会。而恰恰是使您得到这份遗产的继承法也并不就是自然法，您不能表明您对这些事物拥有一种自然权利。这种秩序可能仅仅是建立在一些立法者的意志之上，而这也不是必然的。所以，您借以占有您的财产的那整个爵号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爵号”（天爵），而是“人定的爵号”（人爵）。

当然，帕斯卡尔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所有权不是正当的所有权，这些财产不是正当地属于这位公爵，别的人可以从他这儿把它们抢走，可以将其剥夺。他说，因为财产的主人上帝曾允许社会制定一些法律来分配它们；而在这些法律成立的时候，破坏法律就是不正义的。这就使“世袭制的财产分配”与那个被“错认的国王”的例子又有了一点区别；因为上帝不会允许那种占有，会迫使他放弃，但却会允许像青年公爵这样的继承占有。但两者在有一点上完全一样，即两者拥有的那种权利都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的，不是建立在能配得上这权利的品质和功德上。然而，我们追根究底，甚至按贡献、功德分配也不是完全非偶然的，因为这些贡献与功德与个人的天赋不无关联，而这种天赋也是相当偶然地继承来的。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要在利益分配上最关照那些最不利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正是基于此点。但是，在分配的正义中，可能实际上无法、也不应当完全排除偶然因素。

但无论如何，巨大财产的拥有者们却不应当有任何骄矜，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应当像一位代理人、托管人一样来照管这份财产。帕斯卡尔对青年公爵说：就是您也应该像我们说过的那个被“错认的国王”一样有“双重的思想”；如果您按照您的地位与人们进行外在的交往，您就要通过一种更隐秘但更真实的思想，认识到您没有自然地高出他们。如果您公开的思想使您高出了人的共同点，另一个思想就要把您降低，保持着与所有的人完全平等；因为这是您自然的地位。赞美您的人民也许不知道这个秘密。他们相信贵族有一种实在的高贵，他们几乎认为贵人属于与别人不同的另一自然。如果您愿意，就别向他们指出这个错误；但别傲慢地滥用这种升高，尤其是不要以为您的存在比别人的有什么高出的地方而错认了自己。

帕斯卡尔认为这一看法十分重要。因为许多有身份的人恰恰如此奇怪地竟然忘记了他们的自然地位。而贵人们所有的暴戾、所有的虚荣就源于他们一点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人。相反，那些在内心视自己与一切人相等，肯定地知道虽然上帝使他们高出别人的那些小小好处，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与之相配的东西的人，就不会傲慢骄横。

总之，世界上有两种高贵，一种是人定的，一种是自然的。“人定的高贵”取决于人的意志，人们曾有理由相信应该给某些地位以荣耀和尊敬，爵位和贵族就属于这一类。这个国家敬仰贵族，那个国家敬仰平民；这个看重长子，那个看重幼子。为什么这样？因为人们高兴。事情在确立之前是没有区别的，但一旦确立它就变成正义的，因为再搅乱它就是不正义的。但“自然的高贵”是不依赖于人们的心血**的，因为它们在于灵魂或身体的实在的实际的品质，诸如学识，心灵的光明、德性、健康、力量，这些品质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值得敬佩。

以上说的主要是拥有某些“人定的高贵”的人们应具有的态度，或者说是居上者的态度，那么，居下者的态度呢？他们该如何对待这些人间的居上者呢？大概除了国王，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帕斯卡尔说，我们对这两种高贵都应有所尊敬，但由于它们出自不同的本性，我们就该给它们不同的尊敬。对“人定的高贵”，要给他们人定的尊敬，如遵循某些外在的礼仪、对国王说话要屈膝，在王子房中得垂手侍立等。我们在这些场合应在行为上表现出这些恭敬，拒绝这些恭敬就是心灵愚蠢和低劣。这也并不使人就失去尊严。依据理性，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礼仪是具有某种内在的正义性的，但遵循它们并不使我们就断定：我们恭敬行为的对象一定具有值得我们内心敬仰的实在品质。帕斯卡尔直言不讳地对青年公爵说：我并不因为您是公爵，就必须内心敬佩您，但我必须向您行礼。如果您同时是公爵和有教养的人，我就会分别给予这些品质我该给的尊敬。但是如果您是公爵却没有教养，我还会对您行礼的，但在向您致以人类秩序系于您的出身的外在恭敬时，我并不会缺少对您灵魂低劣的内在的蔑视。这些敬意的正义就在于此。而不正义就在于把自然的尊敬系于“人定的高贵”，或为“自然的高贵”要求人定的尊敬。这也就意味着：有德之人并不一定就能得“位”，以及得到这一地位所系的人定的尊敬。

至于居上者如何接受自己的地位而又超越自己的地位，或者说，如何接受世俗秩序而又超越世俗秩序呢？帕斯卡尔指出：做居上者也就是做人的欲念和诸多目标的主人，并因此能满足众人的需要和欲望。是这些需要和欲望把他们引到您的身边，成为您的属下，否则他们甚至不会看您一眼。他们希望通过给您的服务和恭敬，从您这儿得到些许他们渴望而眼见您拥有的财物。这和神圣的秩序不一样，神圣的秩序是上帝身边围着一群充满仁慈的人，他们向他请求仁慈这种财富，这些是他能给予的，因此他正是仁慈之王。而在世俗的秩序中围绕着你的这些人是充满欲念的。他们向您要求欲念的财富，是欲念把他们拴系到您身边。因此您正是一位欲念之王。

但是认识了您的自然身份，您就要使用它给您的手段，而不要企图通过不同于使您成为国王的道路来进行统治：并不是您的自然力量和能力使这一切人屈从于您。因此不要企图用强力主宰他们，不要冷酷地对待他们，要满足他们正当的欲望，供给他们生活之需，要乐善好施，尽您之所能使他们进步，这样您就是在做一位真正的欲念之王了。但如果您到此为止，您仍不免堕落，虽然至少您是作为有教育的人堕落。所以不应该到此为止，应该蔑视欲念和它的王国，而期望仁慈的王国。[6]

由上可见，帕斯卡尔毕竟阐述了有关社会正义的某些原则。但是，由于帕斯卡尔心系上帝，渴望无限，帕斯卡尔更为强调的是人类正义观念的相对性，是人们对正义理解的千差万别。所谓“最普遍的准则”只是：每个人都遵守本国的道德风尚。因为这也就等于说，“最普遍的”就是各行其是，就是各个特殊而实际上无任何“普遍性”，就像有人说只有“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一样。“纬度高三度就颠倒一切法理，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根本大法用不到几章就改变；权利也有自己的时代，土星进入狮子座就为我们标志一种这样或那样的罪行的开始，以一条河流划界是多么滑稽的意义！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边是真理的，到了那一边就是谬误。”[7]盗窃、**、杀子和弑父，这一切都在德行中有其地位，一个人可以有权利杀我，就因为他住在河的那一边而他的君主又和我的君主有争执，尽管我和他并没有任何争执，难道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吗？所以法律的基础、本质并非正义，那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正义与强力必须相伴而行，必须结合起来，正义没有强力则无能，没法实施，强力无正义则暴虐，要被人指控，因此，就必须使正义的变为强力的，或者使强力的成为正义的。然而究竟何为正义却众说纷纭，而何为强力却清清楚楚，这样，我们就无法齐心协力地赋予正义以强力，而强力则否定了正义并说正义就是它自己。这样我们就总是通过第二条途径使强力与正义结合起来，即使强力成为正义的，此即为“强权即公理”。

因此，帕斯卡尔否认人世间有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正义，如果这种正义不和神圣的正义联系起来的话。他认为人间的正义是时尚造成的，正义就是那些已经确立的东西：法律、传统、习惯。人们关于什么是善的意见也是千差万别的。蒙田提到有280种至善，就说明人们对至善并不知道多少。因而，人们提出的道德规范和戒条也是有相对性的。为什么定这么一条或几条规范呢？不解释便无用，一解释就混乱。“自然规定了它们彼此并不能互相包容”，人们却硬说它们有联系。

帕斯卡尔这种对人与人关系，人的行为及人间正义的如此阴郁悲观的看法，是基于一种动机论和圣洁的道德评价原则，就跟拉罗什福科揭露人的德行的虚伪也是基于此原则一样。也许，他们如果着重从行为的效果分析，就不会觉得人们的道德状况是那么可怕，因为有许多事尽管是出自私欲或混合的动机，但却造成客观上有益的效果；以及许多人在能够个人与他人两利时还是会去兼顾两者，而只有在冲突时才会露出獠牙。另外，仅仅为恶而行恶的人还是极少，而愿意行善或者仅为了利益而行恶（也就是说仅在利益冲突时行恶）的人还是居多；最后还因为恶的动机产生好效果的事情，毕竟要比善的动机产生坏的效果的情况要多。所以如果从行为实际效果去衡量人，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达到某种乐观主义。然而，当一个人完全从动机去分析人的行为时，当他从人们的动机中分析到某些杂质时（实际上往往并没有纯粹的善或恶的动机，正像往往没有纯粹的好或坏的效果一样），他就会大失所望。无论如何，有些人往往从理想主义的高峰谴责人类，而这种谴责，正像可能有损于他们自己一样却往往有益于人类；而如何对待这种谴责，却往往是社会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往往要联系到对人的本性的考察。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爱；或者说以自我为中心，人的本性就是只爱自己，并只考虑自己。“没有一个人是不把自己置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没有一个人是不爱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生命的延续，有甚于世上其余一切人的财富、幸福与生命的；这是出于怎样一种颠倒的判断啊！”[8]“每个人对于他自己就是一切，因为自己一死，一切对于自己就都死去了。由此而来的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对于所有的人就是一切。”[9]

人的这种自爱的本性也许首先倒是由于身体。你的肉体痛苦、疾病就是你的病痛；另一个人，即使他再爱你，甚至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延续你的生命，但他却无法跟你同样地感觉到那些病痛。再如快乐，你的身体的快乐就只是你的快乐。再如死亡，你的身体的死亡就只是你的死亡。身体的感觉和存灭几乎是无法替代的。

对于这种自爱，人们可以谴责，可以赞扬，也可以同时有褒有贬。赞扬者是看到这种恶的情欲，或者对自己利益的追逐常常造成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也就是说他持一种效果论和历史主义的立场。谴责者则认为它有悖于神圣、至善，或某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也就是说他基于一种道义论和圣洁论的立场。

帕斯卡尔属于谴责的一派，认为自我本身是不义的。自我有双重性质：就它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中心而言，它本身就是不义的；就它想奴役别人而言，它对于别人就是不利的，因为每一个自我都是其他一切人的敌人，并想成为其他一切人的敌人，成为其他一切人的暴君。你可以取消它的不利，却不能取消它的不义。因此，你并不能使它对那些恨它不义的人变得可爱，你只能使它对那些在某种不再发现自己敌人的不义之人变得可爱。因此，你始终是不义的。并且，只能讨不义的人的喜欢。[10]换言之，即不能使那些恨自我不义的人觉得自我可爱，而只能使恨它不利的人觉得它可爱，而这将还是不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