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及其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第2页）

2。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新的、更高的阶段，蕴含着西方哲学发展继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转型）之后出现了一次新的、具有哲学思维方式变更意义的转型，即现代转型。由转型所形成的哲学就是现代哲学。关于这一转型的理论取向、即现代哲学的基本理论倾向，我们已在上一节中做了论证。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论证的是：现代哲学是否超越以及怎样超越近代哲学。

从追问关于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哲学体系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观点看，从把心物主客二元分立绝对化，并把由此产生的唯物唯心等的对立当作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的立场看，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主要哲学思潮的出现和流行相联系的现代哲学的形成，很难说是哲学发展上的进步。它们不仅批判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也否定了近代唯物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它们在反对二元论等的口实下要求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标准意义下的主客、心物等关系问题，也就是否定物质和精神作为独立实体的哲学意义。从唯心主义是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实体性的精神、物质是由这种精神派生的学说看，绝大部分西方哲学家也都反对唯心主义。但如果把从作为主体的人出发来看待世界并认为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为人本身所建立和规定（人化）的学说当作唯心主义，那这两种思潮大体上都可归属于唯心主义。不少西方哲学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而不是从精神派生物质的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为唯心主义。因此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可归属于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作为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其评价只能是否定的。与此相关，如果谁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寻找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因素，并把是否具有这种因素当作评价它们的根本尺度，那必然会脱离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趋势，把它们自己认为应当否定的东西当作肯定的东西。

是否应当因现代西方哲学否定了近代唯物主义而笼统地对之加以否定呢？这实际上涉及应当坚持还是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坚持，那必然否定。即使人们有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愿望，只要他们仍然坚持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他们就会因为现代西方哲学企图超越后者而对之否定。如果人们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愿意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他们就会从西方现代哲学中发现与这种超越有关的积极和进步因素。

从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型以来已有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大小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使人目不暇接。它们的理论特征彼此相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内部多不统一。就对它们的具体的思想评价说，往往是真理与谬误并存，进步与倒退交织，革命与反动共在。抱着完全相反的立场和观点的人都不难从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例证。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做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倾向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他们大都放弃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和一切知识的基础，即置于它们之上而成为“科学的科学”的企图。尽管这大大地限制了传统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消解，但却可能是哲学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进步。随着各种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需要建立在某种绝对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更不需要哲学来代行其职能。它们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原有的知识体系，更不能继续被当作哲学的分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的确存在由此走向极端，以至主张根本取消哲学等片面性倾向；但大多数人承认科学并不能完全取代哲学，哲学仍然具有存在的意义。他们只是要求重新思考哲学和科学及其他一切知识的关系。有的人主张哲学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科学方法论，有的人认为哲学和科学分属不同领域。他们都要求重新思考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哲学只应去做它自己该做的事情。后者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中很难有普遍同意和完全确定的回答。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尽管这些说法也都存在片面性，但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条件下哲学的新的意义和功能做了新的、有价值的探索。这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越。相对于传统哲学往往被当作形而上学，有的西方哲学家把现代哲学称为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由此被称为后形而上学的转向。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认识论，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有的西方哲学家甚至也不简单否定自然界、物质世界本身自在地存在。他们往往只是要求不在哲学上把主客心物当作独立存在的实体，不把它们的关系看作是实体性的派生和被派生的关系，而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不是指主体从虚无中创造客体，而毋宁说是发现、界定客体，或者说赋予客体以意义，使之成为客体。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方式的界限。然而他又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企图把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理论理性世界和实践理性世界归属于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后者正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发现或界定的世界。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存在片面性，有的人甚至走向极端。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撇开（尽管并不都是简单否定）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客观基础，从而具有相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唯意志主义倾向。但是其锋芒毕竟主要是针对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是对这些倾向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以人的生活和实践来解释人的创造性活动，提出不应以主客二分、而应以人（而且是与他人共在的人）的实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正是实践使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了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以某种片面甚至歪曲的形式，走向了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似的思想。总的说来，他们是从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对传统的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从这种意义上说，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是生活和实践的转向。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对近代哲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万能和理性独断倾向进行了公开挑战。他们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转向非理性世界，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的情感意志活动）进行了多层次和多方面（包括它们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与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有的西方哲学家在这种研究中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例如，有贬低、甚至否定理性的作用，夸大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作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唯意志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他们对非理性活动的揭示和研究毕竟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而那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其中可能包含着各种扭曲）的本真的精神活动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达到对人的更全面和完整的理解的重要门户，是对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重要补充，对它们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还应当指出，对多数西方哲学家来说，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理性，也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反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而只意味着否定理性的独断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人的生存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意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的主要意义在于，全面地认识和领悟人的生存，从人的生存活动本身之中领悟人的生存，并由此而更全面地认识和领悟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的出发点不应当是人的狭隘的理性，而是具有丰富多彩意义的生存。从这种意义说，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可以说是生存论的转向。

第四，西方近代哲学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然而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使哲学家们把人的存在抽象化了：把人要么看成与其对象相分离的纯主体，要么将其对象化而失去作为主体的意义，而这都掩盖了人的现实存在和人的本真性。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在从哲学上重新研究人时大都一方面反对把人对象化，要求恢复人的本真的存在，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强调要把人看成完整的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认为人不是哲学体系中的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而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因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而获得意义。传统哲学的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实质上“遗忘”了人，而哲学的重建归根到底是向人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又反对把人当作纯粹主体，即孤立的、原子式的自我存在，而认为应当看成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或者说一定境遇中的存在。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意味着同时对自我、他人和环境（客体）的肯定。他们要求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体间性（主体交互性）取代主体性，以主客的相互作用（生活、实践、过程）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把人的存在抽象化的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作了有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还可以从重过程、轻实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往往以实体本体论为核心，强调存在的实体性。当西方近代哲学家从主客分立出发构建其哲学体系时，其主体和客体都在不同层次上被当作实体。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和唯心主义者的精神往往都是指实体性的存在。甚至对理性和人，也往往赋予实体性的意义。西方现代各派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各派在批判近代形而上学、二元论、绝对理性主义时则大都排斥相关存在的实体性，而强调其活动性和过程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观点虽然有片面性，有时甚至走向极端，但与近代哲学相比，在对人与世界的认识上都有重要的进步。我们将在具体阐释各个现代哲学流派的理论时做具体的介绍，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用一种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的确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哲学比，现代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9—5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16—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德］梅林：《文艺批评论文集》第2卷，500页，俄文版，193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