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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及其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为了较为充分地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既要揭示这一转型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也要揭示这一转型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前者我们已在上面谈到过，本节的任务是阐释与后者相关的问题。

1。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

“现代转型”的发生包括西方近代哲学走向终结和现代哲学开始形成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本书绪论和本篇第一章中这两个方面都已涉及，我们将在本书往后各有关章节分别对英法德美等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具体过程做出阐释。此处限于从理论上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加以分析并对“形成”过程做一概述。由于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是在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的基础上出现的，分析和概述“形成”有时还需涉及“终结”。

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个别哲学家，哪怕是黑格尔这样的重要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受到批判，并由此而在整个哲学的发展中不再发生明显的影响，而是指以倡导理性为旗号，以主客心物分立为出发点，以建立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为目标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在整体上陷入了危机和困境，从而失去了其现实性和合理性，必然被符合新的现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同样，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也并不是指个别的哲学家提出了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而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已经开始越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范围，一种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代发展和哲学本身的发展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始建立。个别哲学家、甚至哲学流派的理论只有在符合和顺应“终结”和“形成”的总的趋势的条件下，才能在“终结”和“形成”中起到其独特作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哲学终结的标志，就在于它不只是这个学派本身的终结，而更主要的是体现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终结。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之被当作西方现代哲学的先驱，甚至是其早期代表，就在于它们在19世纪中期起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标志性作用。

各个历史时代的哲学的发展都不是单一的和纯粹的，都既有与整个哲学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主流哲学，也有滞后或者超越这种趋势的非主流哲学。其中超越主流的哲学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意义只有到后来的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在近代哲学的盛期，既仍然存在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密切相关的过了时的哲学（甚至在一些激烈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西方近代哲学家的理论中有时也包含了某些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成分），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近代哲学范围的哲学。例如，与笛卡尔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以及一些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等都已对近代哲学中的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等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哲学显然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然而，尽管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后来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等早期现代哲学家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开创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理论先驱，但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在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理性主义时代尚无法在哲学中占有主流地位，不是作为那个时代哲学发展的标志的主流哲学，也还谈不上是现代哲学产生的标志。其实，即使是后来越来越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拓者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在它们于19世纪早期提出时，也还未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因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当时的哲学发展中尚占统治地位，叔本华等人虽然声称自己的理论体现新的时代的要求，但对此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们的理论当时不仅不为多数人所理解，甚至往往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才发生转折性的变更，即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因为只有到这时，作为近代哲学的社会历史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才因其内在矛盾的明显暴露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进行变更。也只有到此时，与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西方近代哲学作为一种以理性主义为旗号，以主客心物二元分立为出发点，以建立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为目标的哲学思维方式才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其存在的基础才开始动摇。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起到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的作用，同样必须进行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那样宏伟的哲学体系随着黑格尔在1831年的逝世即迅速倒塌，甚至成了众矢之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那种公开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动攻击的哲学却受到广泛欢迎和赞扬，甚至成了当时哲学发展中的标志性理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共同背景时已经做过较多论述。我们在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哲学的这种变更正是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它标志着近代哲学走向终结、现代哲学开始形成。

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从来都不可能是骤然发生的，新旧哲学之间的更替也从来都不可能是二者之间的全面的决裂。新哲学的产生往往的确是对旧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但这种批判和超越中必然包含了某种程度的继承。西方近现代哲学之间的变更也是这样。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毋宁说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批判和超越，其中包含着对前者的某些因素的继承。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现代西方哲学的早期代表几乎都自觉地批判和否定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理论却又是在近代哲学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而到处都显露出近代哲学的痕迹。尽管从哲学思维方式上说，我们应当把现代和近代区分开来，但对具体的西方哲学家来说，他们的理论中现代和近代的内容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理论的基本趋势上把他们看作是现代哲学家，而不能将他们的理论看成纯粹现代的。

因此，从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换不是新旧哲学之间发生的突发式的断裂，而是一个相当长的由此及彼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转型期中，一些国家哲学的发展中可能出现动**和混乱的状态。新的哲学形态固然已由朦胧而越来越明显出现，但旧的哲学影响依然存在。社会上必然存在、事实上也的确仍然存在一些与传统哲学在理论取向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哲学流派和思潮；即使是新出现的哲学流派和思潮也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折中等特点。正因为如此，人们完全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甚至不同的着重点而对转型期的哲学做出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都可以找到理论根据。人们对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在性质、作用、甚至发生的时间上之所以有不同看法，与转型期哲学的这种复杂性密切相关。

西方现代哲学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形成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近现代新旧交织而又不断迈向现代的过程。由于西方各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条件都有所不同，新旧交织和前进的具体方式和道路必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总的趋势大体是一致的。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各国哲学的新旧交替尚处于酝酿和准备阶段。

按历史年代来说，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哲学在英国出现最早，近代哲学在英国受到挑战也最早。18世纪出现的休谟怀疑论主要是对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独断论的怀疑，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以近代哲学为集中表现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怀疑。休谟哲学本身当然不是现代哲学，在休谟以后的英国哲学中，也没有很快产生具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派别。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期这段时期内，当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在德国空前得势时，在英国却没有再出现过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这意味着近代哲学在英国已经衰落，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必将出现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已是依稀可见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发展的情势与此大体相似。过去盛极一时的作为理性主义典范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越来越受到怀疑，以至被抛弃，这标志着具有积极作用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向反面转化。当时在公众中流行的往往是各种形态的折中主义，甚至唯灵论。这些哲学本身并未摆脱旧的形而上学，但它们的出现毕竟暴露了后者的堕落和陷入危机。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哲学变更的年代快要来临。

在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期，康德的批判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近代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他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意义上就企图为哲学的发展另辟蹊径。但是他本人并未能摆脱旧的哲学思维方式，以致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由他出发合乎逻辑地建立了集理性派形而上学大成的哲学体系。然而，随着黑格尔的逝世（1831）和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传统也很快受到怀疑和否定。德国所谓有教养的阶层之对哲学失去兴趣而热衷于牟取实际利益，也正是这种怀疑和否定倾向的体现。

总之，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哲学领域明显地处于萧条、冷落和凋零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不能笼统地说，就是西方哲学的没落，更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是转型期往往难以避免的暂时的沉寂。因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来说，都需要有人们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比较。在这段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已失去影响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内，人们对哲学显得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谈怪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变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就在这段冷落、动摇和混乱的时期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一些哲学家在酝酿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了。

尚在19世纪上半期，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还占统治地位时，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为最突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就已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他们大都接受并发挥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限制理论理性为道德自由留下地盘的思想，主张哲学应当超越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独断倾向，突破以二元分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而转向人的本真的存在，由此重新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他们认为，以往哲学（无论是经验派或理性派）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真正存在；为了揭示后者，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与人相关的事物本身的研究，而这需要越出理性（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界限，转向非理性的直觉。他们要求超越理性派思想家对普遍的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主张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这也就是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的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思潮，即所谓“人本主义”或者说“非理性主义”思潮。

以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密尔（又译穆勒）和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则着重批判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由此既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也反对17—18世纪那种企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唯物主义，认为它们都把哲学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的思辨形而上学，而后者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他们由此否定哲学对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究，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他们大体上继承了以休谟派经验主义的传统，但不满意休谟的怀疑论，更不满意旧的经验论由于缺乏实证自然科学根据而带有的思辨性。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由于这些哲学家企图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概括出的实证方法绝对化，将其推及社会及道德、宗教等精神生活领域，并由此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哲学体系，从而在反对形而上学时又从另一方面构建了形而上学。

总之，尽管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40年代以前，欧洲哲学领域的状况相当混乱，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的以理性独断和主客心物二分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德国尚如此）。上面所说的两股哲学思潮（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尚未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充分注意，未成为具有强大影响的哲学学派。但它们的出现却已无可逆转地预示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的来临。

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和认识发展的状况以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各以其特有的方式对那里的哲学发展状况发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否定，这意味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一步受到批判。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德国哲学中，继承叔本华传统的尼采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并公开要求排除一切实体性的存在，排除一切以构建体系为特征的形而上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和法国的一些所谓生命哲学家也各以其独特的形式发展了这种思潮。又如，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奥等国的马赫主义以及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倾向，但又企图克服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在反近代形而上学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这期间，在西方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流派，其中也有不少流派在理论上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它们与一些古典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或宗教哲学流派关系密切，往往是由后者脱胎而出的。例如，脱胎于康德哲学的新康德主义，按照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发展倾向重新解释黑格尔的新黑格尔主义，在新的形势下论证天主教的新托马斯主义以及各种类型的基督教哲学。由于这些哲学流派与上述“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有所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把它们当作上述两种思潮以外的第三种思潮，即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思潮。但即使这些流派也仍与传统哲学有着重要区别，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超越后者的倾向，倒反而在不同程度上与上述两种思潮有较密切联系，甚至也可以列入后者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中期以来“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主要哲学思潮的正式形成和流行，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与近代哲学有重大差别的新的和更高的阶段，也就是现代哲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