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概况（第1页）
三、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概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事业的根本，也是治党治国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理论根基。同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重大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工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课题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组成部分。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养，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保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发展和丰富理论自身。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日臻完善，学科建设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硬件基础和软件环境的改善都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的师资队伍结构和人才培养水平显著提高，人才培养体制逐步建立起来，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具体表现为：各学科的学科建设逐步发展，为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扎实的平台，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平台为师资队伍提供了较好的科研教学条件；各学科师资队伍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并成为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总体提高的内在保障，各学科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师资队伍建设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各学科在近几年新设立了一大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稳步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状况
1。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始终与我国的政治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的时期，亟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集中精力重建和发展经济，哲学为这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服务而模仿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一如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模仿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样。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各种重新阐释和认识：一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阅读，主要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一种人道主义，从而展开了对“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另一方面，主要是根据列宁的《哲学笔记》，展开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大讨论。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时期。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引入，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方面，开始注重研究方法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从而淡化了研究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众多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表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冷静的理性回归。
2。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现状
从存在的主要问题方面看。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新时代遇到了挑战，有些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提醒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建构与当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认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走下坡路，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教条来理解，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思想僵化。因此，陈教授认为哲学理论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其创新本质上是实践加之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认为，要立足于当代意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我们也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过去的研究，包括教科书不能全盘否定，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从研究的总体情况与前景看。赵家祥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原来理解上的偏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倾向得到了纠正，而代之以强调主体性。黑龙江大学校长衣俊卿教授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研究的轨道，学术回归的氛围良好，研究思考的空间大。他提出，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是多元、平等、对话与交往，体系化、贵族化、政治化、独断化的传统哲学理念已经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新时代的哲学要具有宽容的情怀，要容纳对人的文化存在的反思与批判，多样化的研究方式、向一切领域开放的视野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关键，哲学如果不能适应生活，就会被生活所抛弃。中山大学叶汝贤教授也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好时期，一批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当然还存在问题，但我们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景充满信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看。北京大学叶朗教授认为，提高原创性，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教条主义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式理解；另一种是把西方的研究成果照抄照搬。其次，要树立大队伍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从其他学科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不能封闭自己。陶德麟教授提出，我们今天缺少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认为，学术规范很重要。如果没有统一的学术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以什么样的原则、立场、态度去研究是个重要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看。王东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三种解读模式：一是“以苏解马”，以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二是“以恩解马”，以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三是“以西解马”，按照西方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他认为这些解读模式存在着局限性，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必须采取“以马解马”的新模式，直接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创性。刘森林教授认为“以马解马”没有错误，关键是以什么样的马克思来解读马克思。如果从狭隘的视野出发，马克思的思想不会呈现出来；走出封闭的视野，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在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是必要的。另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要采取“从后思索法”，要站在事物发展的最高形态看问题，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问题就能有较明确的考察。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教授对“以马解马”提出质疑，他认为不存在所谓正宗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原教旨主义”根本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实质。我们只能从当代语境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一种“视域融合”，与西方哲学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对话是历史的要求，否则我们难免会陷入“注经”式的研究状态。
从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看。安启念教授认为，时代的发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一次面临转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个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模式研究阶段；一个是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时期的突出实践性、主体性的研究阶段；一个是将来的，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一个是远景式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突出实践性与主体性，在西方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的工作，几百年后的今天，实践性与主体性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已经是实践唯物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未来的全球化时代，随着后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文明将出现转折，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作为一种参与到新文明的建构中的思想资源而发挥它的作用。李景源研究员认为，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自然辩证法所研究的内容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尤其应关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但我们的研究力量还很薄弱，对新左派、传统左派、自由主义等西方政治哲学分析不够，某种程度上处于失语的状态。赵剑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面向时代，要有问题意识，这方面的欠缺是影响博士论文水平的主要因素。张曙光教授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与150余年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时间距离使一些问题的追问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提，如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任务与马克思的时代及他所面临的任务有什么区别？又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性的，还是永恒存在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现代哲学？等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跨学科研究问题看。欧阳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作茧自缚、自言自语，学科壁垒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进展首先就要有自我反思意识，不要轻易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把别人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良好的态度、开放的视野，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立足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借助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科研思路落实在教学上就是与学生们一起参与世界哲学的对话。[1]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状况
1。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轨迹
从总体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引入市场调节的改革阶段。老一辈经济学家打破对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在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使政治经济学表现出对现实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还处于启动阶段。因而，政治经济学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已经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这一阶段，老一辈经济学家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对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和劳动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运动等基本理论作了重新解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机制方面的理论需求也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理论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百花齐放”、“竞争并存”的局面。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在这一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各方面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而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强势地位不断增强。最近几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对西方经济学局限性的深入理解，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2]
纵观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条轨迹，我们发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由“一枝独秀”到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百花齐放”到如今的“明显颓势”，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轨迹相平行。所以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衰落，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西方经济学的封闭，政治经济学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说明书，这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掩耳盗铃”的姿态搞自己所谓的“独立研究”，而政治经济学的所谓“一枝独秀”和“繁荣”实质上也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政治经济学虽然遭到了挑战，但是在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正面对话中，政治经济学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特点、优点甚至缺点，从而为其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催化剂，我们说这样一种“百花齐放”中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才是真实的和富有活力的。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活动对经济学理论的要求也逐步加大，政治经济学感到在与西方经济学的对抗中力不从心，甚至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颓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客观环境方面的因素固然存在，但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因素却是内在和根本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体系创新不足。目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核，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理论体系创新。不能适应当前政治经济发展的步伐，只能被市场淘汰，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第二，对研究方法的创新不足。目前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对研究方法创新还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对政治经济学教材和相关研究的阐述和研究方法仍然相当落后。第三，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的政治性。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过分地强调政治性，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学科吸引力和解释能力降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理论支撑的目的难以实现，人才流失、后继乏人是难以避免的。
2。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现状
近些年来，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政治经济学学科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1）高校中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在减少。许多学校管理类学科已不再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核心课程，有的学校甚至经济学门类的专业也不开设政治经济学。（2）政治经济学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在减弱，许多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远不如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高。（3）由于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的变化，教师中不少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不够熟悉，因而对西方经济学的偏好甚于对政治经济学的偏好。
在一份有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科共建》的调查问卷中，调查者对他所在高校与北京市其他若干高校之间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科地位、学习目的、态度与方法、教学方式、学生对学科共建的认识和建议等。问卷显示：第一，“学生在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性质的认识上，多数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必修课，但也有39%的同学认为是一般必修课；相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而言，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是十分重要必修课的认识更为统一，仅有9%的学生认为该课程不重要。”第二，“在学习态度上，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更多是将其作为一般的常识性知识了解，校内学生持有该观点的高达47%，高于外校学生9个百分点，而且有较多同学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只是为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获得学分，学习目的不端正。外校学生更为甚之。校内学生较外校学生更为重视西方经济学课程，不过依然有33%的学生将其作为一般的常识性知识学习。”第三，“在学习方法上，74%的学生在这两门课程的学习上基本能够做到课上认真听讲，了解简要知识点的占多数，不过比较而言，更为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但也有较大比例学生从不听讲，只在考前作突击，背要点，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比例达到21%。”[3]
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感到忧虑、不安，希望采取措施扭转这种趋势；有人则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趋势不可逆转。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地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下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现实解释力度不够”。白永秀教授在《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背景、内容与途径》一文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解释力度不够”，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学科改革与建设滞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制约，使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日益脱离经济实践，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致使社会各方面对政治经济学的需求萎缩。[4]可见，造成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现实感不够，无法在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原因是多方面的，自身的学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我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无法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内忧外患共同造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离。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政治经济学对现实解释力度不够的根本在于，政治经济学由于长时间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味过于浓重，导致了其研究往往偏重于当时政治意识的好恶，而丧失了自身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真实性，从而与其真正的领地和对象，即现实经济活动越来越远，也就根本谈不上解释力和理论联系实际了。
（2）“政治经济学无用”论的兴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实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南京工业大学的周红梅在《关于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问题》一文中提出，20世纪末，随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实践，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理论逐渐突破了前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不良影响，开始走自己的路，形成了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新成果。然而，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能做到得心应手地指导实践。在这种背景之下，有些人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无用”的疑问。一些经济学者们甚至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而采纳具有三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大量介绍和引进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企图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实践。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变得严峻而迫切。[5]可见，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是现实和时代的必然要求，但是为什么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发展如此缓慢和滞后呢？理论界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改革的问题，这里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首先，坚持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激进派学者往往采取全盘西化的方法，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这实质上是从根本上挖去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理论根基。其次，大部分学者采取的是较为折中的方法，主张借鉴西方经济学，充实政治经济学，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修改其中已经过时的结论。应该说这种方法是比较理想性的方法，既可以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独特性质，也可以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思想，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认为这种用马克思理论解释现实、“拉郎配”的过程中，反而会捉襟见肘，况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塞进西方经济学和其他一些“非马非西”的东西，那就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了。最后，有不少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学科体系创新，重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提法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条道路既要求学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要有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理论魄力，我们期待中国的理论家们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远、走得好。[6]
（3）“学科地位下滑”。理论学界莫衷一是的讨论也令高校教学工作困难重重，学科发展和学科地位也直线下降，教师感到政治经济学越来越难教了。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没有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来：教材内容陈旧，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自然就没有说服力。两部制的教材内容体系之间没有很好地融合，前后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在专业知识传授上定性分析多而定量研究不足，显得没有西方经济学那么实用和精确；一些同学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空洞的理想、主义，西方经济学才更实用。由于邓小平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都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有所重复。有不少高校为了避免重复，选择了不讲或者少讲社会主义部分。这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更加使思想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滑坡现象还表现在师资队伍的萎缩、流失，不少教师改教西方经济学或者部门经济学；有些学校的经济类本科生不开设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考试也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等等。[7]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下滑，具体表现在：一是教师教学热情在下降。有一些政治经济学教师转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部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教师人数减少；二是学生学习热情在下降。有些学校的经济学专业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学生不爱学习政治经济学；三是教材水平在下降。政府部门很少请政治经济学专家讲课，政府官员不学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编写出好教材，可能也不会有多少人来学习，从而造成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地位相对下滑的局面。[8]另一方面，近年来，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地位在高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中不断下降，有些学校的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许多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政治经济学对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学术吸引力不断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的影响力不断上升。[9]应该说这一点是前两点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度不够，学科建设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自身的理论创新力度和能力又不够，自身理论发展举步维艰，那么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同类学科中的地位的下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不仅仅是学科地位下降这么简单，而是教师、学生和社会对学科缺乏信心，学科自身也很难在短期内加以根本的变革，加上类似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陷入困境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状况
1。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历史沿革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特殊性与先进性，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正式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反对社会主义，而把自己创立的新理论称为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批判了三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二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三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批判了三种社会主义形式之后总结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0]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只是用共产主义革命来与从前的共产主义形态作出区别，事实上还没有正式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是到了19世纪60—7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共产主义理论受到了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理论的重大影响，马克思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创立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区别空想的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国内学者有很多划分方法，有“五阶段”划分法[11]，也有“三阶段”的划分[12]，应该说这些划分都有其合理性和内在依据，这里我们暂且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放先生的划分方法，把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99年到1919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初步介绍、片面传播阶段，对中国旧民族主义革命产生局部作用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传播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由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曲折前进的阶段。第四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研究和传播，由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领导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阶段。
2。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现状
总体来看，当前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状况呈现下滑的趋势，学科地位也逐渐下降，学科发展的后劲不足等问题比较严重，但是我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在近些年的教学科研活动中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社会主义人才。随着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具体来看，当前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学科设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迅速，各级党校纷纷设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以便在各级党政中开展教学，同时广大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也都相应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对所有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独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同时一些重大院校开始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级的社会科学院也纷纷设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机构。198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每年举办科学社会主义年会。目前，我国几乎所有高校的两课教学中都包含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几乎所有高校科研院所都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应该说在量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设立数量可谓是空前的；但是注重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设立质量仍需加强，主要表现在，重点学科数量、博士点数量和硕士点数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学科相比明显落后，初步统计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7个国家重点学科，22个博士点，100多个硕士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7个国家重点学科，35个博士点，100多个硕士点；科学社会主义已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18个博士点，80多个硕士点。这里我们不是仅在量的意义上盲目攀比，而是认识到这种量的落后其实潜在的是学科发展的现实处境的一种表现，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开始落后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学科，因为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数量不仅仅体现了国家对该学科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是该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当然这里也说明了，我国当前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水平较其他学科相对落后，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
第二，研究期刊。当今以科学社会主义命名的期刊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国际共运史学会主办的《当今世界与社会主义》，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山东大学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还有两家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期刊，即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每期都刊载有关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