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学科建设的研究调研报告02（第2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苏东剧变”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发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一是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三是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革和建设的实际以及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变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四是对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针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五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进行了客观的预测与展望。[50]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研究。就前一个问题而言，主要有这样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就后一个问题而言，主要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使之摆脱异化，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另一种意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必然导向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之上，不能因为现实中有不尊重人的问题，就把一切为了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51]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问题。学者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了新变化、科学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苏东剧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必须以宽广、深邃的目光重新思考科学社会主义问题：首先，必须承认、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但又必须注意到这些新变化决不是资本主义在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的种种自我调整、改良措施并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实际影响中去把握这些新变化。[52]其次，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暂时挫折之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确认社会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运动。[5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新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这一科学论断的指引下，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最终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模式。[54]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原因即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55]有的学者则具体地研究总结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获得大发展的两个条件和一个总的原则。两个条件是：第一，21世纪社会主义力量将更加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力求与各国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争取在资本主义力量占优势的世界环境中使社会主义力量逐步积蓄起来；第二，社会主义力量将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可以包括左翼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派别，以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同各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善于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发展自己。总的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56]有的学者则在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指出：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加深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必将形成有利于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形势和条件。其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会促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加坚定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增强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力量的积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决定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主体因素，而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党重新恢复活动，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翼力量在政坛上崛起，发展中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的发展，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几个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程度的发展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的。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在低潮中有复兴，在挫折中有发展，在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开始由紧急应付转入探索发展的新阶段。[57]

7。马克思《资本论》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以及收入分配等理论在任何社会都有普遍的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和深入发展，我国的《资本论》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新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的《资本论》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第一，关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和周转、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社会主义银行制度等问题，并把《资本论》的体系和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和方法上来。第二，关于《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以《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着重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及工资的变动趋势，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流通的运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和表现形式，现代资本主义产业周期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第三，关于《资本论》的基本理论、方法论和创作史的研究。对《资本论》基本理论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对《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见解。对《资本论》和现代系统论问题的研究，有了进步。对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全国性的专题学术讨论。[58]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以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上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从狭义上说，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现代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行有效的国家调控、充分体现国家计划要求的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有着推进体制转换，加速新体制形成的重大意义。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还依据自己的《资本论》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问题、当代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问题、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论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症结、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用地的价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论反思。[59]

与此相对应，国内哲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表现在：第一，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进行的批判性研究。阿尔都塞把自己的《资本论》研究明确区别于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研究，声言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并在《读〈资本论〉》这部著作中集中展示了这种研究。这潜在地构成了国内哲学界研究《资本论》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国内学者认真地回应了这个挑战。首先就是指出，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只具有方法论意义，有待展开的工作还有很多且更具实质性意义；其次是指出，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在地具有一种理论困境及这种困境的意义论根源。[62]第二，对《资本论》本身进行集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于一身的“超学科”研究。从逻辑上看，这项研究可视为对阿尔都塞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是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的方法论提示，发展的是对《资本论》所具有的哲学内涵的深入挖掘，而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集于一身，对《资本论》进行了实质性的超学科研究。[63]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顺利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有如下三种看法：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含义，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64]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层含义，具体表述上又有所不同，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的提炼两个方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65]第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但说法也有不同，或者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三个方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三个方面。[66]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特征。学者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但在总体上却遵循着某些共同的规律，比如都要经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考验和过程；都要立足中国实际这个共同基础；都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共同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要求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手段；每一次飞跃都产生体系化的理论成果；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卓越贡献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有一个不断拓展的历史发展脉络；每一次都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不断得到弘扬，生命力日益增强等等。[69]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认识。有些人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存在、有无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但更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无论是在理论形态上还是对指导中国80多年来的革命和建设上而言，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有学者更是对从1938年艾思奇和毛泽东明确提出和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后，80多年来中国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存在的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内涵和性质等十大误解进行了辨误，澄清了诸多谬识。有学者还从哲学自身的人类性、时代性、现实性和民族性的特征论证和肯定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还有学者则从另一角度指出要警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可能出现的“去理论化”和“去自由化”消极面。[70]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实质是要实现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还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普遍真理并不只限于马列学说，需要对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保持开放性，才能做到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机，与时俱进。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在中华大地上熔铸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而成的一种体现民族传统、把握发展规律、富有时代气息的哲学形态。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对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思，也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并指导当代中国实践的一种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地涵盖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化、现实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诉求，体现为基本价值（和基本方法）、社会历史、社会现实、中国问题、文化传统和大众思维六个核心要素，而其中面向“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义和使命。[71]

关于学术视野与研究路径。不少学者都意识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视野上拘囿于以往过于褊狭的“本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是不够的，从而强调指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化之间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努力构建起“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双向互动、互补的研究格局，坚持既从中国实际出发聚焦“中国问题”、创造“中国形态”的主体路径又反对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中国视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出场。还有学者从复杂性哲学的观点，借鉴文化DNA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方法问题。[73]

2。代表性人物或思想研究

（1）毛泽东思想研究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等。一些过去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如随着《毛泽东军事文集》的出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深入、全面的方向发展：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已有一批新成果问世。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成为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又一主题。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发展战略思想、国情分析思想等问题的比较研究，都有大量的专著问世。在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日益紧密，关于毛泽东等人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问题，都引起人们较大的研究兴趣。

（2）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界纷纷召开学术会议，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及其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回顾和理论探讨。

关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家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人民解决本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勇气与力量、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教科书的传统模式，包含了丰富的新思想。邓小平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特征和标志，在于走向价值与真理之间高度自觉、全面的统一，是当代发展学说的突出代表。[75]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通过对落后观念、旧体制、传统模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建构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品质来看，邓小平理论是批判和建构辩证统一的产物，是批判和建构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体。[76]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内涵。有学者提出，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体系、结构，我们应当从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个方面，就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具体辩证法；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史观；若干要点，即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观等。[77]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问题。《北京日报》专门刊发了题目为《怎样把握创新了的发展理论——正确认识小平的改革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的系列文章，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78]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随着《江泽民文选》的出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极大重视。学术界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思路、总体概括、科学体系、内在结构、丰富内容以及主要特征等方面进行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极其深入、精致和丰富的研究。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内涵，“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发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指向；二是发展观内涵：从发展哲学层面表达了一种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是党建内涵：作为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南，它在理论形态上很好地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80]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是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内在统一关系，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更加完善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的建设理论同世界文明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开放的姿态建设党的全新思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建设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了推进，赋予了更强的生命力。[81]

（4）科学发展观研究

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科学发展观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来经200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4年3月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就这样完整地提了出来，随后，学术界对之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这方面，对“以人为本”的研究是一个焦点。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解的角度，如本体论、方法论、唯物史观、价值论和发展观等等：在本体论上，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以人为本是对世界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如实反映；在方法论上，以人为本可被视为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方式和方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在价值论的视野中，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这既是一种价值导向也是价值创造的动力；从发展观上理解以人为本，就是要看到以人为本是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是对过去以经济基础为本、以物为本的纠偏。[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