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学科建设的研究调研报告（第2页）

在我国，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该学科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孕育期，其开端应当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8]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推动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由此进入了大发展、大丰收的黄金时代。较早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以及4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综合性通史。另外，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家都陆续进入自己的学术盛年，留下了自己的代表性成果，其中一些经历史检验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经典，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先达与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9]20世纪末，作为一个跨世纪的工程，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终在1996年出齐。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篇幅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也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作为一个学术集体所树立的学术丰碑。此外，学术界还出版了诸如《马克思主义诞生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等众多的专题史著作，发表的论文则数以千计。[10]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继续走向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创立“马克思哲学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过10届，规模与影响与日俱增，成为该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界的一次年度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发起的“青年哲学论坛”成功举办系列学术活动几十次，为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崭露头角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第二，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者已经顺利地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家手中接过该学科的旗帜，肩负起了领导该学科不断发展的历史使命。他们自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力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著作主要有丰子义等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与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晓明和王德峰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遇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学明的《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俞吾金的《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梁树发的《社会与社会建设》（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一兵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令人欣喜的是，更加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者也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为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他们近期的优秀论著主要有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森林的《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家华的《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荣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仰海峰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11]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题研究继续走向深入，有学者总结出三部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马克思主义150年》、《马克思主义创新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史论结合，以史为主，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顺序展开，从历史时代条件、革命实践活动、理论建树、创新和发展以及品格和精神风范等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立、开拓、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150年》则以时间为经，理论为纬，依托历史和时代背景，旨在以科学社会主义150多年的重大变化为重点，回顾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创新的进程与进展，以期揭示马克思主义基于时代、实践和各门学科发展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创新史》的特色则在于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即创新，抓住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可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经验。[12]

审视上述成果，我们可以感到该学科的蓬勃发展及其研究范式的真实变化，即从一元到多元的变化。这是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以及可利用的学术资源的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这是必然要出现的历史进步，但也必须注意到其中所可能隐含的问题，主要有：必须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必须正确对待MEGA的文献学研究等等。[13]可以期待的是，在视野开阔、平等宽容的学术交流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会得到更加切实的推进和发展。

2。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样几个阶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和其理论形态是一致的。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以上各个阶段理论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界定。同时，也有许多学者主张直接以时代特征而不是经典作家思想体系（理论形态）为标准来划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态是有区别的。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态作为同一个内容进行论述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分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几座丰碑，它们一脉相承、不断创新，同时这些历史丰碑又具有继承性和独立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指导性和应用性等特性。[14]

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其理论形态应有区别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与其理论形态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不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在其发展中必然形成有一定时代特点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特定历史阶段上马克思主义者解决时代课题的理论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应以时代的划分为依据。据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经典马克思主义阶段和列宁主义阶段。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一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15]

而有的学者虽然同样超越以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理论形态）来确定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依据，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更为详细地划分为四个时期：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是马克思主义从在实践中运用和展开并发展为日益完善的科学体系的奠基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约20年时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形成了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十月革命胜利到50年代中期近40年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连续胜利中的重大发展时期；20世纪下半叶以来是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和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曲折前进时期。[16]

3。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我国当前的一般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建设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该观点针对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看作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史，或片面注重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历史，研究它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17]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主题：社会主义能否取代资本主义和怎样取代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第一个问题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第二个主题回答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个主题是在世纪之交，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队伍状况都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党的事业发展迫切要求回答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共产党宣言》科学地回答了第一个主题：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第二、第三个主题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回答了或正在回答的问题。[18]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传播的动因。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具有不可超越的一般本质和由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可超越的特殊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本质，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现时代还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还具有可超越的特殊本质，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总是立足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的区别以及各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和传播的内在原因。[19]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失败和危机。有学者认为，从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得出“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的结论，是一种没有历史眼光的短见。但是，我们在驳斥这一类谬论时，也应如实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确实曾遭遇到暂时的失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迎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挑战。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危机，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和革命，不仅是对敌人，而且也包括对自己。我们要树立“危机意识”，高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20]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研究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

在所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占据着某种突出的位置。正如施密特所说：“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少讲到自然‘自体’，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在他的社会理论中，自然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事实恰恰相反，这正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21]因此，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却不是很多。

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接触之前，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解主要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基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是与“心灵”、“精神”等概念相对，其地位类似于“物质”、“存在”、“客观世界”等概念的一个哲学概念。这种自然观描述的是一幅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一幅与人及其劳动无关的世界图景。这种自然观在我国学界的主流地位可以从下面这些事例中清楚地看到：自然辩证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门必修课，后来则又演变成了科学技术哲学这样一个二级学科。这种自然观主要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按照自然科学技术的既有发展阶段对自然世界图景进行划分，缺少了对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理解。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进和国内对教科书哲学体系改革的反思，人们开始反省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理解。由此而来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认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一直贯穿到《资本论》等论著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以实践为中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能动的历史性的对象性活动为契机而建立起来的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22]还有学者指出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重要的现实意义，即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具有的理论指导意义。[23]

与此相关，学者们也开始对恩格斯的自然思想作出了新的诠释。认为把恩格斯的自然观局限于《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所阐述的自然观，特别是其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的性质，也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观的本质特征；因此，人们还应该关注恩格斯其他文本中所表达的自然思想，比如《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短文对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的论述，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24]

这部著作是在德国哲学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课题给出的自己的回答，颇具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这一回答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即自然科学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的杂然并存，并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中某种不必要的理论混乱或内在冲突。例如，如何处理上述自然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和后两层含义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没有被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周教授的这部著作都是国内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中的扛鼎之作，任何后来的相关研究都不可能绕过它。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谢保军教授所著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含义是多样性的，至少有四个维度，即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和价值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曹志平教授所著的《马克思科学哲学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于当代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选题都聚焦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多维度解读、当代价值等问题上，显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良好前景。

2。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理论核心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而马克思对社会概念的有关论述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自洽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质论、社会存在论、社会意识论、社会批判论、社会理想论、社会时空论和社会形态论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

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的多维视野。哲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展现出了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的多维视野。其一是理想和现实双重向度中的“社会”概念。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具有双重向度：马克思不仅在理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还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层面上来理解它。[26]其二是动态和静态双重视角中的“社会”概念。认为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范畴表现了人摆脱自然性，征服改造自然，从而不断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从静态角度来看，“社会”直接指向未来的社会状态。[27]其三是生成与嬗变视界中的“社会”概念。认为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入手可以获得对马克思思想流变的基础理解。如果从“社会”概念的科学生成这一角度扼要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阶段，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不仅起着基础性的致思触发和导向作用，而且其本身的科学化也经历了几个阶段。[28]

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涉及的问题领域。主要有五个：其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和费尔巴哈的“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类与社会这一组范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借助于费尔巴哈而又最终从根本上超越了后者。[29]其二是“社会”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理想和信仰而存在的“共产主义”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大道之行，作为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及“形态”，则体现了人类具体的社会历史演进。[30]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对该社会的一种否定性表述，是对该社会现存现象之实然性的否弃，那么，他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思想的阐述就是在这一否定基础上的对他所认为的理想状态的一种肯定性和应然性的说明。[31]其三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一种观点是“三种观点”论，如《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一书中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总结为“人本论”、“社会本原论”和“人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论”。[32]第二种观点是“三重关系”论，从马克思的三个经典命题即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人在“社会之外”才是人、社会的运动是人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出发，深入地界定和阐发了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三重关系。[33]第三种观点是“相互理解”论，认为离开人或者社会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确证另一方，“社会”概念即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34]其四是“社会”与“自然”、“历史”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与“社会”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具有活力的概念，“自然”、“社会”与“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三者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相互贯通。[35]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与社会存在有区别，自然是一个无人的世界，而社会是一个人的世界。社会是指一定空间意义上的历史，历史是运动着的社会。在共产主义者的视野里，社会应该是一个人类性和全球性的总体性概念。[3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不同于自然，但社会又离不开自然。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之中，面临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也可以说，社会是历史的横截面，而历史是社会的纵截面。[37]其五是“社会”与“集体”、“共同体”、“联合体”的关系。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不同中译本进行对比，结合学界的相关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与集体、共同体、联合体尽管有不同侧重，但是它们的实指或趋向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版中的“集体”在新版中被译为“共同体”，而且与“社会”的趋向一致。但是应该指出：译本差异不仅仅是因为翻译者对原文字词的理解不同，也许还与翻译者的观点或认识有关。

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诸种解读模式，概括起来说，可以归纳为集合体与有机体式、早晚分期式、实践唯物主义式和现代性反省式的解读模式。

集合体与有机体式的解读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具体观点。其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是高于“个体”的“集合体”。但这样一来也就容易把“社会”当作“抽象化”的“集合体”和“无人身”的理性“实体”了。其二，马克思的“社会”被等同于一种“客观实在”，“社会发展”被归结为一种似“自然性”过程，并且可以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考察其“规律”和“趋势”。其三，马克思的“社会”被理解为一种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存在物”。从而，“社会”可以被当作“生物有机体”来进行“解剖”和“分析”，并且“社会”也可以仿照“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来进行“建构”和“改造”。“社会”于是有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形态”和“结构”。

早晚分期式的解读模式的主要观点是，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由于受“人本学异化史观”框架的制约，因而是“不成熟”的。其一，由于受其不成熟的“人本学”思想框架的制约，使得早期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类”概念无法充当新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其二，早期马克思“社会”概念及其“类哲学”思想试图通过恢复“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来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现实，由此使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这是一种隐性的“唯心史观”。其三，早期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及其“类哲学”思想预先假定了一个“先验”的理想模型和价值秩序，因而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想观念。“类哲学则把人的本质的现实历史发展纳入由它预先安排好了的价值秩序和等级，认为共产主义阶段的类存在较之于当下的个人存在更加符合人的本性，更加符合人的类概念和原型。”[45]

现代性反省式的解读模式认为，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场景。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利”原则的确立，“个体自主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思想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个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裂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黑格尔之后诸多思想家的重要理论目标。在这种解读模式看来，马克思正是着眼于解决这一重大现代性课题来进行其思想探索的，而“社会”概念正是其确立新的哲学观念、重建现代“公共生活”的重要思想标志。马克思通过“社会”概念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解放”、“社会化的人类”等思想观念，都为构想未来生活图景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方案，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社会”概念包含有需要详尽解读的“公共性”思想内涵。卞绍斌博士提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通过四个层面来展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建构。一是通过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从“社会实践”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观念，明确了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理解“社会生活”，同时也只有通过“实践的、批判的”革命活动才能重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新哲学观念，也是马克思提出“规范论”社会图景的思想前提。二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来批判并颠覆其生产关系。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性”、“非历史性”以及“奴役性”特征的分析，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具体运用，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让我们认识到走出“现代性”困境应该具有的辩证立场和自觉意识。三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社会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现代性困境，也只有通过“社会解放”，才能把人的真正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归还给人，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的“存在论”问题。四是在对未来社会的种种构想中，马克思又让我们体会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真正”的“社会生活”到底是何种样态、基于何种价值基础得以建立的。也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社会”概念包含有需要我们仔细解读的“价值”指向。“实践性”、“历史性”、“存在论”是马克思“社会”概念所具有的多重思想维度，也是马克思实现“公共生活”这一现代性课题的具体方式和思想路径。

3。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问题到体系的演变。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解之中走出来，一方面借助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深入研读，另一方面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亦逐渐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视角，并开始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例如，提出了“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到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诸多种不同的阐释，如实践哲学、发展哲学、人学、类哲学、交往理论、生存论，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诸多不同阐释还很少触及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