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学科建设的研究调研报告（第1页）

附录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学科建设的研究调研报告

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概况

（一）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与逻辑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从总体和主流上看，3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理论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革。作为这种重大变革的理论表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和正在经历着自身的变革。进入21世纪，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的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的聚焦点。“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精神家园建设等问题，特别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成为步入21世纪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已经和正在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1。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现实意义，是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解放思想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承担起相辅相成的双重使命：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理论自身的思想解放。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根据和标准，即：凡是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凡是不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离经叛道和必须否定的。这就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彻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根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

以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突破口的思想解放，蕴涵着一系列深层的理论问题。这首先是针对“两个凡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看，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均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形成了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概括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本质，这决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径”问题，也决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何称谓”问题，而是集中地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理解，深刻地昭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看，在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下述重要理论成果：一是在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从理论上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哲学基础，并为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二是在从理论上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出发，探索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思想与反思的关系，凸显了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三是在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以及作为特殊的主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关系”，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丰富性为基本内涵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四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反思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在回应“非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唯物论的挑战中，深化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五是以“历史”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变革对“世界观”及其理论形态的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理解；六是在“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某种僵化模式和“终极真理”，真正确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

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进而形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这既是一个艰难的理论进程，也是一个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历史”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诉诸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余年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其一，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研究和论证“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了这个大讨论并从而推进了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其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反映论，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既是源于改革开放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又是为这种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其三，“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凸显的“主体性”问题和“主体间性”问题，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交往实践”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和阐扬了改革开放所要求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从理论上探索和回答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的实践问题；其四，“实践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趋向性与选择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其五，“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历史”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因而既是以“发展”的观点和“变革”的理念去回应社会生活提出的全部问题，又是对“发展”本身的哲学反思，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六，“实践的唯物主义”深入地探索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个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从而在哲学世界观上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提供了最为根本的理论支撑。

从实践出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人的当代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是怎样的？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当代社会的进步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既赋予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时代的目光和世界的视野，又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聚焦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问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最实际的呼声”。“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2。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研究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个基本理念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地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形成了指导全部工作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战略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所展开的关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为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发展”，这并不只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评价。“发展”与“发展观”是密不可分的。“发展观”，是基于对“发展”的评价标准而构成的在实践中作出顺序性选择与安排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理论。因此，“发展观”总是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密不可分的。

在集中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发展”的要求，首先必须是“加速发展”。正是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又好又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形成“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程度和水平，才能凝练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

进入21世纪，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标志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面对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经济的发展比较自然地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的差距拉大了，城乡的差距拉大了，贫富的差距拉大了，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并不自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最严峻的迫切问题。

以理论的方式面对现实，最为重要的是以科学发展观思考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由此便造成了反观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历史尺度，在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实现微妙的平衡，从而自觉地促进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出发的，而且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反思为基础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还表现为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发展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问题。

“发展”问题蕴涵着一对根本性的矛盾，这就是发展的“标准”与“选择”问题。“以人为本”和“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它为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标准，为发展中的思想和行为的选择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即：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是巨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变为现实的活动；目的性，是实践活动的灵魂。对人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而是某种目的、理想、价值的实现。发展是实现了的目的、理想和价值。正因如此，确立发展的标准，并依据发展的标准而确认实践中的价值排序和行为选择，就具有不容回避和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实践意义。

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的，也是“反驳”实践的，即：理论不仅规范和引导人们“做什么”，而且规范和引导人们“不做什么”。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共识，就是“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共识告诉我们，人们总是以某种理论、观念去观察现实，并用这种理论、观念规范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作出顺序性的选择和制度性的安排，并为这种选择和安排提供赢得人民支持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反驳”违背人民利益的实践，“反驳”阻碍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反驳”各种“形象工程”的实践，“反驳”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同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成为我国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获得了新的体制性支持。一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一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被确定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一批高校马克思主义院系的申报研究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重大或重点项目。尤为重要的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编写马克思主义教材列为首批重点建设项目。

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智慧的民族。中国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有的概念体系与表达方式，并形成了集中地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我国当代学者在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精神，这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社会和谐的理想观。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和感受，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宏气派和独特风格。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肥壤沃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和升华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更为重要的内容。自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5]。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明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动；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任务，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内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普及工作。在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教育部采取各种重大举措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高校马克思主义教师获得了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一批马克思主义课程被评审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一批马克思主义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科教学团队被评审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这些成果切实地推进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革，强化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6]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我们真正地面向世界与未来，立足于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创造出具有典范性的伟大作品，从而在世界发挥其影响力，赢得世界的关注和承认。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无限光明的发展之路。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1。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