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第1页）

二、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三大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破解“存在”的秘密。而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则构成各种哲学思想的分水岭。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原则分歧在于，后者总是把“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构成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

（一）经济范畴与现实的存在

毫无疑问，《资本论》是由经济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只是把《资本论》视为关于“资本”的经济学巨著，或者仅仅认为《资本论》包含某些哲学思想，而不是把《资本论》视为关于“存在”的哲学巨著。然而，正是这个由经济范畴构成的宏伟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

关于“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这样的论断：“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正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表述了他们与“独立的哲学”的原则性分歧：“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这个原则性分歧，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原则立场，即以“现实的历史”为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

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现实的历史”的“存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比较：“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4]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是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物”的“存在”；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则把“人”归结为“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观念”（“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则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的运动逻辑中揭示历史运动的逻辑。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对“观念”与“现实”关系的“颠倒”，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颠倒”的现实根源，并且睿智地实现了以“现实”为基础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体系的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5]，而这种“改装”的现实基础则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受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的统治。这表明，在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既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对“现实的历史”的形而上学“改装”，又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改装”所蕴涵的“现实的历史”；既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屈从于逻辑”，又自觉地实现了以逻辑的运动去展现“现实的历史”。因此，只有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涵的哲学批判，才能理解马克思如何从物和物的关系以及观念和观念的关系中揭示出人和人的关系，从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中揭示出人们之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而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的历史”——存在——的秘密。

关于经济范畴与人的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出这样的说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6]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

关于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7]“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8]由此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马克思进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0]

马克思所阐释的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对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把“人体解剖”作为“猴体解剖”的“钥匙”，通过分析“比较具体的范畴”而把握“比较简单的范畴”，通过考察“比较发展的整体”而透视“比较不发展的整体”。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并非仅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

《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不仅把自己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统一起来，而且把“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中，《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而且破解了“存在”的秘密；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集中地体现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

（二）商品的二重性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

构成《资本论》的出发点的经济范畴是“商品”。对此，马克思的论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2]然而，仔细阅读和深入研究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所考察的商品，并不仅仅是构成“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而且是表现“人的存在”的“元素形式”。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在《资本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就得到深刻的体现。

《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的本质是商品的二重性。“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3]“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14]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交换价值”则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15]由此就构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如下的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16]商品作为用来交换和出卖的劳动产品，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的根据何在？它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和交换价值的量的差别的根据何在？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7]即劳动的二重性。正是这个“枢纽”点，构成《资本论》破解存在的秘密切入点。

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二重性的基础上提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18]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人类的“现实的历史”——劳动——在商品的二重性中凸显了自己的二重性，这就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抽象劳动”。正是《资本论》所揭示的劳动的二重性，为理解“现实的历史”即人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切入点——人自身的二重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人需要自然的满足，而这种自然的满足是通过人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实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商品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人的具体劳动，就是以各种具体形式创造出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物”，也就是把外部自然变成“合目的性”的存在。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具体劳动，正是在“现实的历史”中体现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表明，在商品中所体现的人的自然性，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自然性，而是以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性。由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而形成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那种“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并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旧哲学的存在论，在《资本论》的烛照下，它对“存在”的理解的非现实性被暴露出来。

人的自然的历史性或人的历史的自然性，表明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深刻地体现为商品的二重性及其所蕴涵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它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则“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9]这就是说，从商品的交换价值上看，商品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20]，商品价值就是“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21]。“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22]劳动的社会性质表明，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一样，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所蕴涵的人的抽象劳动之中。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的交换；劳动的交换，则构成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这个著名论断，正是在《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点——劳动的二重性——获得了真实的思想内涵，从而为破解“存在”的秘密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秘密的现实基础是劳动，而马克思破解劳动的秘密的直接对象却不是劳动而是劳动所创造的商品。通过阐发商品的二重性而揭示劳动的二重性，通过揭示劳动的二重性而凸显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从而揭示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这深切地体现了马克思的睿智的哲学思想：“感性具体”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感性具体”出发无法直接达到把握现实的“理性具体”；与此相反，只有从“理性抽象”即“最简单的规定”出发，才能达到“理性具体”即“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和”。因此，只有通过对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分析去理解全部的历史，才能真实地展现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破解存在的秘密。这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理论自觉。

《资本论》直接呈现给人们的是由一系列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离开这些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就不存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构成《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又是马克思自觉地以思维的规定把握现实的规定的产物，离开思维对现实的认识论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资本论》以思维的规定所把握的现实的规定，是在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的“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它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24]，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等全部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这是《资本论》所实现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也是《资本论》所实现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

（三）货币的等价性与人对物的依赖性

《资本论》作为“大写的逻辑”，它是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它的概念、范畴是推进、深化认识“现实的历史”的“阶梯”和“支撑点”。如果说由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那么由普通的商品过渡到揭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秘密，则揭示了人类存在形态的历史内涵，特别是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内涵。

人的存在是在劳动的历史中展开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是在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历史性的交换过程中构成的。商品价值的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发展，在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中具有重大意义。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表明，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25]。这就是说，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构成“一切”社会形式的“自然条件”；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性质相反，形成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是构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基础。因此，只有揭示抽象劳动的交换得以实现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转换，才能揭示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形态的变革。

关于交换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关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中作出深刻的论证。他说：“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6]这表明，“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27]。货币的秘密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由此所形成的商品社会的现实是，“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28]，货币成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29]。这深刻地表明，人们的普遍联系在普遍交换中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由此便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的存在方式。

正是基于对价值形态的历史性的考察与分析，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作出如下的著名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存在，决不是“独立的哲学”所说的抽象的人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正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形态的论断是基于对“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实现方式的分析，即对“货币”所表现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断，就不仅是描述性地概括了人的存在的历史，而且是反思性地揭示了人的现实存在的秘密：人的社会关系体现为物的社会关系，因此人的存在成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即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

应当深入思考的是，马克思不仅作出上述论断，而且对这个论断作出如下的哲学阐释：“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黑格尔哲学，其“绝对精神”的哲学理念并不是超然于时代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即“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深刻地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他的存在论批判之中。因此，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哲学界经常引证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断及其解释，恰恰是在似乎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本论》手稿的“货币章”中作出的。这表明，离开马克思的“对现实的描述”的《资本论》，离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他的哲学与“独立的哲学”的原则区别，即他的哲学只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四）资本的逻辑与现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