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解放思想与变革世界观（第1页）

五、解放思想与变革世界观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解放思想、创新实践的30多年。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不仅要从束缚思想的各种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脱离实际、因循守旧和无所作为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世界观的变革；只有变革世界观，才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一）变革脱离实际的世界观

解放思想和变革世界观，首先需要重新理解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它本身是历史的而不是非历史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世界观是具有时代内涵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它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概念框架，也为人们评价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意义框架，从而为人们变革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世界图景及其解释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不只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而是以此为基础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不只是承认“绝对运动”的世界观，而是以此为基础的冲破狭隘偏见、与时俱进的世界观；不只是承认“能动反映”的世界观，而是以此为基础的创新实践、变革世界的世界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这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应有之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实意义。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只有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变革世界观，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变化中的世界和变革中的中国，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变化中的世界和变革中的中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最大的实际，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实际。背离这个最大的实际，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这个最大的实际，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因此，在世界观变革的意义上，解放思想就是变革思想与实际相割裂、主观与客观相背离的世界观，也就是确立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现实意义，是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根据和标准，即：凡是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凡是不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离经叛道和必须否定的。这就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彻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根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本身就是一场变革世界观的思想解放。它要求我们变革思想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的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

确立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所谓“实事”即“客观存在的事物”，不仅有片面的实际与全面的实际之分，而且有过去的实际与现实的实际之分，特别是有表面的实际与深层的实际之分。人们的存在就是“现实的生活过程”。全面的实际、现实的实际、深层的实际，既不是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不是现象形态的总和，而是由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所形成的时代的潮流、创新的实践和历史的规律。要使思想与全面的、现实的、深层的实际相符合，就必须面向“现实的生活过程”，就必须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需要大气，需要面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实际。这个最大的实际，主要地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潮流；二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我国人民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与时代潮流和创新实践相符合；与此相反，思想与时代潮流和创新实践相割裂，就是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的相背离。要实现思想与时代特征和创新实践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变革脱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的世界观。

世界观，首先要有“世界”之观、“时代”之观；实事求是的世界观，首先是直面“世界”和“时代”的世界观，是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世界观。近一百多年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时代”，其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远不是一百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世界。

对于今天的时代巨变，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人们存在方式的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一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人类已经从农业文明过渡为工业文明，又进入到所谓后工业文明。不管我们把这个后工业文明叫作信息时代也好，叫作知识经济时代也好，它都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划分一个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进行生产”。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已经超过了此前几千年的总和。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形态和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二是人们存在方式的变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全面变化。这是从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简洁地说，是从人的依附性的存在转变成独立性的存在。从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从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到经济生活的追求现实幸福的转变，从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到精神生活的理性自由的转变，从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到政治生活的民主法治的转变。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变革着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交往方式正在发生全方位的变化，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农村生活城市化，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这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化。三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空前变革，必然引起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不仅促进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人们的交往方式的变革，缩短了社会的时空，拉近了交往的距离，增强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程度，变革了文化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影视产业，音像制品，网络游戏，时尚消费，使人们获得了全新的生活体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了空前的多样性、开放性和现代性。

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历史的大尺度看，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因此，“现代化”深切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深层地决定了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内在矛盾。现代化，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自然人化过程，也就是以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急速实现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也就是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由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便愈益明显地凸现了两个方面的尖锐矛盾：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的矛盾；二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与人的物化状态的矛盾。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又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紧张、能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在内的“全球问题”。而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挺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增强了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形成了某种人的自我实现的条件，又造成了“抹去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使人“物化”的生存状态。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2]这就是当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性矛盾所构成的“现代化问题”。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面向今天这个“世界”和“时代”的最大的“实际”，并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去形成我们的世界意识和战略意识。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我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与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世界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而广泛，世界意识和战略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真正树立以变化中的世界为内容的世界观。同时，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世界观，必须是反映我国人民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的世界观。关于我国新时期的“实际”，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这样的概括：“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关于新时期的“特点”、“成就”和“标志”，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作出精辟的概括。关于“改革开放”，他说：“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关于“快速发展”，他说：“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与时俱进”，他说：“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3]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全面的、现实的、深刻的“实际”。这个当今中国的“实际”深刻地表明：没有坚定不移的解放思想，就没有我国新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同样，没有深刻的世界观变革，也无法真正地理解和真实地推进这个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

变化中的世界和变革中的中国，是今天的最真实的“实际”，是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和深切理解的“实际”。人们的世界观是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从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真正使思想与时代特征、世界潮流和创新实践相符合，从而以变革的世界观去面对变化中的世界和变革中的中国。

（二）变革禁锢思想的思想前提

世界观的“世”，是“人生在世”的“世”；世界观的“界”，是“人在途中”的“界”；世界观的“观”，是“人的目光”的“观”。变革世界观，从根本上说，是变革“人的目光”。这不仅要求拓宽“人的目光”，使之具有“远视”世界与未来的能力，而且要求深化“人的目光”，使之具有“透视”现实的能力。这是更为深刻的世界观革命。

“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世界”总是与时俱进的，而作为“人的目光”的“世界观”却往往是因循守旧的。究竟是什么造成我们的世界观的因循守旧而不是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是禁锢思想的思想前提在阻碍我们的思想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必须从禁锢思想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是以新的思想取代旧的思想，因而是思想中的革命。旧的思想之所以“旧”，是因为思想被禁锢在僵化的思想前提之中；新的思想之所以“新”，是因为思想冲破既有的思想前提而依据新的思想前提进行思想。解放思想或思想中的革命，是以变革思想的前提为其真实内容的。

思想的前提，就是构成思想的根据，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它的“隐匿性”；二是它的“强制性”。所谓“隐匿性”，就是思想的前提“隐藏”在思想之中，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思想的“幕后操纵者”；所谓“强制性”，就是思想总是以思想的前提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而构成自己，思想的前提决定思想运动的逻辑。解放思想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就在于把“隐藏”于思想中的思想前提揭示出来，并以新的思想前提构成新的思想。变革思想的前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思想革命，才是真正意义的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首先就是从禁锢思想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作为思想前提的“两个凡是”，它是关于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想前提，即以某种思想来裁判实践的思想前提。从这个思想前提出发，必然造成思想背离现实，唯心主义横行和形而上学猖獗。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变革了人们构成全部思想的思想前提。正是由于从“两个凡是”的思想前提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入地追问：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今天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究竟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从禁锢思想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成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邓小平说：“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4]，“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5]。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为我国人民新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全部思想的根本性的思想前提。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87年2月，邓小平谈到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6]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7]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使人们的思想从禁锢思想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进而从“姓社姓资”的抽象论争中解放出来，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9]

从禁锢思想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就思想本身说，必须从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它是人们把握世界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变革世界观就是要变革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作为哲学世界观或理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其实质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它的思维公式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0]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是从这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市场”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同样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们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们要在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上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汲取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积淀的共同的文明成果，从而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变革世界观的意义上，我们应当追问：为什么这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会在人的思维中占据牢固的地位？恩格斯的回答是：“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11]这是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深长思之的。

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适应。人们的经验世界在常识中得到最广泛的相互理解，人们的思想感情在常识中得到最普遍的相互沟通，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常识中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人们的内心世界在常识中得到最便捷的自我认同。常识是每个健全的正常人普遍认同的，并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具普遍性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是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最普遍的“前提”。然而，常识的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经验性。“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12]依附于经验的常识具有零散性、狭隘性、极端性和保守性等特征，以常识为内容的世界观缺乏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前瞻性、坚定性和可批判性。这种以经验为内容的常识的世界观，是人们构成思想的最普遍的思想前提，是全部习惯势力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这种思想前提出发，人们的思想便总是囿于既定的经验所形成的习惯势力，在世界观意义上形成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它所面对的经常任务，就是从这种因循守旧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

常识的思维方式，是形成于常识的生活方式并适用于常识的生活方式的思维方式。常识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在思维活动中保持对事物的简单化的“是”与“否”的断定，对行为的简单化的“善”与“恶”的断定。由此而形成的常识的思维方式，其实质就在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种常识思维方式的哲学表达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就会把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并往往把必须纳入“广阔的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归结为抽象的政治判断或同样抽象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既缺乏深厚的历史感，也缺乏真正的现实感。例如，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其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形式的问题。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具体言之，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总是包含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总要舍弃某些“暂时利益”，为了“全面”发展就要遏止“片面”发展，为了“协调”发展就要限制“畸形”发展，为了“可持续”发展就要反对“竭泽而渔”。如果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简单化、抽象化甚至庸俗化地评判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又如何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全面发展”与“片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呢？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3]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发展”的要求，首先必须是“加速发展”。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思路的形成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正是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又好又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形成“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程度和水平，才能凝炼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