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辩证法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范畴02（第1页）

三、当代辩证法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范畴02

这主要包括以下问题：其一，人的话语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关系。语言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其二，语言占有个人与个人占有语言的关系问题。通常理解为个人占有并使用语言，把语言视为工具；现代哲学则理解为语言占有个人，即语言是历史文化，人被历史文化占有，也就是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占有。作为二者的统一，构成解释学问题：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的融合问题。由此也构成“意义”问题、“理解”问题、“本文”与“解释”的问题。其三，语言、文化和世界的多样统一性问题。人的世界的多样性在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即人类语言符号系统的多样性；寻求人的统一性、人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寻求语言的统一性。其四，语言的功能。人在语言中实现自我理解、相互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自我理解即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情感的理解（超越观念论的自我分析、解释和批判），相互理解即交往实践中的主体间沟通，理解世界即把对象性的存在符号化，这三种“理解”及其相互关系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关系。

三是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

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冲突，直接地聚焦于对“语言”的理解。科学主义思潮强调语言的逻辑特性，因而要求语义的单义性、概念的确定性和意义的可证实性；与此相反，人文主义思潮则强调语言的人文性，因而突出语义的隐喻性、概念的非确定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对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实现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合流的前提，因而具有突出的哲学意义。

四是语言的表述、表达与表征。

在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在这方面，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的德国哲学家卡尔纳普曾以区分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为基本前提，分别地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三个基本学科——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他提出，语言的“表述”职能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这种命题可以凭经验判定其真伪，因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语言的“表达”职能所构成的则不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而是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这类命题无所谓真伪，因而是“无意义的”假问题。据此他认为：（1）作为“表达”的“形而上学”即传统哲学只是“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属于用朴素的类比法和图解语言构成的假问题，因此科学哲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2）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诸如物理学、生物学一类的经验科学；（3）把形而上学作为假问题而拒斥于科学哲学之外，又把认识论作为心理学而归入经验科学，哲学所剩下来的就是逻辑学，但是，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并不是传统的逻辑学，而只是“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作逻辑分析”。由于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因而它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又由于科学哲学所分析的是科学命题，因而它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这样，卡尔纳普就从区分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出发，在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相对立的意义上，把科学哲学归结为“对科学的逻辑分析”。这表明，要在“语言转向”中重建“哲学”，就必须超越对语言的“表述”与“表达”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理解，而必须实现对语言本身的辩证理解。

在我看来，卡尔纳普对语言职能及其哲学意义的分析，具有强烈的理论冲击力，即强烈地冲击了人们对哲学的通常理解。人们通常是把哲学看作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表的层次性（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知识与普遍性和普适性相对弱化的知识）来区分“哲学”和“科学”，从而把“哲学”归结为“全部知识的基础”。既然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那就必须以“知识”或“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哲学”，即要求哲学“表述经验事实”并能够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也就是要求哲学充当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述”职能；如果哲学不符合这种“知识”或“科学”的标准，哲学就是以语言的“表达”职能去充任语言的“表述”职能，这样的哲学就只不过是以“语言的误用”的方式而“表达”了人类“理性的狂妄”。

正是由于后来的哲学家看到了卡尔纳普以区分语言的“表述”和“表达”的两种职能为出发点的批判的“合乎逻辑”，所以往往采取两种策略去回应这种“合乎逻辑”的批判。一种是采取“弱化”“科学”的“科学性”或“强化”“哲学”的“科学性”的方式，也就是以模糊原有的科学分界的方式来论证哲学的“科学性”。这种策略，说到底仍然是沿着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述”职能去强化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因而也就无法挣脱卡尔纳普对“哲学”的“合乎逻辑”的批判。另一种则是采取放弃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心甘情愿地履行语言的“表达”职能的策略，把哲学变成一种所谓“拟文学事业”。这种策略虽然挣脱了卡尔纳普讨伐哲学的“逻辑”，但却为哲学设置了另一个陷阱：“哲学”只不过是“表达”人们的某种情感意愿的“对话”方式。

针对卡尔纳普用以批判“哲学”的关于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的理论，以及后来的哲学家沿着“表述”或“表达”的思路对“哲学”的阐释，我逐渐地形成了一种看法，这就是：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或“时代精神的精华”，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即关于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的理论“表征”。

所谓“表征”，并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对待的另一种语言职能，而是哲学呈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一种独特方式。哲学总是在“表述”或“表达”什么，但这种“表述”或“表达”的意义却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或对“情感意愿的传递”，而是“表征”着人类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

存在的意义既不是以语言的“表述”职能来陈述的经验事实（因此“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科学的对象），也不是以语言的“表达”职能来传递的情感或意愿（因此理论理性对存在意义的寻求以及存在的意义对实践理性的支撑并不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存在的意义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哲学的表现方式，这就是哲学的“表征”方式。“表征”是哲学显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独特方式，而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对待的一种语言职能。这就是说，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哲学总是在“表述”什么或“表达”什么，但这种“表述”或“表达”的意义却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或对情感意愿的传递。而对哲学的“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遗忘”了哲学所“表述”或“表达”的“意义”，而仅仅看到哲学总是在“表述”或“表达”。

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科学主义思潮所“拒斥”的“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是对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而且“消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他所“表述”的对世界统一性的概括与解释，而在于这种哲学所“表征”的人类寻求生存的根基与意义的自我意识。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后神学文化”，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各种哲学流派所“表述”的对世界或人类意识的种种解释，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如果借用一套哲学丛书的标题，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做出这样的概括：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正是“表征”着从“信仰的时代”到“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以至“思想体系的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

同样，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倡言的“后哲学文化”，其真实意义也不在于它们所“表述”的哲学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如果说黑格尔之所以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马克思语），是因为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形式“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之所以要激烈地“治疗”、“拒斥”、“消解”哲学，则是因为现代哲学以“取消哲学”的方式“表征”着人类挣脱“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德里达试图以“边缘”颠覆“中心”，福柯试图以“断层”取消“根源”，罗蒂试图以“多元”代替“基础”，他们所激烈地进行的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种种哲学批判，其真实意义与价值，也仍然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表征”着“跨世纪”的人类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挺立个人的独立性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与崇高感的失落和生存意义的危机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

思想对时代的把握，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哲学之不可“消解”，或者说哲学的“合法性”，在于人类不能“消解”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在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需要通过哲学的理论“表征”的方式而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从而历史地调整和变革人类的生存方式。

从语言的“表述”、“表达”和“表征”的辩证关系去理解哲学，不仅可以深化对哲学的理解，而且能够在当代的意义上推进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

第三，对发展的辩证理解。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复制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实现了生命演化中的自我超越——人成为超越其所是的存在即以“发展”为其存在方式的存在。因此，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辩证理解，最重要的是对“发展”的辩证理解。

“发展”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当代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关于“发展”问题的激烈论争中，学界在时代性与人类性的交接点上深化了对“发展”的辩证理解，提出并形成了以“发展”为聚焦点的一系列哲学范畴，诸如生存与发展、发展的事实与价值、发展的价值与代价、发展的标准与选择、发展的大尺度与小尺度、发展的人化与物化等，特别是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学者，更是以反思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深化了对发展的辩证理解，为当代辩证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

“发展问题”是现代化思潮与反现代化思潮争论的焦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哲学界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发展的价值基础、合理性目标以及发展的代价等问题。有的论者提出，发展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增长过程，也不仅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过程，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它决定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代价”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被否定和牺牲的替代性价值，即主导价值趋向对其他价值形态的抑制、否定和牺牲。还有的论者提出，价值观的主导范式具有强烈的时间效应，价值观自身不能先验地确定自身的合理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首要的是立足现代化对前现代化价值观的反思，而不是立足后现代化对现代化价值观予以反思。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哲学思考，从理论上支持了当代中国对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

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从学术上深入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生存与发展问题，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永恒主题。生存与发展分别代表着人的生命存在的两极，即生命的底线和上线。作为一种底线，生存是相对于死亡而言的。生死攸关，有了人的生命存在，才能谈得上人的一切其他问题。但人的生命存在又不同于动物的直接性和重复性生命存在，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有意义的生命存在，是在发展中得到展示与实现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的本真意义正在于谋求发展，因此，发展是人类生命存在的高级自觉与永恒追求，也是生命意义的标志。每一代人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却又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中不断地谋求着自己的发展；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死亡的威胁，却又通过生生不息的世代更替推动着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正是人生的悖论，也是人生的价值。对于生存与发展的关注，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于生命的终极性关注。

有学者还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出发，认为生存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在现时代，人类前所未有地遭遇到生存危机与发展极限，在两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严峻威胁与挑战。就生存危机而言，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而言的，现在则是整个人类的类存在面临威胁与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过去主要来源于生命运动的自然法则，现在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就发展极限而言，如果说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过去主要受制于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现在则主要受制于外部自然界的可承受性和可再生性；如果说发展在过去明确地意味着进步与福祉，则现在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巨大的破坏以致毁灭为代价。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人类惊愕地发现了生存与发展之间的某种根本性冲突。长期以来，人类把生存作为发展的基础，把发展作为生存的目标，以发展求生存，在发展中改进生存方式，实现生存价值，使生存意义在发展中得以表现和实现，得到彰显和升华，也使作为人的生命本质规定的生存与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内在的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了对于生存意义的理解。而现在，生存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发展的极限所引发的。发展的极限同时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而带着深重的生存危机意识，人们也很难将发展设为明确的活动目标并有效地加以追求。于是，发展作为一种人生理想与追求目标受到了质疑，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也遭遇挑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生存信念与发展理想同时受到了根本挑战。这就必然把生存与发展问题由一个普遍和现实的实践问题转化为一个极富挑战性和紧迫性的理论以至哲学问题，迫使人们去对其加以关注，并使之成为当代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29]

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的过程具有正、负两面效应，具体言之，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人自身的“人化”与“物化”的二重化过程。发展，对人自身的正面效应来说，就是“人化”的过程；然而，在当代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却突出地表现为“人化”与“物化”的双重性过程。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社会生活，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塑造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马尔库塞提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他具体地指出，这种“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的情况，可以说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30]。这突出地表现在，在普遍性的市场机制中，每个个体的生存都被抛向了“市场”，每个个体的生存状况都取决于在“市场”中的“赢利”或“亏损”，谋求个人利益便不仅成为实现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手段，也成为实现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观念”，即市场经济所内含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在对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物化”形态的分析中，有的学者做出这样的论述：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他必然把价值追求的主要目标定在市场需要上。我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市场对我的承认，因此市场要求什么我就应当怎样塑造自己。也就是说，人的价值追求服从于市场的价值导向。同时，人的价值实现的结果及对人的价值的评价尺度，也具有物化性。因为在商品经济中，人的价值要在商品交换中实现，而交换的结果又须以占有财富（商品和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人的价值就被物化了，物成为衡量和评价人的尺度。物化现象在观念上的反映就是拜物教。在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商品与商品、物与物的关系，人的能力、价值等要通过物表现出来，因此人们就不是崇拜人，而是崇拜物。对商品和金钱的崇拜会成为一种时代性的社会心态，它意味着“物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中，使人的心灵也物性化了。[31]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就会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把“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作为交换一切、衡量一切、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把“货币”当成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在评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时，马克思曾经做出这样的评论，即：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因为人们正在受“抽象”的统治。这里的所谓“抽象”，就是统治人的“货币”，就是人所依赖的“物”。正是在这个深层的哲学意义上，人被“物化”了。

人的“物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以及由丰富的“社会关系”所展现的丰富的“社会生活”，被“简化”、“抽象化”为纯粹的功利关系、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在这种被“简化”和“抽象化”的社会关系中，是“人对物的关系”决定“人对人的关系”，因此，“人的独立性”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在当代，发展是同现代化密不可分的。所谓“发达”国家，是指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则是指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展中的“人化”与“物化”的矛盾，就其现实性而言，就是现代化本身的矛盾。现代化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自然人化过程，也就是以现代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急速实现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也就是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由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便愈益明显地凸显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的矛盾，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与人的物化状态的矛盾。

发展，它既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描述，又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评价，因而是以评价为逻辑先在的对存在的描述。这意味着，“发展”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存在状态如何评价即评价的标准问题，以及依据某种标准做出行为选择的问题。标准与选择，是“发展”作为哲学问题的最重要的基本范畴，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当代辩证法理论的最重要的基本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