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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论批判的辩证法与人类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其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来看待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即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61]。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一）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存的一切”所进行的“无情的批判”，首先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并由这种批判直接引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揭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体系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62]去掉这种“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神秘性，黑格尔哲学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这样三个因素：作为人自身和人的对象的“自然”；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精神”；作为二者统一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但是，黑格尔把真实的“自然”、“精神”和“人”都抽象化和神秘化了。他把现实的“人”及其“精神”都抽象化为“无人身的理性”，又把人的现实活动抽象化为“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把现实的人以其现实的活动所实现的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抽象化为“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因此，“当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这原则所包含的肯定方面，了解为真正唯一的肯定，并把这原则所包含的否定方面了解为唯一真正的动作和一切存在自我确证的动作时，他只是对于历史的运动获得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他所表达的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先在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仅不过是人的产生和发生史”[63]。

黑格尔以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表达了人类的自我创造和历史发展，因此，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运动的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并不是某种超然于世界之外或凌驾于世界之上的“遐想”，恰好相反，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这就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64]

那么，如何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或观念”中揭示出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65]

因此，马克思把辩证法的哲学批判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在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以一个生动而犀利的论断揭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马克思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66]

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黑格尔在他的思辨哲学中，则把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神秘地化为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样，所有的现实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正因如此，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批判首先指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使现实的关系从抽象的观念中显现出来，又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揭示物与物的关系下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并把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即“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7]。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这种批判的目的——人类解放——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普遍性所表达的“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普遍性，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8]。这表现在：一方面，“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另一方面，“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被分配在不同个人之间；个人自己现在也被分割，转化成了某种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69]。

马克思的精辟分析表明，黑格尔式的泛逻辑主义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在其现实意义上，就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下解放出来，从现实的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实现的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理论批判，首先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人类争取从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特别是以哲学的形式表达了无产阶级争取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哲学批判的现实性。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70]正是把哲学的批判视为现实批判的理论表达，唯物辩证法才获得了彻底的批判本性。

（二）宗教批判和人本学批判

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是曲折的，表达这种现实的理论是在自我批判中发展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异化给彼岸世界的上帝，反对黑格尔以抽象的思维统治人的感性存在，并在这种双重批判中提出了他的人本学理论。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现实的人为哲学的出发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坚实基础。

对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批判宗教的意义，马克思指出：“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7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72]。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神学的实质是“人在宗教中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上帝，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实质则是把“从思维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变成独立的本质。因此，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认为“生命就是人的最高的宝物，人的最高的本质”[73]，“人的本质是感性，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74]。

在费尔巴哈看来，他的人本学把存在当作主词，把思维当作宾词，从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感性存在的实体，就是整个近代哲学的“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的完成。

对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来……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75]

对于费尔巴哈所完成的“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谬误在天国的为神袛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76]

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还不可能合理地说明人的本质，因而也不可能合理地说明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因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77]在马克思看来，“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78]。

“彼岸世界”即是宗教的、想象的世界，“此岸世界”则是现实的、人的世界。现实的、人的世界的内在矛盾，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即是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上帝，“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则是作为被异化了的人的存在。揭露这种被异化了的人的现实存在的内在矛盾，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而改变这种被异化了的人的现实存在、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则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形成的具有彻底的批判本质的辩证法理论，其根源在于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核心问题和内在要求的革命性变革。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无人身的理性”自我发展的形式，把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那么，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而是现实的人的思维，怎样才能在人的历史发展中掌握世界的发展规律，并实现客观规律与人的目的性要求的统一？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肉体和精神相统一的感性存在。那么，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人类，与现实的世界是怎样一种关系，并如何在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中改造人与世界的关系？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

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他们说：“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79]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0]；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81]；“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82]；“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83]。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84]

以人的“感性活动”而不是人的“感性存在”为出发点，以人的“感性活动”所造成的人与世界的矛盾而不是以“宗教上的自我异化”所造成的宗教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矛盾为研究对象，以人及其思维与现实世界相互关系的辩证发展而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运动为理论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理论思维前提实践论批判的辩证法理论。

（三）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与人类解放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存的一切”所进行的“无情的批判”，以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而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这种批判中，既锻造了具有彻底批判本性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又以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去批判“现存的一切”，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整个人类的解放指出了现实的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经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尖锐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然而，他们所揭露和批判的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而是借用这种理论去批判现实。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现实之所以是残酷黑暗的，之所以是必须否定的，是因为它不合乎“人性”，是因为它陷入了“理性的迷误”；而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美好光明的，之所以是应该追求的，则是因为它合乎“人的本性”，是因为它符合人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