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探索1（第2页）

信仰实在的单一性是信仰唯一造物主的结果，如果这个作为前件的信仰不再令人信服，也就不存在信仰维持整个现象界单一性的使人非信不可的理由。同样，对唯一的造物主的信仰的丧失，提出了关于实在不同秩序之间互相关系的问题。我们根本经验不到不为物质所伴随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再相信实在的不同秩序有一个共同的作者，一个造物主—神——至少在人的知觉和理解力所能达到的创造范围内——那么这些看来毫无共同性的不同秩序互相间的联系就会变得莫名其妙。非基督徒的科学家依然没有在实在的不同秩序之间找到另一条纽带来取代由信仰唯一造物主的传统提供的纽带。

半数以上的非基督徒的科学家还不满足于对除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以外的其他所有现象作非目的论的解释。

非基督徒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争论物质宇宙是否始终像现在这样是多样的；物质宇宙从一个单一的氢原子发展到现在宏大复杂的过程中是否在扩展。但他们还不能解释物质自身是怎么能够存在的。如果物质不是由造物主—神所产生的，那么经过时间空间中介的物质之流就只能被想象为从来没有开端，也将决不会有终点的东西。科学家可以把固体、**、气体的感觉材料分解成化学分子，把分子分解成原子，再将原子分裂为粒子。其中有些粒子虽然不同时却能够交替地以波的形式显示自身。他们可以使所有的物质现象还原为电，但电依然是一种物质现象，它不是一种生命形式或意识形式，也不是不同于意识、生命和物质并超出了人类经验范围的实在的其他某种未知的秩序。

科学家在对生命的研究中，已经成功地发现了关于目前多样化现象的使人心悦诚服的非目的论解释。根据农民能够创造新的家养动植物种这一思路，科学家表明，环境对一些特殊物种的非目的作用通过上一代基因遗传变异的“自然选择”，可能会产生一个完全新型的物种。

任何一套特殊的物种基因的配置、形式和结构的变异都是相当罕见的事件。而当变异确实发生时，它们可能不利于原来物种的生存，因为物种生存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它已经适应当时的环境。然而，如果现在也许是一种危险的变异的载体确实继续生存下去了，那么这种变异就可能会成为对付将来环境变化危险的保障，从来没有一个物种在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存在。当然，环境的再次变化可能对未发生变异的物种和已发生变异的物种同样都是致命的，但无论如何，变异将有双倍的机会使物种能够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继续生存。这种机会极少，但变异的数量巨大。生命在生物圈内存在的极其漫长的时间已为无目的的“自然选择”行为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和几乎平等的机会来分化所有的已知物种，无论是现存的还是化石的。

“自然选择”作用的发现证明，千差万别的物种是逐渐地通过大量漫长的无目的的分化创新而存在的（科学家以“进化”这一术语表示分化创新，尽管这是一个误称，因为“进化”这个词意指“展开”，而展开已经存在的某种东西同产生某种新东西并不是同一种过程）。全部物种可能都来自一个单细胞的共同祖先，就像全部星系也许都起源于一个单一的氢原子一样。虽然科学家的发现没有对物质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作出解释，但他们至少将物质和生命的历史追溯到了可能成立的原始形式。

然而，如果生命本身不存在和不能持续存在，由千变万化的现存的和现已灭绝的物种造成的分化创新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当我们面临生命的这两个主要方面时，非目的论的解释就是不切实际的。当我们放弃关于造物主—神的存在和活动的不可信的假设时，生命的起源就难以说明了。只有将生命不再归于神而归于类人的目的性时，生命的持续存在才是可以说明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科学研究表明，物种特殊基因的变异是极为罕见的事件。这个研究成果意味着，正常的物种根据原物种再生产自身。在以人类意识获得知识和理解力的历史早期，人类就知道了生命的这一特征。但只是在最近的两三个世纪，科学研究才揭示了某种物质构成和组织的复杂性和效力，在这种物质中，生命按照原型正常地繁殖。

全部生命形式，从单细胞的有机体到以**繁殖的多细胞物种显示了一个似乎是生命本质的共同特征。这个特征只能以类人的目的这种术语来描述，这种术语在传统上是用来描述假设的造物主—神的活动的。生命被“规定”以某种物质形式来维持自身，这种物质构成的生物圈覆盖了这颗行星即地球。在“追求”这个“目的”的过程中，生命为“达到”它所迷恋的“目的”而设计并制作了一个高效的物质“机体”。在这个多细胞的、以**繁殖的物种中，这个“机体”采取了在带状的染色体上排列基因细胞的形式。通过**，物种雌性和雄性标本的遗传染色体就在被称作“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互相作用。

在特定的精心繁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作用限于偶尔排除那些基因细胞没有经历任何“幸运”变异的物种标本并保存了某些发生过某种“幸运”变异的物种标本。但这无目的的“自然选择”显然是生命史中的不太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生命在其物质形式中维持自身的“规定”。

这里，我们发觉自身面临着为完成一种恒定的目的而经历的一次正常“成功”和一系列偶然“失败”。如果生命不具有目的，也并非偶然未达到其目的，无目的的“自然选择”就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在生命史中，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年代顺序上说，有目的事件都先于无目的事件而存在，目的不仅优先，而且也是二者中更为重要的。在物种的分化中发现“自然选择”的作用是一个出色的理性成就，但是它仅仅在较小的范围内不使用目的概念而对除有目的活动以外的人类经验材料作出了解释。

非基督徒科学家的发现断言，佛陀将生命等同于“贪”（grasping）（一个目的论的概念）。每个物种的每个标本都一直设法要使自己成为中心，成为存在的理由，成为万物的开发者。在追求自我永恒的过程中，无论是单细胞的生命有机物，还是多细胞的生命有机物的基因细胞，为了维持生存，都竭尽全力地从其环境中获取所需的一切。它们探求的领域并不局限于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里面的东西。它们还吸收太阳和不断轰击生物圈的宇宙放射物。甚至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有机体的活动领域也散布于整个宇宙。然而，对物质的科学分析将物质还原为电而不能以非物质的术语表述电；对生命的科学分析将生命还原为目的而不能以无目的术语或者以非生命的术语来表述目的，因为“生命”和“目的”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名称。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多成功地填补了因拒绝一个造物主—神的存在和活动的传统假设而形成的一部分解释空虚。我们关于现象的说明还不能在不属于人类意识选择领域的所有那些现象中抛弃目的概念。我们只是以另一个动因，即生命取代了一个假设的有目的动因，即所谓全能的造物主—神。然而，生命不是假设的，它是一个经验事实。

我认为，关于生物圈内起先是无意识生命，而后是有意识生命出现的思路已由生物学家目前制造生命和意识的努力给出了提示。如果生物学家的这一事业获得成功，结果将不会是生命“来自”无意识的有生命物质。实际上，通过获得生命和意识的有目的努力，生命将被“置入”无生命的物质，意识将被“置入”有生命的物质。生物学家将成功地捕捉到一个扩展生命和意识王国的机会。人类科学和技术迄今所获得的进步将向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生物学家目前的努力使我想到，在生物圈中，寻求生命和意识起源的目的论解释是富于启发的，也是正当的。也许生命抓住了一个机会，在为它提供了基本栖息地的生物圈中以初级的形式物化自己。一旦生命在生物圈中物化，它当然要同生物中的其他无生命物质构成互相作用，这种互相作用使生物圈适合“更高级”形式的生命栖息。意识也许最终抓住了一次机会，体现为灵长类，灵长类具有较大的构造复杂的大脑，并正在形成两个钳状之手的两足动物。当然，意识帮助并加速了灵长类的大脑、姿态和手的初期变化，在灵长类中，意识一直人化为人科，最后人化为人类，人化为这个生物圈中的所有居民。

我认为生命的“物化”和意识的“人化”比生命和意识的“进化”更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它们曾发生的变化。如果“进化”这个词是指一种存在秩序自然地变为另一种存在秩序，那么，我不信生命是从无生命物质“进化”而来的，也不信意识是从非意识的生命“进化”而来的。我相信，生命和意识接连地“入侵”了生物圈。虽然我相信通过变异的“自然选择”，分化创新的无目的的过程的确说明了物种的起源，但我认为它不能说明生命和意识先后在生物圈内出现的现象。

在科学领域内，我是一个门外汉，我如履薄冰诚惶诚恐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我知道科学家也许会认为我说了一番傻话，尽管如此，我依然不揣冒昧地说了这些话。我之所以要冒此危险是因为存在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而不仅仅关系到有科学才能的少数人。

三、恶

理解善恶的区别与对立是意识的成果之一。因此，人类在生物圈出现之前，不可能有任何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善恶行为。我们尚不清楚意识和良心是不是出现或曾经出现在位于生物圈——这个生物圈现在已经覆盖了我们自己的行星——的狭窄自然界限之外的物质宇宙的其他地方。

人类会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对别人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我们还将所居住区域的非人类方面区分为善的和恶的。与我们谴责人类的邪恶行为不同，我们并不把那些不是由人类行动引起的恶谴责为邪恶。

首先，此间讨论的恶是疾病、老朽和死亡。根据人类的判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都是可悲叹的不幸之事。我们现在知道许多种类的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我们把所有食肉动物（例如鲨鱼和老虎）都看成是恶的，也把所有通过破坏性的无生命力量，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干旱、风暴等对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非人的生命）以及人类的工作和财产造成的危害都看成是恶的。我们断定，生物圈和宇宙整体对任何生命形式都只是部分行善，部分行恶。

我们在生物圈，包括生物圈内的人类部分所发现的善恶分别呈现为和谐和冲突的形式。我们感觉到的和谐是确实无疑的善，而冲突是明明白白的恶。例如，我们认为应列入善行的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植物和动物交换各种气体的合作；采集花粉的蜜蜂和提供蜜的鲜花之间的合作；我们将所有的食肉性行为列入恶的范围，从人类的战争到细菌的破坏。

恶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我们相信，生命寄寓其中的生物圈不是为了达到藏匿生命这一明确目的的神所创造的，那么以生命力量伤害生命的恶就得到了说明。如果我们拒绝关于有一个全能的神圣造物主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将看到生命寓于物质这一壮举只是不完美地完成的。这也将说明争斗的发生。生存在生物圈中的各种生物的行为就像入侵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蛮族军事集团的行为一样，每一个军事集团都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战，有些军事集团发现互相间的合作是有利的，而另一些军事集团则宁愿为瓜分战利品互相争斗。这似乎是对人际间及其生物圈中的其他动物和植物间既合作又争斗的原因所作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这个生物圈中，生命找到了可以生存但相当荒凉的栖息地，生命的反应是贪婪。佛陀认为贪是痛苦的根本原因。所有的高级宗教都异口同声地要求断念，但是断念与曾是生命对荒凉的生物圈的最初反应的自负相比，乃是一种更伟大的壮举。

四、终极实在

如果终极实在的性质反映在人类经验事实中，它一定既包含善又包含恶。如果我们将终极实在视为无所不包和统一的，就能在既是造物者又是毁灭者的两面神般的全能神的形式中发现终极实在。这个神除了对其造物行善之外，还对他们作恶。

这一关于神的观念在印度和中美洲得到了特别强烈的表达。古代印度的这一表达是湿婆，但同一个终极实在的形象还潜藏在毗湿奴的一个化身黑天向阿阇那显现化身之神的神性实在时，这一景象极其可怕，以致使阿阇那惊恐万状。当大母神成为我们人类整个实在经验的象征之后，她甚至也变得邪恶了。印度的时母、小亚细亚的赛比列、希腊的赫卡忒牺牲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卡图鲁斯描写赛比列的牺牲者阿提斯苦境的诗篇乃以恳请女神不要中伤和伤害诗人本人而告终。

迄今为止，人类的绝大部分存在都完全受自然界的摆布。因此，关于统一、全能和无所不包的神的邪恶方面的观点是根据非人类的食肉动物和破坏性的无生命力量表达出来的。当毗湿奴拉下黑天的面具后，就用他的锋利的牙齿撕碎人和动物，然后将撕碎了的尸体吞进他的血盆大口。耶和华和宙斯都是雷神，波塞冬是大地震撼者，特拉洛克至少像他常常播云撒雨一样，也常常带来干旱，因为对于生活依赖于农作物收成的人类而言，干旱和洪涝较之甘霖更能明白地显示特拉洛克的力量。根据法利赛人和耶稣的观点，耶和华曾从愤怒的雷神变为活生生的父亲，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一变形，耶和华仍然是全能的。《主祷文》最后一节的祈祷文承认，耶和华不仅是天上的父，而且还是魔鬼。事实上，《主祷文》的结尾与卡图鲁斯的诗异曲同工。

在最近的7万4万年中，在最近具有决定性的200年内，人类成功地改变了同生物圈的其他非人类部分原来的关系。耶和华和宙斯的霹雷已证明绝对比不上现代人从飞机上扔下的氢弹。如今，人类是主宰。但当今关于单一和全能神的形象仍然比黑天—毗湿奴向阿阇那显示的形象更可怕。在如今由人类统治的生物圈中，两面神的一面是甘地，另一面是希特勒，他们的100支快速运动部队中有99支是通过科学地运用人类技术来毁灭这个生物圈的。这一既是单一的、又是无所不包的最新的神的形象尚未为居支配地位的人类所见。但是居支配地位的人类的软弱无能的祖先倒见过这一形象。但这个形象有窃词之嫌，它断定终极实在不仅包括善与恶两个方面，而且是单一的。虽然终极实在的包容性是经验事实，但它的单一性却是未经证实的假设。还可以想象，实际上善与恶并不是完全结合成一体的，终极实在可能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善努力克服并消灭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冲突的双方都不可能是全能的。

埃及人和伊朗人将目前的现实想象为善神与恶神之战，即何鲁斯对塞特、阿胡拉·玛兹达对安赫腊·曼纽之间的战斗。他们还将终极实在想象为一种正义和幸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善神获得胜利，恶神遭到失败。这一相同的景象在《主祷文》第一段中也有所表述，其差别只是在于，善神的最后胜利并没有被理解为必然的结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预言，而是祈求满足愿望。《主祷文》开篇的逻辑含义在基督教马西昂派的见解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正如马西昂所见，善神并不等同于造物主，他也不是全能的。马西昂的善神是自愿进入世界的异邦者，他只是冒险拯救这个世界，对它的不完美并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