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1页）

附录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拥有丰厚的积累，而且至晚在东汉班彪、班固时，已经形成了史学之历史的意识。说它年轻，是因为它作为近代学科之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被明确地提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今才有大约80年的历史。当然，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大约80年的历史也是很值得回顾和总结的。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深刻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把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史学史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认为：“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2]这里，胡适虽然没有具体地谈论“中国史学史”，但这是目前我们所知“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之最早的提出。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在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之一个分支的观念，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3]

总起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行进到20世纪初年，由于社会的变动和学术思潮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至“五四”前后则走上近代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史学史则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专史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中国史学史”提出的学术背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史观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学术史的发展。

1。新史观的传播。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其历史观的主导因素，是西方进化论。19世纪末，严复、康有为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近代进化论，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潮。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是这个思潮在史学中的延伸和突出表现。他在此文中十分强调“史学之界说”，实则是以进化论重新解释史学。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4]显然，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等，都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就是把中国古代史学上很早就产生的朴素进化思想推进到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的新阶段了。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中，这种进化论思潮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新的中国历史著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纷纷问世，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陈黻宸的《中国通史》等。

上述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重庆）一书，在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指出：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5]

这里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虽未明指近代进化论，但联系上文所述梁启超的论述和何炳松所倡言者，进化论则是其中之关键无疑。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

大致与此同时，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1947年，南京），论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作者以民国建立为界标，把这百年的史学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作者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他讲的“好几个助力”，主要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新史料的发现”等。顾颉刚与金毓黻的不同之处，是极鲜明的把“科学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顾颉刚在评价“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时这样写道：

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6]

所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云云，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方面的实际情形，因为中国史学上的朴素进化思想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但是作者强调：“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在基本方向的估计上，还是符合实际的。

如果说随着“新史学”的倡导和进化论的传播，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提出及最初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话，唯物史观的传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提出及其早期研究，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了影响。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以通俗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7]

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略述了从孔道西、桑西门、蒲鲁东等人“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的论点，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8]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9]

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已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写《史观》一文时，他已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10]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首创。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重要部分，李大钊从阐释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观的历史，到讲授史学思想史，是他深入研究史学之合乎逻辑的发展。李大钊所讲授的“史学思想史”，虽是西方史学的内容，但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大学讲坛上讲授，确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更充分表明他是在讲授中国学人的史学思想了。

2。学术史的发展。“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11]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专史的重要，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12]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了专史的门类，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13]

“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史学史”作为一种专史被明确地提到学术史研究的日程上来的时候，其学术价值便有了比较恰当的定位。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二、草创时期的初步收获

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段坎坷的历程，这一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而有起有伏，二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步入近代以后不久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逐步摸索。

自20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来至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草创时期（30年代至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今）。其间，它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演变轨迹。其中，草创时期、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是我们要着重阐述的。这里先说草创时期。梁启超在提出撰写“史学史”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14]梁启超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梁启超提出了初步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5]他关于“史学史的做法”，就是依照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他的这些认识，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同时，有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出来，有的研究者写出了综论性质的论文，有的研究者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还有一些研究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专书。这种发展形势表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一旦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就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繁富，确有吸引学人进行研究的魅力。通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在学理上和撰述上的主要成就，突出地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什么，撰写什么？第二，“中国史学史”是怎样发展的，应当怎样表述出来？第三，怎样看待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的变革，即怎样看待“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三是阐说“新史学”。

1。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撰写内容。如前所述，梁启超对此已提出其明确的见解。这一时期人们发表的总论性文章或出版的专著，多关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