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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和路径

——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1]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不自今日始。但是，当今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自有其突出的时代性。这是因为：第一，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开放性。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说明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有过开放的时代，也曾有过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它们毕竟都已成为历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足迹遍世界，各国人的足迹遍中国，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的开放事业在许多领域都将更广泛、更深刻。第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已经大规模地走向朝鲜半岛和日本。至晚在18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了解和评论中国史学。20世纪以来，中外史学交流日益活跃。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外史学交流也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许许多多外国史学著作涌入中国，大批外国同行来到中国作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纷纷走出国门，或访学，或深造，中国史学著作也不断地被介绍到世界各国。中外史学家共同参与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不胜枚举。

这就是当今中国史学面临的历史形势。在这种历史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由于文字的差异及其他原因，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还不能被更多的外国同行所了解；同时，20世纪以来的一些优秀的中国史学著作，能够走出国门的也很少。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大多数外国同行对以往的中国史学和当代的中国史学并不十分了解，以致在世界史学舞台上，中国史学还未能占有符合其实际成就的位置；同时，由于当代中国史学成果“出口”缓慢，一些新的研究趋势及其所得，也为许多外国同行所不了解，从而难以对中国当代史学做出比较全面的判断。因此，中国史学的特点何在，它与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有何不同，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应占有怎样的位置，等等，就不可能得到比较明确的说明，外国同行只能按照他们的传统、观点和价值取向来评判中国史学。对此，我们能够理解，但却难以认同。

鉴于以上这种形势，中国史学怎样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就成了当今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一、提高品格：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

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其前提是提高自身的品格。这里说的“品格”，一是品位，二是风格。

所谓品位，是指它的学术水准、学术质量。中国史学有大约3000年的历史，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历史观的进步，求真求实水准的提高，历史资料积累的丰富，史书种类的增多和体裁、体例的逐步改进，以及史学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密切等，是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史学史上，自西周、春秋时期史学产生以后，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每个时期都创造了史学的辉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因许多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然，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论是以梁启超、陈黻宸等为代表的“新史学”，还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以及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划时代的著作面世。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史学如何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品格，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念和实际工作，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为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产品。我们应当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成果的多种表现形式等方面，成绩突出。这为中国史学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品格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那么，中国史学怎样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品格呢？这里，不免要说到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却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

人们研究历史、认识历史、解说历史，有多种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史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近代以来，诸说蜂起，学派林立，而真正能够指导人们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做到。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只要把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撰写的社会史、思想史等各种专史和不同风格的中国通史，同其他学者所撰写的同类著作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明显的差别，诚如郭沫若在谈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所说：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写于1884年，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指针。郭沫若所说的恩格斯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而对于唯物史观，恩格斯在1883年谈到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

唯物史观的发现，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功绩之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来看，人们可以估量到这话的分量之重。

深谙“国故”的郭沫若，超越了中国的学术先贤而接受了恩格斯的方法，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一次革命，是比梁启超的《新史学》所引发的“史界革命”更深刻的革命。尽管在郭沫若之后，有一些人批评他的某些论述，尽管郭沫若本人也曾修正过他自己的某些论点，但唯物史观的方法却为许多史学家所接受、所运用，并在结合中国历史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的较详细的论述。[4]又如侯外庐在谈到他的治学原则和方法时，他强调了以下几点：

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5]

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史学家们所强调的重点或许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则为大家所共识。再如，白寿彝先生在论述“史家的任务和范围”时指出：“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寻的问题。”[6]由此看来，郭沫若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即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其基本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者的遭际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但他们都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一方面反映了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理论在中国学者中间极易获得思想上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一则同中国的现实有极密切的关系，再则也同中国的思想传统有极密切的关系。1981年，白寿彝先生在谈到史学遗产中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问题时认为：“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他进而指出：“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7]白寿彝先生提出的问题表明：人类思想的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却又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刘大年进而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8]

这些思考和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加以理解。

有不少史学家的学术经历表明，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后，他们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吴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他把自己写的《朱元璋传》于1948年在解放区送呈毛泽东同志请教，毛泽东同志在当年11月24日致信吴晗，写道：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9]

毛泽东提出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问题，对吴晗后来的历史研究和史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像他自己所说，“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10]。由于这个理论上的启发，吴晗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至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页，而且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加深刻、更富于启发意义了。例如，吴晗对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曾发表了一些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在一篇题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文章中，就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研究方法和“初步意见”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他的“初步意见”共列举了八条，这就是：

“一、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对历史人物，主要看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二、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历史是从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人物是从斗争中成长的。”“三、应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几千年来多民族共同大家庭出发，来衡量历史人物。”“四、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方面看，而不应单从私人生活方面看。个人生活是有关系的，但不是唯一的、主要的。”“五、因此，要区别史料。要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史料。”“六、要注意阶级关系，但是，也要指出阶级出身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条件，人是可以改变的，一个地主官僚阶级出身的人很可能成为坏人，但不一定都是坏人。”“七、也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八、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不符合过去存在的客观实际就是浮夸。”[11]对于吴晗的这些“初步意见”，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初步意见”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论问题，得力于唯物史观是毋庸置疑的。

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尤其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首先要学习老一辈史学家的睿智和理论勇气，结合当今的历史认识和研究对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新的见解和结论，这是提高当今中国史学品格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