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1（第2页）

再次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遗产及其批判继承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从很早的时候起，史学批评就同史学发展结伴而行，并成为史学整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联系到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和孟子对《春秋》的评论，以及这些评论对后世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理解了。自两汉以下，有刘向《别录》、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幾《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朱子语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卜大有《史学要义》等，直到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邵晋涵、纪昀、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史学批评的遗产极为丰富。今天，我们对于这些遗产的认识、总结、继承是很不够的，这也影响到当前史学批评的发展。我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在运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今史学批评的成长方面，有更显著的成就。

三、学风建设与21世纪中国史学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感到学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些杂志在推进学术规范、批评不良学风的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良学风的产生，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只要这些社会原因还存在，不良学风就会滋生出来。因此，学风建设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将始终伴随着学风建设所提出的种种任务。

学风建设，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是反省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式的搬用，因而造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反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又一次升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史学在迈进21世纪之后，能不能坚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纠正以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把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推进到更高的、更科学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史学能不能在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这里，有两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症结。第一，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并不是由此证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可以用来指导研究历史，更不是证明研究历史必须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终还是要明确什么是“正”、什么是“源”，并把这个“正”、这个“源”坚持下去。第二，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使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从而能够在唯物史观的总的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并善于吸收当代国内外各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新的发展，以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处在新世纪开端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对过去的反思进行反思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些问题。

其次，是讲求史德。讲求史德，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恪守信史原则；一是要尊重他人研究所得。这里着重讲讲后者。尊重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尊重当代人的论著所提出的积极成果，这是后人对前人所做的探索应取的态度，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应取的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对前人、他人的成果横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批评方法，有时还受到赞扬和吹捧；现在也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参考了、借鉴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论著中不作说明、不注出处，以至故意向读者加以隐瞒，从而把自己装扮成某个观点、某种见解的提出者、首倡者。这两种情况，都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都在助长着不良学风的泛滥。纠正这种不良学风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是讲求创新，提倡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研究。在历史学界，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出色的、很优秀的成果；也有一些是重复地做着前人做过的文章，甚至也重复地做着当代人做过的文章，而又没有新的创意，这即使对于通俗读物来说也应取慎重态度，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则是应当努力避免的。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平庸的学风在滋长呢？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的历史学要创造21世纪的辉煌也是很困难的。

学风建设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对于文风的重平实不尚浮华，对于克服治学上的浮躁情绪等。所有学风上的问题，都直接同提高史学工作者队伍的素质有关，都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有关，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总之，只有加强学风建设，我们才能走出目前存在着的一些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使当代史学得以更加健康的发展，得以迈出更大的步伐。

[1]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页。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8]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9]《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11]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2]李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

[13]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7页。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