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述评（第2页）

根据上述报告，医生们有两种不同的诊断。一种认为耳聋是中耳炎或中耳钙化引起的，另一种说是由于内耳炎。至于病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贝多芬17岁时在波恩得了天花引起的，有的说是1796年夏天害了一场伤寒后的后遗症，有的说是出于风湿，有的说由于他在大风大雨中作曲受了风寒，有的说是先天性的耳病。贝多芬自己把耳病归咎于一次发火。根据推耶尔五卷本传记记载：英国钢琴家尼特[20]曾亲口告诉推耶尔，他1815年在维也纳建议贝多芬到英国去治耳病时，有过下面一段对话：[21]

贝多芬：“算了！我已经接受过许多医生的各种各样的建议。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我来告诉您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有一段时间在忙着一个歌剧。”

尼特：“《费岱利奥》？”

贝多芬：“不，不是《费岱利奥》。—我和一个脾气不好、令人讨厌的男高音独唱演员打交道，我已经在同一个歌词上为他谱了两个大咏叹调，他还不满意，又为他谱了第三个。第一次试唱他认为可以，就拿走了。感谢上帝，我总算完成了任务！我马上坐下来继续做我心里急于要完成的工作，这工作由于为他写咏叹调而被耽误下来了。我动手还没有半个钟头，听见有人敲门，又是那位男高音。我当时激动得不能自己，愤怒地从我的桌子前跳起来，当那人进来，我向他扑去，倒在地上，用手撑着，就像他们在舞台上做的那样（此时贝多芬张开双手，做了一个解释性的手势）。当我重新从地上站起来，我发现我的耳朵聋了，一直聋到现在。医生说，神经受了伤。”

研究家认为，贝多芬肯定讲过这个故事，因为推耶尔是一个严肃的传记作家，[22]他不会把虚构和杜撰之事编进贝多芬的传记。钢琴家尼特也不会向推耶尔说谎。不过美国学者所罗门在他20世纪70年代写的《贝多芬传》中合理地对这一段记载提出疑问：所谈“另一个歌剧”是哪一个？而史实表明贝多芬除了《费岱利奥》没有作过第二个。这位男高音独唱演员又是谁？在贝多芬的作品目录里从未找到过以同一歌词创作的三个男高音咏叹调。因而所罗门说，这是幻想出来的故事。这也许是贝多芬深信自己的耳疾是受到剧烈精神刺激所致。但所罗门又说，也许确有其事，但由于记忆模糊，张冠李戴，把事实说错了。[23]

2。为什么贝多芬耳聋后还能创作，甚至创新？

贝多芬耳聋后不仅不停地创作，而且在不停地创新。请听听写到死前为止的五个弦乐四重奏吧！那里有三部超出四乐章常规的六乐章和七乐章的弦乐四重奏，其中降B大调（作品130号）末乐章赋格曲因其反常规而使评论界瞠目结舌；这个乐章新颖得连参加首演的提琴演奏家[24]都有理解困难；后来作者听从出版商的劝说，把末乐章独立出来成为编号op。133的《大赋格曲》，为这个四重奏重写了一个新的终曲。[25]

常人对这个奇特的现象[26]不解，而把他说成是个谜。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贝多芬接受外来声音的听觉器官—耳朵，聋了，那是他身上对声音的感受器官损坏了，无法听到别人演奏（唱）的声音，当然，他因听不到声音效果而无法演奏钢琴或指挥乐队以演奏他自己创作的乐曲。

但是，人的听觉机制是一个系统；耳（包括外耳，中耳，内耳）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它的功能是感受外来的声音（包括音乐），它对声音的感受是物理上的。它损坏后，贝多芬对声音感受的受阻是物理上的受阻；附在贝多芬右耳内耳传导感受外界声音的听神经萎缩了，意味着外来的声音刺激传导到大脑听觉中心右边的通道被阻断了。这样他的右耳也就全聋了。

但不管他双耳的中耳部分全部钙化也好，右耳听神经全部失去传导作用也好，贝多芬的位于大脑的听觉中心是完好无损的。按解剖文书的描述，他的大脑比常人发达；作为大脑一部分的听觉中心自然也比常人发达，从而它的功能也比常人灵敏和强有力。贝多芬听力的损坏，引起的障碍仅限于声音感受和传导物理功能上，并不意味着他大脑听觉中心的音响信息储存能力的丧失和音乐思维活动的衰退；音乐信息的接受和储存可以通过看总谱来弥补，大脑的音乐思维活动照样受着生活感受、创作实践的影响而活跃着，变化着。他在音乐创造的主观能动性—灵感是它的表现形式之一—一如既往受着与客观生活环境密切相连的思想、感情乃至意志的激励和推动。

所以，他听不见声音不等于大脑里没有声音，要不然他怎能看了罗西尼《塞维里亚理发师》的总谱，判断罗是“一个有才能的，有丰富旋律的作曲家，但他的音乐是迎合轻浮的时代精神的”[27]。看了威柏的《优丽安特》总谱，嫌他对这部没有多大价值的脚本，“花了过多的力气”[28]，而当他1827年年初去世前躺在病榻上一时无事可做，欣特勒送给他看舒伯特写的歌曲，看后他说，“真是的，这个舒伯特放射着神奇的火花……”[29]这些例子，说明贝多芬虽听不见外来的声音，但他的大脑能将通过视觉看到的音符（记载音乐的符号系统）转化为心里的声音，听觉中心完全能听出并品味出乐谱记载的别人的音乐来。

但他不仅有通过看总谱感受音乐的本领，更重要的，这个聋子的大脑和听觉中心还能创造出自己的精致复杂的音乐来。雄辩的例子便是秘书欣特勒写的传记中描写贝多芬于1819年夏天在维也纳远郊墨特灵贝多芬的寓所创作《庄严弥撒》“信仰”乐章[30]结尾赋格曲大合唱[31]的情状。传记这样写着：

八月底，我在那时常在维也纳居住的音乐家约翰·霍扎尔卡陪同下，到大师在墨特灵的寓所。那时是下午四点……我们站在一间紧闭的起居室门外听大师在为“信仰”乐章作赋格曲，他唱着，吼着，用脚踏着拍子。我们久久站在门外听着，那情景叫人害怕。我们正想走开时，那门猛一下打开了。贝多芬在门框中间站着，脸上显出错乱的神情，看了叫人害怕。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他刚打败了一批对位法的恶鬼之后走出来的。

贝多芬1818年与人交流已开始使用谈话本进行笔谈，耳聋的程度已非常严重。上面的描写说明，1819年夏天，他创作《庄严弥撒》“信仰”乐章中那个有名的赋格曲时，“唱着，吼着，用脚踏着拍子”，这不正生动说明他耳朵听不见音乐，但心里有丰富的音乐，而且能创造出伟大的音乐来吗？

许多研究者指出，贝多芬的耳聋对他的音乐创作和创造并没有造成任何障碍，相反，倒使他生活在一个静默的世界里，排除了外界一切声音的干扰和影响，专心致志于自己的音乐；因为他耳聋，他在创作时，是与现实的音响世界隔绝的，这样便给他提供了一个有利情况，他的创作不受外部音响世界的束缚，作曲时只考虑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少去管唱歌的人是否能唱上去，演奏者是否能奏得出来。从而获得更大的创造自由和对因袭和习惯的无情突破。

拿D小调第九交响曲终曲为例，贝多芬要以最强音来歌颂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原意应译为“把这一吻送给全世界”）[32]，因而贝多芬让女高音声部唱出“Welt”（世界）这个字在a2上用fff的力度盘旋了8个小节（第718—726小节）之久。那样高的高音要合唱队女高音唱出来已非易事，要她们一口气用最强音唱八小节更是不可能的事。但贝多芬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要用强音来表达这个“博爱”的理想。这个用fff力度一口气唱完八小节a2的难题，指挥魏因伽特纳[33]用合唱队员避开在小节终拍或强拍分别换气的办法来解决，[34]他终于达到了贝多芬的要求，后来的排练者也就如法炮制了。

耳聋使他不能演奏，不能指挥，也使他感到孤独和产生对别人的猜疑，这是他的不幸。但耳聋使他集中精力在创作中毫无顾忌地不断开拓不断创新，这是不幸中之幸事。我认为对贝多芬的耳聋应该有个辩证的看法。

不过，耳聋对贝多芬是幸事也罢，不幸也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作为一个音乐家，在失去了听力的情况下，不怕困难，顽强拼搏，辛勤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给人类留下那么多辉煌的不朽的乐曲。他在遗嘱里说：

但愿那些不幸的人把我看作他们的患难兄弟而感到**。—这人为了置身于有价值的艺术家与有价值的人的行列，不顾自然为他设下的种种障碍，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他崇高的音乐和人格鼓舞着我们在充满困难和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勇猛前进，永不退缩。

[1]海利根施塔特原是维也纳郊区的一个村庄，贝多芬在夏天经常去那里租住农舍作曲。这遗嘱是在那里写的。该地现属市区，他租过的屋子现已开辟为贝多芬的一处纪念馆。

[2]欣特勒（AntonSdler1798-1864），本学法律，后转音乐，1915年曾因参与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出于尊敬和爱戴，1816年起他无偿地为贝多芬做秘书工作一直到贝去世。他是贝多芬遗稿和信件的管理人，他把贝多芬四百多本“谈话本”中他认为不宜公开的加以销毁，只剩下一百三十八本，受到后人的指责。他写的《贝多芬传》（1860年）是贝死后第一本传记，因他受成见所囿，此书不少记载不符合真实情况，为后人所诟病。但他毕竟与贝多芬有较长期的接触，故这本传记含有许多珍贵资料，成为后人研究贝多芬的根据或出发点。

[3]19世纪莱比锡的一家音乐报纸，发表过许多音乐评论，推动了当时的音乐生活，包括人们对贝多芬的认识。

[4]见作家斯特凡·赫姆林编《德语读本》，莱比锡，1982；《德语文学选读》，“世界与知识”出版社编，柏林，1958。

[5]根据贝多芬的创作草稿（Skizze），“贝二”自1800年年底开始构思，这恰恰证明了他这部乐曲的创作是与因耳疾引起的苦恼和思想危机是同步的。

[6]柏辽兹称“贝二”的第四乐章为该交响曲的第二谐谑曲，见柏辽兹：《贝多芬的交响曲》，陈洪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53。

[7]这个名称起用于罗曼·罗兰，为以后的音乐史家所沿用。

[8]WolfgangSawallisch，1923年生于慕尼黑，长期担任慕尼黑国家歌剧院指挥兼总监，是一个有学问的音乐家，曾在欧洲许多著名乐队担任过指挥，其指挥艺术以严谨朴实讲求整体统一著称，1985年奥门迪去世后，被聘任为费城管弦乐团常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