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地重生谱新篇（第1页）

三、绝地重生谱新篇

澳门没能成为广州培英中学的避风港。

培英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毅然返回广东，在山区辗转。有险情就避却，有希望就前行。在白绿旗帜的鼓舞下，培英师生求得了生存，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日本侵略军的非正义性质注定了它最终失败的必然。1945年抗战胜利后，培英返回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培英由私立改为公立，归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谱写出胜利的篇章。

（一）返粤地，赴曲江

在澳门办学半年后，风波又起。

1942年6月，广东日伪教育局电话命令培英中学回广州复课。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培英中学严词拒绝了回广州复课的命令。

为了不拖累澳门的有关学校和机构，1943年夏，广州培英从澳门迁回广东。他们不愿回广州，而是一路朝北，师生先步行至清远，后搭乘竹排到达粤北曲江，幸运地免费借到曲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夜校的课室——这间夜校的校长王以敦先生是培英的校友。

培英中学与夜校的课程安排正好“互补”，故此得以白天借课室上课，晚间交还夜校使用。这样的“互补”本是天作之合，然而，天作之合的享受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星期。

培英中学借夜校课室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日军飞机疯狂进犯曲江，一枚炸弹落在市中心的中央公园，青年会夜校的房舍被震塌。幸好师生均已疏散，但不畏牺牲坚持留守校舍的校长傅世仕被炸弹炸飞的碎石击伤头部。

受伤的校长傅世仕认识到，学校安置在城市太危险，因为城市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于是，教师们分头到郊区找校舍。当时，刚好曲江县（现曲江区）城郊外有家工厂挂出消息，说急卖厂房。这是广东最大的南方被服厂，用作校舍比较合适，但要价32万元。傅世仕校长立即组织人员开始筹款，他们马不停蹄先到桂林找熟人，但两周仅筹得六七千元，离32万元差得甚远。手中无钱，不敢跟被服厂签买卖协议，那么大一块厂房和地皮，随时可能被人买走。

夜校垮塌，数百师生无处落脚，孩子们望着教师，教师望着校长。借不到校舍，筹不齐款，校长一筹莫展。

这时，一个消息传到傅世仕校长耳里。有一位叫司徒新的校友在滇缅公路经营运输业，生意兴旺。傅世仕校长立即前往商谈。得知母校困难，司徒新慷慨地捐出30万元。傅世仕感激涕零，他想办法打回电话，派一位教师疾跑到被服厂，立即签下购厂协议。

听到傅校长筹到购厂款的喜讯，师生们兴奋不已。购厂协议签署后，经厂长同意，师生们自力更生，用厂里厚达一寸（约3。33厘米）多的木板钉成台凳、黑板和床。

然而，战火纷飞山河泣血的年代，郊区也难得安宁。1944年4月中旬，傅世仕校长通过某渠道获得可靠消息：日军计划在8月进攻衡阳并挥师南下，同时派兵从广州北上。曲江在日军南北夹击之中。培英中学的师生只得撤离高价购回的校舍，再赴前途未卜的迁徙之路。

（二）逆水行，到连县

傅世仕校长想到了清远连县（现连州市）。

连县是抗战时期的广东省政府所在地。连县的双喜山，有美国长老会的一个基地，基地的主管人冯世安以前是培英的资深教师。怀着一丝希望，傅世仕从曲江北上，找到冯世安，说明来意。冯世安面临困难，但看到培英人，备感亲切，知难而应。他与长老会其他人商量，最后决定拨出双喜山的大片土地给培英中学建筑校舍，所需款项全部由长老会负责。

1944年6月1日，随校疏散的师生，沿小北江逆水北行，经过十天的水陆兼程，他们终于来到了连县双喜山。师生们齐参与，购伐松树，树干为梁，松皮盖顶，建好课室和学生宿舍。由于囊中羞涩，学校无力建教师宿舍。傅世仕校长带头挤进男生宿舍。粤北最具规模的双喜山医院的院长邵德森先生恰是培英校友。他听闻迁来双喜山的母校有困难，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拨出两栋护士宿舍给培英做教师宿舍。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个别学生以为国家将沦亡，归期无望，言语间不免流露灰心沮丧的情绪。这时，傅世仕校长总是以“信、望、爱”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他常在师生大会上演讲：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也是有希望的，要抱着这种信念，千万不要因为国家一时遭受磨难而灰心。为了明天，我们要好好读书。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巨大的喜悦中，双喜山在沸腾，中国在沸腾，全世界在沸腾。

同年11月，扬眉吐气的培英师生离开连县双喜山，迁回广州白鹤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