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1（第1页）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1]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人民教育家，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拟探索陶先生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合理的、创造性的因素和贡献，曾经起过什么进步作用，至今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以求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发挥其有益的作用。
一、人民第一，教育为公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充满着“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心愿。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2]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称陶先生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绝非偶然。我看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从陶先生的人民立场来考察，就不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和事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二十年代后期，我亲眼看见他放弃大学教授的地位，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衣草鞋，下乡创办晓庄师范。他开始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通过教育来改造农村，解放农民。这虽然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实现不了他的思想，但充分表现了他要解决中国最多数的穷苦农民问题的决心。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把整个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按当时估计——作者注）农民”，“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到的幸福。”[3]
晓庄师范吸收了很多进步青年，还有共产党员，陶先生还要“使农民的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这就使反动派发抖了。1930年晓庄被封闭了。这一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引起了陶先生思想的变化，认识到农民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歌唱着：“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4]于是他教育的对象便由农民而变为“为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5]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陶先生这种农工联合的思想，还不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思想。虽然如此，他的人民立场是鲜明的和坚定的，所以他终于形成了“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思想，主张实施人民大众的教育。
正因为陶先生有了坚定的人民立场，他在前期走了一段改良主义道路之后，他的教育事业又和抗战与民主斗争结合起来了，与革命结合起来了。在“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了党的好朋友。育才学校可以说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坚定的人民立场，驱使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断地适应人民的需要而发展。不用发展的观点，就不能全面理解他的教育思想。
也正因为他有了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才有为人民服务的深挚热情，才能产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进不俱，达者不恋”的高尚精神；才能形成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伟大人格；才能使他乐观，前进，不畏艰苦，百折不回，积极奋斗，视死如归。他不怕反动派封闭他的学校，不怕反动派通缉他，迫害他。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自然学园、育才学校等，一个接一个，表现了他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二、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教育
陶先生要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由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识到教育是民族和人类解放的武器。他在一首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歌词里说，“杀猪的对猪说，我们应该合作……杀牛的对牛说，我们应该合作”，用这种比喻来揭露帝国主义所谓国际“合作”的欺骗性。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还须“拿出你的小拳头”，这就是说要用武力。他批判胡适不反对帝国主义：“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6]“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主张撤退，再等五十年。陶先生尖锐地批评他是想当亡国奴了。这种热爱民族独立，反对帝帝国主义的立场，贯彻在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之中，要求教育成为解放民族的工具。
陶先生反对洋化教育，反对奴化教育，教导学生要“联合起来打公敌”，主张“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培养中国的斗士”。[7]这就把“培养中国的斗士”作为新教育的培养目标了。中华民族进入国难，抗战时期，他又要教育和国难、抗战结合起来了。在这时期，陶先生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参加了救国会，制订了“国难教育方案”。“七·七”事变后，国难教育转为抗战教育，《生活教育》杂志改为《抗战教育》了。
陶先生在强烈的民族性原则指引下，长期寻求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独创的教育体系。1939年他在为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而写的《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中，指出十二年当中（1927年晓庄师范建校算起——作者注）他干的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我认为陶先生做的这三件事可以概括为寻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独立的教育道路。这一条道路不但他没有走完，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走下去。
陶先生反对“沿袭陈法”，也反对“仪型他国”。他认为“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收”。他要求第一流教育家首先应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要“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发现出来”。[8]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陶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开辟性的教育家了。他向教育家提出这些要求，对我国今天的教育家仍具有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意义。我们新时期的新任务，就在于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而探求中国式的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就成为迫切的需要了。
三、实施民主教育，创造民主的新中国
在抗战胜利后，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我国进入民主斗争时期，陶先生是站在斗争前线的。他向民众大声疾呼：“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他批评当时反动统治下的“奴隶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认为中国古人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对于民主斗争还能起指导作用，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他高喊“民主第一！”“人民万岁！”他认为民主是“中国的起命仙丹”；“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创造一个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9]。
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礼教”和“以天理压迫人欲”的“理学”教育，而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他重视人生，把培养“合理的人生”作为教育的宗旨。[10]反对“礼教”和反对“理学”教育的思潮，从明清之际自启蒙思想以至五四文化运动，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陶先生所继续发扬的这个传统是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两方面进行改革所必需的。至今我们仍需扫除封建主义的重重障碍，社会主义民主及“四个现代化”才能顺利实现。培养革命的人生观的教育，也是当前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
陶行知先生已初步认识到“旧民主”与“新民主”的区别，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11]。他还把民主区分为庸俗的民主和创造的民主，前者是形式主义，平均主义；而后者则是要“使多数人的创造力能发挥”。他主张教育机会均等，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和什么阶级都要受教育，但主要是“要求农工劳动阶级有机会受教育”，也要求民主教师再受民主教育，肃清一切不民主、甚至反对民主的习惯和态度，积极地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
陶先生的民主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热爱儿童这一点上。由于他重视儿童和青年，他才充满了对儿童和青年的爰，特别对最多数的穷苦儿童和青年的爱，才有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和育才学校。他的学生尊称他为“老夫子”，农民歌颂他“到处体恤穷人”。我认为陶先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值得教育工作者学习的。
对于民主教育学制，陶先生主张从单轨开始，以后依才能分成多轨，多种多样，因材施教，要求普及与提高并重，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兼顾，并且还要便利换轨。我认为这条意见，值得我们今天改革学制时参考。陶先生所说的“从单轨开始”，大概指的是初等教育，要求全国儿童和少年都受到同样的必要的普通教育，从今天的情况来说，这个阶段也可以包括初中教育。所说的“多轨”，可以根据城乡差别和需要，或者从初中开始，或者从高中开始。今天主要是要求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陶先生准许学生换轨，学制上应给予换轨的便利，我也觉得是合乎民主原则的。陶先生认为入学考试不应过分着重文凭，应增加同等学力录取比例。又主张增设补习大学及夜大学，还主张学术自由、读书自由、讨论自由。对于留学政策，他认为凡可以在中国学到的应在中国学，或请外国教授来中国教，如设备不能解决的学科，才派大学毕业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出外留学，这些意见都值得参考。
陶先生既关心民主的自由，也关心民主的纪律。他反对的是专制的纪律，而要求的是自觉的纪律，不但要人服从纪律，还要人懂得“为什么”。这样的意见，对今天很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民主和纪律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治能力。懂得民主的权利和义务，才能顺利的发扬真正的民主，建设健康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陶先生强调儿童个性的发展，解放儿童及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是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中又一个重点！他主张“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12]他以为人像树木一祥，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但是他没有忽视集体教育，主张普通教育和分组教育相结合，这在育才学校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从一般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先是个别教学，然后发展到班级上课，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近代教育家感到班级上课制度不能达到发展学生个性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流派，企图解决这个问题，而终未得到圆满解决。陶先生也是长期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的教育家，终于采取了普通教育与分组教育相结合的办法，这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研究的经验，未可轻视。
陶先生办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满着民主精神，无论晓庄、工学团或育才都是如此。不但在学习上要求民主，而且在生活上也实行民主，使学生都能“自觉觉人”。这种民主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而是使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发展，各尽所能，贡献给人民和国家。他主张“学术自由”，认为这是追求真理的自由，不是自由主义，认为没有这种追求真理的自由，便不能产生学术。我认为陶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自由主张，是与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思想不同的，他认识到“学术就是力量”，学术是为了用的，是为人民和人类造福的。我们今天恢复了被“四人帮”破坏的“学术自由”的方针，必能使我国学术日益繁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服务。
四、学习科学，创造科学的新中国
陶行知先生发扬“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主张二者必须结合起来而不能偏废。无民主不能发挥科学，非科学不能发展民主，他要求民主教育必须注重科学教育。他指出：“科学不发达不能造富，所以应该有科学的生产，科学的劳动。”[13]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富强有赖于“科学的生产劳动”，没有科学技术便不能提高生产力。这种认识颇有远见，这就是意味着要使生产科学化、现代化。而“四人帮”竭力破坏生产，破坏科学事业，破坏各级学校的科学教育，用心狠毒无过于此！
1931年陶先生发起“科学下嫁”运动，要把科学知识传播给人民大众，并办了自然学园，大搞科学实验，为了儿童编写一套包括一百种的科学丛书，不但教科学知识，还教科学实验，又开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他认为人民生活中最需要科学知识和技能，他所列举的七十种“要培养的生活力”中，科学就占了三十种，其他的健康生活、生产劳动生活、艺术生活和社会改造生活等方面还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他在注重自然科学的同时，还注意社会科学，认为这样才能前进，这个认识是相当先进的。
他号召育才学校的师生“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14]这个号召很有远见，这个号召对于今天的广大教师和青少年很有力量。搞好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是发展科学的基础。
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轻视还是注重生产劳动教育（非剥削的），是判断一个教育家落后还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陶先生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在他一生的教育事业中一贯突出，非常重视。晓庄的校舍都是由师生共同劳动建造起来的，师生都要从事种菜、烧饭、清洁卫生等劳动。山海工学团是一种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其中有工艺和农艺的生产劳动，此外还有生活方面的劳动。这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今天还很需要。
如果说，在晓庄和山海工学团的劳动过多，那么在育才学校便有了改进。育才学校的一般基础教育分为四大部分：劳动教育，健康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各年级的劳动课都是两小时，劳动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多种多样，还注意到某些生产的过程可以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术知识，可以获得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劳动果实，可以培养劳动习惯。在教育与劳动结合方面也更好了，劳动的时间也不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