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教育家到教育万能论者1评20 世纪50 年代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评价（第1页）

“从人民教育家”到“教育万能论者”[1]——评20世纪50年代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评价

一

1946年8月11日，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大会宣布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习仲勋和陶门弟子张宗麟等10人组成。

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成了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评价陶行知，说“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与教育实践……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解放自己”。“在教育事业上，它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陶先生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不仅别人应该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我们两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可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2]钱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他特别强调：“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陶先生一生的历史就是一部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他从一个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3]9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悼陶特刊，吴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说：“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在中共权威人士的笔下，陶行知简直就是完人[4]。

1950年7月陶行知逝世四周年时《人民教育》发表了一个社论，对陶行知思想做了一个新的评价，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革命性。《社论》认为“在旧中国的教育界中，他的教育思想和旧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体系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是和它公开地、一点不含混地对立着的。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但是他反对抄袭外国，反对洋教条；反对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小众’教育，提倡人民做主的大众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反对理论和实际分离，学用分离，主张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教学法上提倡‘教学做合一’……这一切是充满革命的民主的精神，而且很多是今天仍然继续适用的”[5]。

《社论》提出了“陶行知道路”的概念，指出：“陶先生的道路，是一个诚实的教育工作者逐步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认为“虽然陶先生在从事教育工作早年也幻想过以‘教育救国’，但他一接触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群众以后，他就看到了他的理想遇着‘阻力’……压迫并没有使他低头，相反的使他认识了那个阻力，主要的不是别的，就是从政治问题上来的。要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教育家不能不问政治。不问政治，那你只能办‘传统教育’，那就没有什么人民教育”，“陶先生从‘九·一八’以后参加救国会起，虽然他仍不放松他的教育岗位，他的政治立场就更明白了。不但没有回避政治而是一步步坚决地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来”，“他在读到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曾对人说‘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把我以前说的话讲得更明确了’。”《社论》认为陶行知是第一个解决政治立场问题的人[6]，认为“人民立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是陶行知最重要的遗产，《社论》甚至号召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及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来丰富陶行知的学说。

虽然《社论》也提出了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但是可以看出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还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教育部长马叙伦说：“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为人民教育开路，立下不朽的功绩。他始终是不屈不挠地甘为工农大众服务，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愧为人民的先师！教育工作者应该向他学习，并把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文汇报》也发表了陶行知在教育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如张宗麟、方与严、戴白韬、张劲夫等人的文章，歌颂陶行知。张宗麟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毛泽东给予陶先生的“无上光荣的称号”，是“万古不朽的谥封”。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陶行知在30年前，大革命以前，就开始从事农民教育活动，脱下西装赤脚下乡，与农民共同生活。对于工人教育，生活教育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就办了几十处工人区小和夜校。最近十多年，上海的工人教育增长了许多，领导者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主要工作者是受过陶先生直接或间接教育的，陶行知是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导师”。生活教育社的负责人方与严称“陶行知夫子是人民教育家，是民主运动的拓荒者，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他引用陆定一在1946年的评价，强调“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是以教育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因此，先生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是全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先生的教育事业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

但是在1951年，随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深入，陶行知的命运发生了历史的转变。陶行知和“武训精神”有不可分裂的联系，陶行知也被人们认为是“武训精神”的时代化身。笑蜀认为：“武训原本不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其声名却如日中天，这主要是陶行知推崇的结果。陶行知推崇武训是一贯的。”[7]

1922年7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社务报告中说：“我们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不死的。”[8]1934年4月4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庆祝儿童节大会上做“武训兴义学”的演讲，又称赞武训是有义气的叫花子，它讨饭与众不同，为是讨些钱来办义学。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演讲中，他还兴致勃勃地背诵了武训唱过的六诗，诸如“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喝脏水，不算脏，不修义学真肮脏。”“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痴”，等等。[9]同年12月，他还为山东临清武训小学编辑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定下一首共6节、多达107行、题为《兴学的乞丐》的长诗，说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10]1944年4月21日，陶行知为《武训先生画传》写了再版跋。

同年12月5日，又在重庆育才学校武训诞生纪念会上做了《谈武训精神》的讲话。这两次他都将武训精神概括为“三个无”和“四个有”。即“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在此种困境下却能兴学成功，是因为：“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11]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仍不遗余力地提倡武训精神。1945年12月1日，他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武训先生解放出来》一文，主张把武训从后人强加给他的“异人”、“苦行者”、“圣人”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平常的事：兴学、兴学、兴学。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国家里，文盲竟占了人口百分之八十，兴学这件事是每一个平常人的责任。大家都忘了这个责任，而武训先生却将这个责任负了起来，中国需要以百万个武训先生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务。”“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人人都有成为武训先生之可能，那么不但是普及教育干得成功，而且在二三十年内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也并不太难。”[12]

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训？笑蜀认为这只能从他的个人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门而能免受失学之苦，得自有识之士的热心资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学之艰难，对资助苦孩子上学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武训恰恰是“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另一方面，正是亲身经历，促使陶行知选择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终生为苦孩子兴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从事教育，本来就无可回避地要承受荆风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更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依靠民间赞助。陶行知之兴学与武训之兴学，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兴学。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训自勉，并以武训为动员社会的旗帜。[13]

正是因为陶行知与武训的这种关系，所以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就面临如何评价陶行知的问题。刚开始批判《武训传》的时候，由于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中共等曾经给予的崇高评价，批判《武训传》文章的作者们涉及陶行知时候一般都为陶开脱责任。贾霁说“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出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而坚持的精神是好的。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联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和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以理解了”[14]。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必然要涉及对国统区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估量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路线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中共即使可能会伤害像陶行知这样的老朋友，否定自己过去对陶的历史评价也在所不惜。

二

杨耳首先“旗帜鲜明”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陶行知，他认为贾霁的观点不对。他说：“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较难以认识的却是所谓‘武训精神’，正是所谓无拳无勇，‘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精神’。他常常迷惑了人，被认为是‘很好’的了。”杨耳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认为“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代革命者的水平要求他，但也不能从他的抽象的精神优点和缺点来判断。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点，就是要看他的行动和思想，是推动当时的社会前进还是妨碍了它，是推动当时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阻滞了它。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一个人是否毕生受苦、忍打耐骂或者专注他的事业到‘忘我’的境界，就认为他的‘卓越精神’是伟大的。”据此，他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并没有积极意义。[15]

杨耳说：“陶先生精神之所以伟大，主要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帝反封建、坚决反对蒋匪帮的斗争。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又如何表扬这一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只从贾霁同志和他所引用‘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文中看来，似乎是在‘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的环境与条件上面，二人境遇有着相似，二人的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陶先生分析武训所以能办三个学校，归之于他‘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可是，从这一些根据看来，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因为，什么才真正是武训时代大众需要的‘宏愿’呢？我们如果不是从表面的现象而是从深入的本质的分析来看，这个‘宏愿’应该是反封建反压迫，而不是其他。这一基本认识既然错了，其他什么‘办法’，‘决心’，什么‘廉洁’，不过在抽象的精神优点，或者在所谓抽象的道德观念方面，有他的意义罢了。道路不对、方向错了，这些次要的精神优点（即令他真有这些优点），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甚至相反，它们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道路的从改良到投降的认识，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式的‘斗争’的错误认识。”[16]

杨耳认为陶行知所处的环境和武训一样，“那么，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是错误的，难道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就会不是错误了吗？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蒋匪帮压迫的境遇下，偶然想到自己处境和武训的某种相似，这种相似，仅仅严格限制在‘一无钱，二无靠山……’这些点上，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二人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似了。因为陶先生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训对反动统治是采取从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这样，陶先生竟一般地来表扬‘武训精神’，而不是把自己和武训的道路在本质上严格地划清界限，并在表扬时严格加以说明（如果由于蒋匪帮的压迫，至少也应该做某些必要的暗示性的说明），那就不能不说：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17]

如果遵循杨耳这种幼稚的教条主义，陶行知先生在表扬“武训精神”先要和“武训道路”划清界限，而且在表扬时还要根据某种“教义”严格加以说明，那么陶先生何必要表扬“武训精神”呢？陶先生一方面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和觉悟”，另一方面陶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不用也不会看什么人的脸色说话。杨耳没有对陶行知做过什么研究，但是他根据手中的“真理”，就可以肯定地判断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是错误的，认为陶行知在反动统治下宣传“武训精神”比在今天人民取得政权下宣传“武训精神”的害处更大些，认为这直接“降低与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18]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句就提到：“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讨论。”说明了杨耳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也暗示了要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展开重新评价。

1951年在中共党内重要秘密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完全证实批判陶行知是有计划的一场思想清理运动。文章说“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时候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行动是接近革命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却是改良主义的。因为陶行知在当时并未接受马列主义，所以他的思想并不正确。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在当前革命教育工作中是又能影响的，因此，必须展开批判。”[19]

张健认为：“今天，来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就在于认识陶氏三十年（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六年）来，如何由一个‘超政治’的迷信‘教育万能论’的改良主义教育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遭受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影响下走向革命的教训：改良主义路不通，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革命才有出路。”[20]

现在没有证据断定批判《武训传》是在有计划地为重新评价陶行知做铺垫，但是从历史的过程看，又的确是一个“射人先射马”的策略。对“马”的批判还会继续，但是对“人”的批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的文章大量出现。

阶级属性显然是评价陶行知思想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对此，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陶行知的学生戴白韬、董纯才等为代表。他们和陶行知有无法割断的联系，因此在评价陶行知的时候，在感情和策略上与一般人是不同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是把陶行知的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在肯定陶行知政治上的革命性上决不让步，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不惜痛批，甚至歪曲。戴白韬说：“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上则属于错误的一方面，应有明确认识。应该肯定他在政治上是属于民主革命派的。他在后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积极领导抗日的救国会，和坚决反对蒋匪法西斯独裁，领导人民民主运动。”“陶先生后期政治上的进步也影响了一点他的教育思想，例如，他提倡国难教育、抗日教育、民主教育等，这都说明他在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也无疑的对人民是有利的。”“有些人，因为他错误的赞扬过武训，自比为新武训，就把他和反动的武训看成一样，说他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凶，显然是错误的，不合事实的。”[21]

但是，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严格加以区别。一致否认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否定陶行知是中国新教育的奠基者。戴白韬说自己犯过严重的错误：“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划成等号，混淆起来；没有能够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即有人叫作‘陶行知主义’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不加以严格划分，只说成它们之间有些区别，而在实质上认为它们是属于一个体系，一个范畴，这就是基本观点的错误。”[22]

戴白韬说从陶行知“三十年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也喊出锄头联合机器来革命（意即工农联合革命），但他的教育思想没有什么改变……陶先生之所以好翻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幻想，灵机一动从经验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遵着历史发展规律来从事革命工作的，因此，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合于中国实际情况。他也就不是唯物论者。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孤立的、唯心的经验主义世界观。也就必然表现在工作上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小手小脚的，点点滴滴的，没有远大眼光与气魄。”[23]

董纯才对陶行知的评价也是一样的思路，他说：“有人说陶先生像武训一样，是反动派。这种批评是不对的。从政治上看，陶行知先生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陶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自从一九三○年春晓庄学校闹风潮起，陶先生对于在他所领导的教育活动范围内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一直抱着友好的态度，在他们遭受危难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营救援助他们的。‘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就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和共产党亲密合作。由此可见，盖棺定论，说陶先生是革命派，这是无可怀疑的。”[24]

至于陶行知的教育学说，董纯才认为：“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总起来说，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一，是以‘实际生活’为中心，否定课堂教学；二，过分强调‘共教、共学、共做’，降低教师作用；三，把学生个人生活经验放到第一位，轻视理论知识。这就使学校教育带上自发性质。这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是同出一辙的。这种过分强调个人经验，轻视理论，轻视系统知识，片面夸大生活教育的影响，忽视课堂教学与学校教育的作用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教育思想，也是一种自发的教育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要打倒的东西。”[25]

他检讨自己1942年3月为“延安新教育学会所编的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写了一篇序，其中曾说陶先生的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一九四七年戴白韬同志在他所著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中，说陶先生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创造者之一。很显然的，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评价，不仅是过高了，而且是不合事实的”。“中国新教育的奠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与总结中国革命教育实践而创立的教育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是新中国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南针。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26]

陶行知的另一位高足张宗麟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而不属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我们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陶先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的一天，他的言论行动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倘若活下去是否会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做这样预料，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自一九二七年起，确实同情于共产党，到了一九三零年以后，更是愈来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民主运动，所以他是靠拢共产党的。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像胡适、晏阳初一流人物的买办无耻的话，也没有像×××封建性的顽固的话，他的行动比较光明磊落。因此，我认为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绝不是反革命分子。”[27]

方与严追随了陶行知几十年，他认为陶行知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说：“从陶先生和共产党的关系来看，也可以见他和资产阶级不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像他那样紧靠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他自办晓庄师范起，就日益靠拢共产党，把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交给共产党人负责。山海工读团交给了张劲夫主持，我也负责一部分责任。自然学园是董纯才、戴白韬等同志负大部分责任。尤其是他的晚年是更坚决依靠共产党了，育才学校的教导部主任一开始就交在我们同志的手里，第一任是丁华（原名师昌书）同志，第二任是白危同志，第三任是我，我任的时间最长，第四任是邹绿芷同志，第五任是陈元直同志……生活教育社也先后交给刘季平、程今吾同志、陆维特、戴白韬同志和我先后负责。社会大学是统一战线形式培养革命青年的园地，但我们同志如张友渔、何思敬等及名教授如翦伯赞、邓初民等都在那里负主要责任。”[28]

方与严认为：“陶行知先生是由改良主义的道路向着革命的道路奔赴的。他最初在晓庄学校是抱着一种‘乌托邦’的新村幻想，以单纯的孤立的教育观点来代替革命的。他在这个时期，只是同情革命青年的做法，而他自己是没有投身革命的洪流里。我们只要从他的‘护校宣言’说的：‘就是以武力来压迫我们，我们还是教他济弱扶倾。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这就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他不懂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英明指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真理。”“在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中阶级教育的观念是模糊的！就表现出他的教育思想落后的一面。”[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