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尊严为一切之坐标（第1页）

以生命尊严为一切之坐标

池田

对此我有深深的共鸣。顾先生所指出的“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把人和生命尊严作为一切的坐标。这就是“人间主义”。要不松懈地与人自身的野蛮性做斗争，最终取得人性的胜利！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究其根本，都是由人所创造的。一切决定于人。因此，我确信，只要把旨在开发人的无限善性的“人间主义”教育作为根本，就一定会超越民族和思想等方面的差异，共同产生多彩的智慧，真正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与文明。

[1]本章内容曾刊载于《东洋学术研究》第49卷第1号（2010年5月）。

[2]赤塚忠『新釈漠文大系2大学·中庸』明治書院，275頁。

[3]1969年秋，汤因比（1889—1975）来信：“希望能对现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汤因比博士由于年事已高，希望对话能在伦敦进行，池田大作先生便于1972年5月访问了博士家。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对话。对话录《展望21世纪》得到各国的高度评价，截至2012年，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

[4]『試練に立つ文明』第一章「ゎが歴史観」。深瀬基寛訳，現代教養文庫，社会思想社、10—13頁。

[5]『二十一世紀への対話』第二部第四章第二節「東ァジァの役割」。『池田全集』第三卷、436—437頁。

[6]伏尔泰（1694—1778）的《风俗论》也被译为日文，如『歴史哲学——「諸国民の風俗と精神神について」序論』安斎和雄訳、法政大学出版局。

[7]罗素（1872—1970），1920年受北京大学之邀作为客座教授来华讲学，在北京大学讲授哲学至1921年夏。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称赞中国文明的伟大及中国人的美。希望中国将来真正独立，不是走英国那样的帝国主义而是发挥创造和平的力量的道路。孙中山读此书后说道：“（罗素是）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日版为牧野力译，理想社刊行。引用的前半部分为《中国问题》218～219页的概要。后半部分为41页。

[8]中原即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仰韶村而得名，在这一时期已种植粟和黍，饲养猪等家畜，制造彩陶，其晚期还使用金属器。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与仰韶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大文化，1936年被发现于山东省龙山镇。因出土了大量黑陶，亦称黑陶文化。晚期有铜器铸造，饲养山羊、牛等。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属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其遗迹1936年被发掘于浙江省良渚镇而得名。有制造水准很高的丰富的玉器，有养蚕、绢织与麻织。以鼎、壶或豆为一套的祭器见于后来的历代王朝，故被指有传承关系。此时社会阶层开始形成，估计有王的存在。巴蜀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征服）繁荣于长江上游的巴州（今重庆一带）和蜀州（今四川成都一带）的文化，在广义上包含近年颇受关注的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上刻有与汉字系统不同的巴蜀文字（巴蜀记号）。有人将此三者称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四川文明。

[9]梁启超（1873—1929），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不懈努力，与康有为共同推动清朝的变革运动（变法运动），失败后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晚年研究东西文明的融合。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10]即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包括日本在内的二十九个国家参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基础制定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亚非会议没有召开第二届，故万隆会议等同于亚非会议。

[11]「上野殿御書」、「御書全集」1567頁。

[12]「椎地四郎殿御書」、『御書全集』1448頁。

[13]龙树（约150—250），大乘佛教第一位伟大论师。集“空”的理论之大成。其后大乘佛教皆受其影响，故在日本有“八宗之祖”的说法。“有·无”中道（非有非无的中道）思想依据是一切现象的缘起理法，不生亦不灭，否定存在和非存在。这是认识论里肯定与否定二者的并存。

[14]智顗（538—597），中国天台宗的开山鼻祖，以《法华经》为中心整合了中国佛教。三谛指“三个真理”。依据龙树的《中论》讲述诸法实相。空谛（真理的否定面）谓诸法空无自性，体不可得。假谛（真理的肯定面）谓诸法宛然而有，施设假立。统和空谛和假谛则是中谛。中谛谓诸法其体绝待，不可思议，全绝言思。各自观法的空观、假观、中观并称“三观”。

[15]顾明远：《教育：传统与变革》，17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6]福泽谕吉（1835—1901），活跃于幕末到明治时期的启蒙家、教育家。《文明论概略》于1875年刊行，具体探寻西洋和日本文明的发展，强调文明开化和个人自主独立的必要性。

[17]文化、文明的概念参照『伊東俊太郎著作集7比較文明論I』麗澤大学出版会、西川長夫『増補国境の越ぇ方国民国家論序説』平凡社。

[18]张岱年（1909—2004），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家。曾任北大教授。引自顧明遠『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大塚豊監訳、東信堂、15頁。原出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9]“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之后的句子。整段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治理天下，会先用文德教化天下，再用武力征服天下，因为用武力对方不会心服。先用文德治理但是却也改变不了的，就可以诛罚他了。”高木友之助『説苑』明徳出版社、232頁。

[20]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一个概念，意为“成为世界史基轴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亚欧大陆各地同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思想家来阐述“应该如何生存”。当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有孔子和老子（同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墨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庄子（公元前4世纪）、列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等诸子百家；印度有讲述梵我如一的《奥义书》哲学家（公元前7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伊朗有佐罗阿斯塔（公元前7世纪左右）、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第一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耶利米（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第二以赛亚（公元前6世纪）等预言家；希腊有自然哲学家（公元前6世纪左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上三者同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这些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却同时出现。

[21]斯宾格勒（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如同生物一样会经历生长和衰落。他列举了八个“高度的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玛雅·阿兹特克）、西洋文化（欧美）。

[22]在『歴史の研究』第二部「文明の発生』中有论述。收录于経済往来社版第二一四卷。

[23]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7、23頁。

[24]「産経新聞」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付·大阪朝刊（香港時事）。

[25]対談集『対話の文明一平和の希望哲学を語る』第三文明社、112頁。杜维明，1940年生于中国云南，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燕京研究所所长，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等。2001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召开“知名人士小组”会议时，杜维明作为儒教文明的代表参加。

[26]秦始皇（公元前259至公元前210）根据宰相李斯的建议而实行的思想镇压政策。

[27]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

[28]给战国时代画上句号的是秦朝对儒教的镇压，而西汉第七位皇帝即汉武帝（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因董仲舒献策而将儒教作为国家的官学，此后儒教传统绵延不绝。

[29]宋（10世纪至13世纪）和明（14世纪至17世纪）时期的儒学不注重训诂而注重探究天人之“理”，故称宋明理学。亦称理学、新儒学，分为很多流派。关于儒教文化的三个阶段，参见第三章第三节。

[30]『理想の追求』（バ一リン選集4）、福田歓一他訳、岩波書店、15頁。以赛亚·伯林（1909—1997）出生于沙皇专制下的犹太人家庭，俄国革命胜利后移居英国。

[31]见早稻田大学主页，http：aseda。jptopnews08080508_02_p。html。

[32]圣德太子（574—622），作为推古天皇的摄政于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该法是主要针对官僚和贵族的道德规范。

[33]宋明理学（新儒学）的一部分。南宋朱熹（1130—1200，朱子为敬称）集大成。他在《理气论》中认为构成万物的“气”中必然有普遍性的理法“理”。通过学习能够获得“理”的人即可成为执政者（修己治人），之后可以平天下。其重视作为理的名分，即强调君臣父子等关系（即“名”）中应体现忠、孝等作用（即“分”）。“朱子学”后来作为维护现行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被利用。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都作为官学。

[34]宋明理学（新儒学）的一部分。明代王阳明（1472—1529）提倡。朱子学在明代作为官学已经僵化，王阳明批判了为了科举及第和维持体制的学问，提出要恢复原来的儒家“圣人之学”，主张“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在日本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1608—1648）及其弟子熊泽蕃山（1619—1691）是有名的阳明学大师。阳明学对大盐平八郎（1793—1837）的起义及幕末的倒幕运动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