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退化（第1页）
诗歌的退化
——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1][著]
引言[2]
接下来的这篇文章，若我们先看看它至今都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再去探讨，理解起来便容易得多了。
精神作品（geistigeProduktionen）在历史传统中的位置并非总是单单取决于，或者说主要取决于人们对它们的直接接受。这些作品的接受往往都是间接的，即以那些与之亲和的人——它们的先行者、同时代人和接班人——所留下的作品为媒介的。人们的记忆总是建立在把留存下来的传统素材分门别类的基础之上。这些门类具有流动性，构成它们的要素也一直在相互替换。而那些长久以来都无法列入这些门类的内容，其归宿则是遗忘。
不论我们寻找与约赫曼心有灵犀者的先行者，还是寻找与其志同道合的同时代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这些人的姓名或轮廓常笼罩在遗忘的阴影之中。在约赫曼的上一辈人中，我们可以找到的是格奥尔格·福斯特（GeForster）。就像福斯特本人曾在科布伦茨（Koblenz）被德意志军队所围困那样，他的作品也被封锁在了德国人的纪念塔外围。他那些写自大革命时期巴黎的异常珍贵的书信当中，能冲破封锁防线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若存在这样一种阐述，且它能成功地揭示从福斯特到约赫曼等流亡法国的德国人的革命思想之连续性，那么，一种责任便会落到德国资产阶级先锋们身上，而这种责任则是这一阶级如今的接班人所无力承担的。这种责任会落到诸如施拉布伦多夫伯爵（GrafSdorf）等人头上，此人生于18世纪中期左右，后来在巴黎与约赫曼结为挚友。约赫曼根据此人的种种讲述写就了一部革命历史回忆录，毫无疑问，与这部回忆录相比，描写[18到19]世纪之交德国人流亡状况的各种回忆录都显得黯然失色。对于那些有志于探究这些回忆录的人而言，或许瓦尔哈根（Varnhagen）[3]尚未发表的一些文稿还能提供一些独特的启发，它们如今收藏于柏林的国家图书馆。
瓦尔哈根用塔西佗式的风格为施拉布伦多夫描绘出了一幅肖像画：“是政治家，却谨小慎微；是公民，却对家乡倍感陌生；富足，却又贫穷。”1820年10月4日，约赫曼写信给一个朋友道：“至今为止，我只结识了一位独立者：这位年已古稀的老者至今未曾需要一个仆人来伺候；他年入40000塔勒，自己花销却不到1000塔勒，他把其余的都用在了帮穷人维持家政上；一直以来，这位伯爵都只愿生活在等级身份不名一文的国度与环境里。”此外，与约赫曼结交的还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驻巴黎的代办官厄尔斯内（Oelsner），此人与西埃士（Sieyès）[4]关系亲密。正是在此人的社交圈内，约赫曼获悉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国民议会时期的诸多传统，它们在一篇关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杂文中得到了最为重要的体现。上述事实是约赫曼政治观的见证，并且，复辟初期越是不倾向于维护和发扬这些传统，这一事实的决定性作用就越为关键。在路易十八统治下，人们企图将1789年至1815年发生的那些大事件视作一系列犯罪及对人之身份地位的贬抑，并试图使它们在后来者和幸存者眼中变得声名狼藉。
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到，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是他们的代言人，也是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可靠见证人，但人们不能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是陡然间消失的。暂且撇开古茨科（Gutskow）[5]和海涅（Heine）不谈，即便对于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和利比希（Liebig）而言，巴黎也代表了世界资产阶级的财富，并且在尼采眼中，巴黎或许也仍可谓优秀欧洲人的首府。直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资产阶级才丧失了其对巴黎的传统印象；封建的普鲁士将这座昔日的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之城描画为罪恶的渊薮，将其贬低并践踏于足下。在1871年9月的一份言辞激烈的捍卫巴黎呼吁书中，布兰奎（Blanqui）[6]写道：“据说，柏林将成为未来的神圣之城；它的光芒将照亮整个世界。巴黎是狂妄、堕落的巴比伦，是个大娼妓，上帝派来的毁灭天使必将它……从世上铲除。你们难道不知，主已将日耳曼种族遴选为他的子民并给他们刻上了标记？”
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帝国的建立，德国资产阶级还丧失了与另一个同样内涵丰富的传统关联，而约赫曼这个人物则本该归于这种传统之中。该传统关乎波罗的海诸省的自由运动。约赫曼曾是波罗的海人，于1789年生于佩尔瑙（Pernau）。他在这个小城中度过了童年，13岁便去了里加（Riga），在那里上完教会学校后，接着又就读于莱比锡、哥廷根和海德堡大学。在这些德国高校中，源自俄国波罗的海各省的大学生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就读于海德堡期间，约赫曼与勒维斯·奥弗·梅纳尔（L?wisofMenar）[7]结识为朋友。布鲁姆（Blum）撰写了勒维斯·奥弗·梅纳尔的传记，它最为深入细致地刻画并介绍了这一时期的约赫曼。其中包含了一则轶事，它可谓记录约赫曼一次政治活动的唯一史料，它如一幅背景图，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约赫曼日后将在杂文中表达的思想。这则轶事谈及约赫曼时这样说：“他可谓那个动**时代里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天生便才华横溢，极早便形成了独特的个性。他是一个神奇的混合体，集敏锐的头脑和异常的想象力、果敢的行动力与谨小慎微的忍耐力于一身，既是位实干天才，也是名冷静的旁观者。早在他还在上中小学的青少年时期，这位奇人的活跃秉性便已深思熟虑出了种种构想，其中的一些，他在世时便已成了现实，只不过他并未参与实施它们的过程。比如有一次，他曾神秘地将一位好友带出城，为的是把此人带到幽林深处，好跟此人探讨自己拟定的种种解放希腊的计划……而当他在德国亲历了法国人胜利的脚步时，一个旧时的殷切希望在他心中悄然觉醒。他想要为波兰的解放做出一点贡献。对此他认为，首要的机会便在于，去跟随拿破仑之鹰。[8]他只将这一决定透露给了比自己年长些的朋友[梅纳尔]，后者对此并不赞同，但他却坚决维护自己的想法。一天晚上，两人仍一块儿与一些朋友共进了晚餐，之后两人瞅机会偷偷地离了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勒维斯护送着朋友离开了。不久后，他收到了[约赫曼的]一封来信，其中称，约赫曼顺利地加入了法国军团。此后，约赫曼还曾给他写过几次信……他在进一步认识了大军中的那些自由斗士后，便不再对他们的首领[拿破仑]为波兰人做贡献一事抱任何希望了，这使得他很快便离开了法国人。事后，他对此守口如瓶，以至于他颇为敬重的杰出好友乔克（Zschokke）对此事显然也毫不知情。”
想要解放农民与想要解放整个民族的想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法国大革命则大大促进了这种思想的成形，最终，在一些波罗的海知识分子的力推之下，这种想法也感染了拉脱维亚人。这其中便有约赫曼在里加结识的一些朋友；如此，我们便碰到了加尔利普·默克尔（GarliebMerkel）这个名字。从年龄上来说，他介于福斯特和约赫曼之间。他在文学史上的名声极坏。这一恶名部分源自浪漫派作家们，尤其是A。W。施莱格尔（A。W。Schlegel）；而从他本人这方面来说，他对一些伟大作品的欠考虑评判也招来了诸多非议。这些评判的不足之处，德语文学史早已察觉了。但它却默不作声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默克尔1797年出版于莱比锡的《哲学世纪末的拉脱维亚人，尤其是利弗兰的拉脱维亚人》（”DieLetten，vliLiefland，amEndedesphilosophisJahrhus“）拉开了拉脱维亚废奴斗争的序幕。该书不仅以其对拉脱维亚农民悲惨境遇的大胆刻画而著称，还包含了对拉脱维亚民俗的宝贵记录。与福斯特的作品相比，这一惨状被更彻底地从受过教育的人的记忆中剔除了，人们由此可以自问，给批评者默克尔招来恶名的，是否主要是其政治家身份。
谁若是给诸如上述问题留下讨论的余地，那么他便会注意到18世纪末的德国资产阶级中一些极少受关注的人。他将会看到，这些人虽然有限地发挥了其创造性才华，但在世界史事务范围内却有着重大意义。他们正直坦率，忠于信念，对于诸如康德和席勒等人从更广泛意义上发表的更为谨慎的革命言论来说，他们的这些品性构筑了必不可少的、却一直为人所忽视的根基。在上世纪[19世纪]中期，如此种种的内在关联还未被人遗忘。那时，波罗的海作家尤利乌斯·埃卡特（JuliusEckardt）曾中肯地评论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道：“在[默克尔]这里，那种对健全理智和启蒙道德学说事业的热情保存得多么完好啊，而若要将这种热情当成标准来评判‘浮士德’（‘Faust’）或‘格诺菲拉’（‘Genovefa’）的价值，则会显得多么穷极无聊！……这个名叫默克尔的年轻人将那些他并未真正理解的箴言运用在了其身处的境况上，他的这种大无畏和无所顾忌使我们……对振奋人心的道德力量——它曾存在于那种臭名昭著的政治和宗教理性主义中——有了一个崇高的认识，而在如今的激进分子眼中，这种认识……则成了真正拙劣的玩笑所嘲讽的对象。”
等到年岁稍长而更为成熟的默克尔与浪漫派作家们，甚至与歌德开战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未来之势已成定局。而由此再往前推15年则不然。支持波罗的海人默克尔的只有以尼古拉（Nicolai）为中心的一个小圈子；波罗的海人雅各布·米歇尔·赖因霍尔德·棱茨（JakobMiholdLenz）曾是狂飙突进时期的核心精神领袖之一，也是默克尔的革命感悟力的代言人。毕希纳（Büer）也援引了棱茨的形象。并且，在接下来这篇杂文中颇使人印象深刻的一处，人们似乎能明确地感觉到棱茨的余音。说是余音，或许也只是一种相似之处。在谈及饱受赞誉的绚烂诗歌之花时，约赫曼称，其中“几乎没有两三朵”是冲破了为奴之乐这一种子之外的其他种子包裹后才萌生出来的，这种说法让我们想起了棱茨那些震撼人心的诗行：
德国，可悲可叹的德国，
艺术在你的土地上催生的是病态根茎，
至多也只是些黯淡无光的花朵，
它们垂挂在花穗上任风吹散，
而当那根茎长高，其果荚里，
有两枚天才。
约赫曼避开了其同时代人。谁若是明晰了接下来这篇杂文的语言形态，便丝毫不会惊异于其作者没有在他所发表的任何文字下署名。他也没有选择任何笔名；他无名无姓地进入了文献中，并不苦求能因这些文字而永垂不朽。他本应比利希滕贝尔格更理直气壮地将其文字献给“遗忘陛下”。在用预见性的言辞谈及未来的同时，约赫曼对未来采取了一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他用那先知者般的灼灼目光，照亮了那些日渐消逝于历史深处的早期英雄种族及其诗歌所成就的一座座巅峰。正因如此，指出这种预见性和封闭性精神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斗士们之间的亲和性才显得尤为重要。后者当中最具军人气质的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梅（JohannGottfriedSeume）便可归至波罗的海社交圈内。封建主义的腐朽在德属波罗的海地区非常值得研究；佐伊梅带着对社会境况的批判性目光游遍了欧洲。据说，他一走进拉脱维亚农民们的家门，便看到了墙上挂着一条大鞭子。他询问这是何意，并将他听到的回答记录了下来：“得到的答复是，这便是我们的国法。”在默克尔为拉脱维亚农奴创作的作品中，佐伊梅献上了一首摘录于自己手稿的诗，这首诗便成了这部作品的结尾。
约赫曼深受拉脱维亚社会环境之苦。1819年，他带着在任职法律顾问期间获得的一笔丰厚财产离开了里加，此后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他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早在青年时期，约赫曼便收获了较高的精神修为和清楚的头脑，但他为此所付出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昂贵代价。”而后，这位作家又明智地补充道：“他的疾病便是他的健康，而他与祖国的分离则最终演变成了对祖国的控诉。”直到约赫曼1830年早逝前，他都一直辗转生活于巴黎、巴登和瑞士。他在瑞士结识了乔克，他的遗稿能得以保存，也得归功于乔克。
在约赫曼的社交圈内出现的这些人名——其中也包括最后出现的乔克——表明，我们无须多费周折便可以确信，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人。组成德国资产阶级先锋部队的上述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其中包括那些颇有作家天赋的，即便不拿他们与约赫曼作比，他们也能轻易地与一些名声更响的作家一较高下。如果说，几乎没有人像约赫曼那样完全被公众遗忘，那么，这也是有特殊原因的。并且，这种客观原因使得人们更易理解约赫曼主观上对作者身份的畏惧。身处溃败者之中的约赫曼是孤立的。比战友们更年幼的他生在了浪漫派的鼎盛时期。他不但毫不讳言对它的反感，还热情洋溢地道出了这种反感，以至于当他谈到那些“取材于更为古老的宝库中”的“诗行形式的作品”时，人们一时之间还会疑惑一番，他到底是在指谁。而毫无疑问的是，当他这么说时，他想到的是那种“无比艰辛的闲**……即我们所谓博学多才”，它充斥于诸如以下产物的制造过程中：蒂克的《奥古斯都大帝》（”KaiserOus“）[9]，布伦塔诺的《关于十字架念珠的叙事谣曲》（”RomanzenvomRosenkranz“）[10]，甚至还有诺瓦利斯的《夜颂》（”Hym“）[11]。当约赫曼痛斥那些一心想要回到金字塔时代的老学究时，他所想到的则是洛伦茨·奥肯（LorenzOken）[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