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余论 进一步认识五四的丰富性（第1页）

六、余论：进一步认识“五四”的丰富性

基本上，“五四运动”一发生，很多人就感觉到其划时代的意义。前引恽代英所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是几年后的事，而黄日葵在1920年初就一则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再则说“自从‘五四’之后”；那时距学生运动不过几个月，他却明显感觉到什么都不一样了，就连外国也“上自一党的党务，下至个人的事业”，都在这一年开始之时，“陡然呈活泼泼的现象”。[60]外国是否真有那些变化且不论（恐怕更多是黄氏自己心里动，所以看着外界也陡然活泼），这样的心态却很能体现不少人心目中“五四”带来的即时变化。

学生辈对当下的感觉似更敏锐，罗家伦对那几年的“分期”就颇为细致，以为“欧战以后，中国才发生‘批评的精神’；‘五四’以后，中国才发生‘革命的精神’”。而“要救中国，就靠在这两种精神上”。[61]若中国的“革命精神”始自“五四”，则其言外之意，不过十多年前的辛亥鼎革，便算不上“革命”，或只是一次没有“精神”的革命。也许是民国二三年后国人对“尝试共和”的失望太强烈[62]，致使青年读书人在记忆中抹去了不久前的武力革命；更可能的是，一个兼具批评和革命精神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出现，已反衬出此前的革命即使存在也几乎是有等于无。

老师辈关于“五四”的历史对比，则多直指向辛亥革命前后。陶履恭就说，清末也有学生运动，但“学生运动成了弥漫全国的‘精神唤醒’，总要算是在‘新思潮’发生已后。他的诞生日，就是民国八年五月四日”。[63]沈仲九则提出，清末“改革的事业都是由地方而中央”，那时北京学生的表现“是不及各省的”。“五四”就不一样了，“北京的学界，居然为全国新思想的发源地。因为有新思想，于是遂有‘五四运动’的事实，这是北京学生进步的表现”。而且，清末学生“也有做革命事业的”，但“都是离了学生的地位”的“个人行动”；“五四”时的学生，则是“用学生的资格，大家联合起来，去做关系国家社会的事业”。其意虽不在革命，倒更像是“学生造反”。[64]

综合师生两辈的即时观感，可知“五四”的特点一是更能凸显其有“思想”有“精神”，二是学生体现出进一步的群体自觉。前者与新文化运动关联密切，使“五四”在后人认知中轻易地从狭义延展到广义；后者提示出“学生”这一近代新教育的社会成果日渐脱颖而出，却越来越疏离于学术和教育本身。[65]沈仲九的观察视角有些特别，却不无所见。晚清从改革到革命，多数时候确实呈现出“由地方而中央”的态势；那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的确没什么推动全国思想的表现。

沈氏说“五四”象征着以学生自己的认同联合起来“做关系国家社会的事”，也是一个卓见。蔡元培便指出，“五四”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生“化孤独为共同”，不仅“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必须“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因此，“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66]曾任“五四”学生游行领导的傅斯年后来论“科学”在中国的历程时说，“五四”前已有不少人立志于科学，但“科学成为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正是“五四”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变成了“集体的自觉”。[67]不仅科学，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为“集体自觉”的类似催化作用。[68]

“五四”前大受青睐的“个人”，因学生运动而开始淡出，时人的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菁英和边缘读书人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文化向政治转移，也是“五四”后日益明显的趋势。[69]但同时也有相反的观察，戴季陶在1919年末注意到，“今年所发生的新出版品，无论是月刊、周刊、旬刊，都是注目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差不多没有人去研究”。即使偶有讨论政治问题的文字，“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多数热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厌弃这一种著作”。他本人也不例外，但现在开始反思：“我们所希望之社会的改革，是不是和一切政治的问题能够绝缘的呢？”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厌弃政治”，不仅要研究政治，还要投身于政治。[70]

戴氏所说被“社会”一时压倒的“政治”，隐约指向今人所关注的“国家”（state）。那时与“社会”共同兴起的还有个人、世界、人类、思想、文化等范畴，它们之间相互也颇有竞争，[71]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便是“非国家”。不仅傅斯年表示他只承认大的人类和小的“我”是真实的，两者“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都是偶像”；[72]沈雁冰稍后也喊出“我们爱的是人类全体，有什么国？国是拦阻我们人类相爱的”！[73]“个人”逐渐淡出后，这类“非国家”的倾向此后仍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亦即从个人向群体的转移却不一定表现在“国家”之上。[74]

戴季陶的观察虽与后人研究所见相异，此后也还有人呼应。甘蛰仙在1922年底就说，“四年以前中国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时事问题；近四年来的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学理问题”。尤其最近四年“我们青年所讨论的，大半都是趋向于学理方面了。这种风气，《新青年》杂志实开其先”。[75]然而，1922年时《新青年》已“在上海自立门户”，转而倾向于“谈政治”了。[76]稍后杨鸿烈还表示不满说，“自《新青年》改观之后”，中国便不见“真正有普遍效力”的文化运动。因为像陈独秀这样“思想过于激进的人”没有觉悟到“自己在思想界革命的事业的第一步还没有做完”，而像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真正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77]

戴季陶、甘蛰仙、杨鸿烈三人的见解和立场不同，他们的观察或因此而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更可能的是，他们实皆各有所见、各有所本，最能体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多歧特性。若进而把甘蛰仙的认知与蔡元培、胡适等眼中青年学生不读书的现象对看，特别是那时不少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则甘氏所谓“我们青年”所讨论的“学理”，就很有些意味深长了。

而学生以自己的认同联合起来“做关系国家社会的事”，也有些特别的影响。前引朱希祖说学生上课“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这一有意的表述无意中揭示出一个重要的史实：“五四”的一项副产物，就是“运动”本身成了正当的象征，不知不觉中已被视为学生的正业。这虽仅是一个副产物，却是一个举足轻重、影响广泛的副产物。当老师辈为增强其正当性和说服力而不得不把在学校上课说成是比真正的运动更“大”的运动时，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这样看来，对不同的人来说，“五四”的影响是颇不相同的。而“五四”对后来的影响，或也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大。1922年的“五四”周年时，老师辈的谭熙鸿已感觉“一年一年的纪念，而在实际上并不见得有甚影响，似乎倒反觉得一年不如一年的景象了”。[78]而学生辈的钱用和则感叹道：“冷落呀！这次的‘五四纪念’！寂寞呀，这次的‘五四纪念’！”[79]那年晚些时候，北大一些学生发现，“现在社会上都论‘五四’为过去历史上的陈迹了”。[80]

同在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预科国文试卷作文题是“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有个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问监考的胡适：“‘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胡适对此感到“大诧异”，初尚“以为这大概是一个特别的例外”。不料他走出试场，其他监考的人告诉他，“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81]这虽然仅占考生的百分之一，但他们可都是青年学生！另据他人的观察，考试中把“五四运动”“当作‘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的，听说也很有几位”。[82]不过三年，“五四”在历史记忆中已开始有些模糊了。

尽管每逢“五四”的周年仍有人纪念，到1935年5月，胡适已感觉“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83]这应该不是他比别人更珍爱“五四”而产生的偏见，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抗战时避居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到抗战结束前，他便“根本不知道有所谓‘五四’其事，更不必说什么‘五四’的思想影响了”。[84]

历史现象至为繁杂丰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当年的社会与今天一样，应该也是一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图景。“五四”涉及面甚广，而其前后发生的大事要事也不少，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对“五四”的认知仍是一个笼统的大体。然而对历史而言，细节永远是重要的。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对不同的人，“五四”就像“月映万川”那样因人而异，“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所以他对于“五四”，“还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85]

有些历史上的事件和运动是因为材料不足征而不容易弄清楚，“五四”则不然，相关史料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五四”的意涵本相当丰富，一些材料颇充足的面相长期被视而不见，对研究者而言实处于一种存而不论的状态；另一方面，经过了长时期各种取向的解读，一些面相固然愈来愈清晰，诠释者也可能增添了一些“作雾自迷”（熊十力语）的成分。

柯林武德在区分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时提出，自然过程中的“过去”一旦被“现在”所替代，就可以说消逝了；而历史过程中的“过去”则不同，“只要它在历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在现在之中”。正是历史思维使“历史的过去”成为“一种活着的过去”。因此，不能被后人认知和重新思考的，便等于尚未进入历史过程。[86]如今很多人正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或是否应当跳出“五四的光环”，他们或许有些类似柯林武德之所言，侧重的是在我们心中能够重新思考的那个“五四”。

但蒙思明看法稍不同，他以为，“历史本身的演变，一气相承，川流不息”。一件事有无史料保存，只影响我们的历史知识，却无关于历史本身。一件事的史料消亡，或不被记忆、认知，既不意味着史无其事，也不能说该事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87]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睿见，从这个视角看，我们的生命中其实融汇了无数过去的生命，而历史也就意味着过去的生命融入了我们的生命。即使在历史言说中“不知”（或在历史记忆中一度隐去）的“过去”，也依然影响着“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

“五四”应当就是这样的“过去”。已是历史的“五四”，不论我们对其已知多少，也像一切历史那样，早已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从这个角度言，“五四”给我们的影响，恐怕是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但作为历史的“五四”，却仍然需要探索和了解。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使其接近本真的历史，本是每一个史家的责任。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都还有很多基本史事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更深入的认识。

毕竟那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五四”本身，也特别需要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丰富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在那些历史记忆中曾经隐去或为人所“不知”的“五四”面相进入我们的历史言说，成为我们心中可以重新思考的“历史事实”之后，不仅我们认知中的“五四”与过去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与思想”也可能有所不同。

原刊《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

[1]本文使用的许多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波、周月峰、薛刚、高波等同学提示或协助复制，特此致谢！

[2]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3]鲁迅：《题未定草七》，见《鲁迅全集》，第六卷，430页。

[4]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1922），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7页。按这是梁启超那几年反复强调的一个取向，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篇末即希望将来学界能注重“分地发展”的取向，后又专门作《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以畅其旨趣。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朱维铮校订，1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年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48页。

[5]例如，蒋梦麟在“五四”当年的文章中，就反复说“从北京到广东，从上海到四川”（蒋梦麟：《这是菌的生长呢还是笋的生长呢》，载《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19年12月1日，1～2版），但广东和四川的“五四”，我们现在知道多少？

[6]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载《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见《恽代英文集》上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涵庐：《闲话》，载《现代评论》，7卷181期（1928年5月26日），9～10页。

[8]仲璋：《上海底文化》，载《二十世纪》，2卷6期（1933），175页。

[9]蒋梦麟离校和返校的时间据《教务处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30日，1版；《蒋梦麟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11日，1版。

[10]蒋梦麟：《这是菌的生长呢还是笋的生长呢》，载《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19年12月1日，1版。

[11]上引《晨报》之文即是针对青年学生的，而针对教育者的，则是《学潮后青年心理的态度及利导方法》，发表在《新教育》，2卷2期（1919年10月）之上。两文发表时间虽有先后，写作应大致同时。

[12]蒋梦麟：《学潮后青年心理的态度及利导方法》，载《新教育》，2卷2期（1919年10月），114页（卷页）。

[13]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载《新教育》，2卷1期（1919年9月），19～22页（卷页）。

[14]蒋梦麟：《和平与教育》，载《教育杂志》，11卷1期（1919年1月），5页（栏页）。

[15]蒋梦麟：《学潮后青年心理的态度及利导方法》，载《新教育》，2卷2期，113～114页（卷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