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新转旧 旧派人物反戈一击的关注所在（第1页）

三、由新转旧：旧派人物反戈一击的关注所在

那么，曾经趋新的旧派何以要中途反戈一击？过去的诠释因多忽视许多旧派人物曾经历过一个由新转旧的过程，且不甚关注其内心世界与真实思想，尚嫌不够全面。关键在于，旧派一度是在逆朝廷的意旨而行，冒有直接的政治风险。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晚清政治是否开放和自由到使地方绅士完全可以公开逆朝旨（在湖南更包括当地抚宪的意旨）而行呢？对这一问题的肯定答案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则这些人的勇气从何而至？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这是认识戊戌湖南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

今人皆知变法的结果，但湖南新政的反对派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也许了解一些帝后之争的信息，却不会很清楚。至今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湖南旧派与京中的“后党”有什么直接的联络（实际上他们与“后党”大员的关系完全比不上湘抚陈宝箴），也未见证据表明湖南旧派与偏向旧派的湘籍京官有电报联络，而书信联系在当时根本无法跟上事态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直到政变前夕，帝后党争的不可调和性才较为人所知；在那之前，一般京官也实难预见事情的结果。所以即使偏旧的湘籍京官与湖南旧派有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后者所得的信息也应该不足以支持他们公然与朝旨对着干。特别是前引叶德辉在政变前夕还歌颂裁减机构罢黜冗员的举措，既说明他们与帝党的一些观念本接近，也表明他们或不了解京中的帝后党争，或了解也并不据此来调节其行为。

戊戌时湖南旧派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这一行为，应该有更具说服力的诠释。

美国学者刘易斯曾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守旧的湖南士绅指斥康有为的思想为异端，是要想通过此举维护一直在他们控制下的社会秩序。但因其将自身的特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们的道德权威有所削弱。当一个陈腐的价值体系开始失去效用时，他们转而越来越多地投入经济实业，借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并抵制西力的入侵。[49]这一观点太偏于理想型，除了发展工商业以抵制西方的经济入侵这一点外，其余均难从时人言说中找到明确的依据。实际上，直到戊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经营实业在湖南仍是得不偿失的。湖南旧派士绅对工商业的社会效益（即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功能）是否能具有那样的理论性前瞻眼光，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至于说湖南新旧之争“是维资本主义之新还是护封建主义之旧之争”[50]，就有明显拔高昔人的倾向。未受马克思主义熏染的湖南新旧两派那时是否有明确甚至隐约的“主义”意识，尚未见任何人引用直接的证据。即使确认新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尚存疑），主义之争的观点仍难解释何以旧派多一度参与新政然后才反戈一击这一事实。特别是旧派多在政变前后持续参与工商方面的建设（这应与资本主义最直接相关），却激烈反对显然更接近“封建主义”的公羊学这一现象，似乎提示着截然相反的诠释，即旧派尚能接受某些资本主义事物，却不能容忍“封建主义”中对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破坏的因素。

皮锡瑞的学生李肖聃曾提出一个具地方意识的思路，他在为苏舆的遗集作序时说：丁酉时“湘学始衰，粤人来教。素王改制，托齐学之微言；赤乌传书，张纬候之异说。时长沙祭酒主持楚学，郋园吏部抵斥康生。君奉手从师，低头事友。裒其辨学之作，都为异教之编。自叙简端，述其作意。欲守西湘之学统，遏南海之狂流。”[51]杨念群最近提出一个近代儒学区域模式，也从湘学和粤学的角度讨论发生在湖南的新旧之争，说颇新颖。[52]但其观点不好解释与粤人梁启超等共同奋斗的还有数量多得多的湘籍士人（若以湘学本位论，何以西学总教习江苏人李维格及分教习安徽人杨自超便基本不受攻击？），尤其是另一粤人朱一新的观念正被湖南旧派视为思想资源。恐怕时务学堂被排斥的各中文教习主要因其与康有为的关联，而不过恰好皆是粤人而已。

当年叶德辉积极参与公禀请辞退各中文教习，熊希龄即攻击叶“不过乘鹬蚌相持之际，欲收渔翁之利”。[53]意谓叶觊觎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这一观点后人多引用之。近年更有人从“地盘”之争考察整个湖南新旧之争[54]，不免稍小视昔人。余人不必论，争议的中心人物叶德辉家境颇富而不喜约束，似无出占馆地之欲。据说大约同时张之洞曾聘叶主讲两湖书院，其致湘抚俞廉三电称：“明知叶某境地从容，决不处馆，但此是匡扶正学、津逮后进之事，想必乐为。”叶辞不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北设存古学堂时再聘，叶仍以病辞；张复电说：“执事坐拥百城，徜徉山水，其乐何极，自不愿为臬[皋]比所困。”故其弟子说他“平生未尝充山长、作馆师”，正以出任此类职务则“事多拘束”，反不自如。[55]这些记载与叶一生的实际作为大致相符。

查《湘绅公呈》确有为教习而上之意，其中两次点到尚属温和的皮锡瑞之名（其余被两次点名的仅有梁启超和樊锥），先说“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又说“今皮锡瑞不为珂里所容，樊锥复为邵阳所逐，足见人心不死，率土皆同”。最后揭示其上呈之意：“从前士绅公议，拟俟梁启超此次来湘，禀请钧夺。昨闻其留京差委，学堂自必另聘教习。窃以为本源不清，事奚由治。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则《公呈》的确意在教习，但并非叶欲出任教习，乃惧皮为总教习而使业已涣散的时务学堂复兴。后来戴德诚告诉皮氏说：叶等攻皮，乃“因粤人去，学生欲散。公度谕以另请良师，如某某[谓皮]学问通达，可聘；尔等勿以为虑。彼恐我至，遂为先发制人之计”。[56]

当然，由于新政为地方大吏推动，则伴随新政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常与时人对新政的态度直接相关。原参与新政的一些士绅后来成为旧派，其一个重要的具体过节确实与新政各项举措之间的分工有关；特别是初期拟设的湖南机器制造公司和时务学堂的资金及管理权限等的分配，颇造成不少问题。前引熊希龄信已说得较多，王先谦后来也数次论及于此，他特别认为陈宝箴“不免偏向”于熊希龄、蒋德钧等，而陈所任命的工师曾昭吉也“挟上宪以自重，不复受绅士商量”。[57]

另外，陈宝箴和黄遵宪在重城市治安即保卫局而轻乡间团练这一点上，显然也疏远了强调团练重要性的湘省巨绅龙湛霖、张祖同（达官张百熙之兄）和汤聘珍。[58]当湖南新旧之争后来表现为皮锡瑞与叶德辉的笔战时，皮即注意到“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59]王、龙、张、汤都曾是初期新政的主要参与者，后来皆转为旧派，说明当道的“近日官绅”对不紧紧追随新政者的重视不够是致彼有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地方官的重视不够等均不足以使湖南旧派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故不应是他们反戈一击的主要原因。湖南旧派诸人的非常规行为提示着他们显然还有更深远的思虑。这些士绅必定已感到某种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甘冒危险而抗旨行事。或可以说，他们的忧患意识一定已相当深重，应是真感到不吐不足以救国家、种族、文化于危亡；相比之下，个人进退似可暂时置于第二位。

一般治史者均承认，与历代亡国之君相比，清季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无论有多少不足之处，其所作所为的荒谬程度尚未到足以亡国的地步。但清季的一个特殊之处是遭遇到外力的入侵，而且是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当时朝野士大夫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渐成时人言说中的流行语就是一个明证；而大家也都在思考因应的方策。

与湖南乃至全国新派一样，王先谦和叶德辉等人也认识到西潮冲击对中国直接和潜在的巨大影响，并思有以因应。他们与新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双方对西方冲击影响所及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的程度之上。可以说，当时全国性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即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导致可能是根本的策略分歧。大家的心情其实都不轻松，都面临强烈紧迫的压力。这个问题太大，只能另文探讨，以下仅简略言之。

陈宝箴之孙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其一即所谓“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如郭嵩焘等；另一源则“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两派“本自不同”，故陈宝箴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60]这是非常值得注意而迄今为人忽视的洞见，尤其朱驳康的文章，正是作为旧派的思想武器收在《翼教丛编》中的。换言之，在湖南新旧争辩的学理层面，新政主持人陈宝箴的思想反与旧派同源。故实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朱、康之争的关键所在。

朱、康争辩事在甲午之前，其牵涉甚宽，从汉宋学、今古文之辨到中西文化竞争，而最后一点是核心问题。朱一新说：康有为“托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其实质就是“用夷变夏”。如果康的著作流传，“适为毁弃六经张本”。他强调：“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义理所由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制度为文化之载体，故不能轻言变。至于“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出。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但如果“以艺之未极其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吾义理以徇之”，则欲救而实毁，绝不可为。[61]

他进而申论说：“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况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归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说导之哉？”当世一些人“以为圣圣相传之诗书礼乐，果不足以应变也，而姑从事于其新奇可喜者，以为富强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强，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谓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能行，且为天下后世所断断不可行者乎？”

康有为宽慰朱一新说：“西人学艺，与其教绝不相蒙也。以西人之学艺政制，□以孔子之学，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借以昌也。”他先说“彼国教自教，学艺政制自学艺政制耳，绝不相蒙。譬之金元入中国，何损于孔子乎”，但接着又转而强调“今之西夷”与昔之魏、辽、金、元、匈奴、吐蕃大不同，而今之中国已是“地球中六十余国中之一大国，非古者仅有小蛮夷环绕之一大中国”。西人数十年来，“尽变旧法，日益求精”，而“中国则尚谨守千年之旧敝法”。一旦开衅，“诸夷环泊兵船以相挟制，吾何以御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皆以中国失败告终。若正视实际，“必不肯坐守旧法之虚名，而待受亡国之实祸”。所以，“使彼不来，吾固可不变”，既然已是“数十国环而相迫”，就非变不可。[62]

康有为虽然否认西人学艺政制与其教相关，却主张文化竞争全凭“势”之强弱：“教既交互，则必争长；争之胜败，各视其力。”而“势”之强弱，又落实在舟车器艺之上。“若吾力强，可使吾孔子之学、中国声灵，运一地球；吾不自立，则并其国与其教而并亡之”。今之西夷与金、元等夷狄更有一大不同，即其是“奉教之国”。一旦战败，中国将面临“国亡教微”的局面：“彼使臣执吾之政，以其教易吾之教，且以试士。”西人既然“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艺而发挥《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故他“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这当然绝非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是从西人那里贩来的新说。

如果稍翻检戊戌时湖南新旧人物的议论，可知旧派中的王、叶二人与朱一新的关怀略同而稍更趋新。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许多思虑其实又和康有为相近，甚或暗中接受了康的观点。而新派人物不仅陈宝箴赞同朱一新，包括皮锡瑞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其实也暗中分享不少从朱到王、叶等旧派的观点。

叶德辉最重中西文化竞争，且这一认识是受西人的启发。他说：“人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教也愈力[按：这与康说相近]。西人之言曰‘争自存’，理固然也”。他因而注意到：西人来华之目的在“传教于中国也，非通商者也。通商之士，一其心以营利，不能分其力以传教”。而西人则不但以其医疗为传教方式，且“以最强之兵力行教”，这与“孔教行之三千年，未尝以兵力从事”是根本不同的。王先谦也注意到这一个区别，他曾指责徐仁铸以学使之地位急急推行康教，不啻“以威势强人服从，则与西国以兵力胁持行教”无异。[63]

西人以力行其教，其实是康有为先注意到的，则王、叶等实受康说影响。但康氏观念的逻辑发展是国强则教兴，这一点叶德辉不能同意，他说：“中西异教，近今不无强弱之分。《劝学篇》言‘保国即以保教，国强而教自存’。此激励士夫之词。其实孔教之存亡，并不系此。”叶已注意到张之洞与康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最足反驳后来那些视张为“保守”的研究者。[64]康有为、张之洞与当时不少人实际都已接受西人以力之强弱分教之文野的观念，故出现“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的现象。叶氏据中国传统观念指出：春秋之教，主张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不仅不排斥夷狄，而“正欲其进而同教耳”。但中国文化不“以兵力从事”，更不主张“以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65]

正由于接受夷夏以强弱定的思想，故“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他们实“借保护圣教为名，以合外教”，这是叶“断断不能苟同者”。所以，“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和《春秋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又“隐援西人《创世记》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教新旧之书，几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66]

故“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康梁等“仿礼拜堂仪注拜孔子庙”，其“猥鄙”正类民间**祀；而其思想资源，则耶稣教之仪式。盖康本“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故“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叶德辉强调：“战国之世，患在杨墨，孟子辟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韩子朱子辟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无人辟之，且从而韪之，以至异说横流，谬论蜂午；衣冠世族，廉耻道亡；我生不辰，吾为此惧”，故必挺身而出。[67]其当仁不让之意表述得非常清晰。

前已述及，所谓旧派并不甚反对引进真西学，他们反康主要是反其搅乱了中学。叶德辉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康的《新学伪经考》使“六经既伪，人不知书，异教起而乘其虚，岂非孔子之大祸”？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这的确不无所见。王先谦也指出：“康梁诸逆，既借西学为摇惑人心之具。无识之流，知西之有学而不能辨其为何学。盈廷交口，请立学堂，直以为西学当兴、中学可废。诏旨一下，疆吏从风，行者不必知，知者又不敢言，如此虽遍天下谓之无学可也。”[68]

中学既乱，则中国的大是大非也随之而转变。叶注意到：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弟子。数月之间，三尺童子皆知言改制、言民权、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事[是？]，一旦得而非之；千百年之非，一旦反而是之”。[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