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适刘半农及早期的白话新诗（第3页）

衬着那翠迭迭的浓林，

越显得枝柯老态如画。

俞平伯写新诗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却不像胡适的白话诗那般明快，而具有凄清苦涩的风格特征。他是新潮社、文学研究会与语丝社的成员，也发表了《花匠》等小说，并且还是散文家，尤其是与朱自清一起相约而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较为知名的篇章。

康白情（1896—1959），字鸿章，四川安岳人。他也是新潮社成员，并与李大钊一起编辑《少年中国》。他是早期写作白话新诗较多的诗人，1922年出版白话诗集《草儿》。其中《和平的春里》一诗以“绿”字贯穿除最后一句的每一诗行，所有的景色都是绿的，而点题的最后两句则表现了和平的春里的不和平：

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

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

胡适在《谈新诗》中赞赏的康白情的一首诗爱情诗是《窗外》：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他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回头月也恼了，

一抽身儿就没了。

月倒没了；

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

不过，以上所引的康白情新诗是最有诗意的两首，他的大部分的白话新诗虽然明快而不苦涩，但却更像分行的散文，尤其是他那些写景的诗。白话新诗不像诗，在康白情的白话诗中表现得最突出。

早期的新诗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刘大白。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棪，后改名刘大白，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开始发表新诗，出版诗集《旧梦》等。由于他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他的诗是早期新诗中最富有左翼色彩的，《卖布谣》《田主来》《布谷》等诗表现了土与洋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且看他作于1919年底的《红色的新年》中的诗句：

朦朦胧胧地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地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

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涌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底不平不公。

从文体上看，《卖布谣》《田主来》《布谷》等诗具有旧体诗转化过来的歌谣风，但太过直白浅露；然而，刘大白也有诗意盎然、意象含蓄的诗，如作于1923年的《秋晚的江上》：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三、早期新诗不像诗的原因

除了少数的诗篇，为什么早期新诗多数都写得不像诗呢？胡适新诗倡导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及其在《尝试集》中的实验，既无视西方诗歌的音步、抑扬格等音乐性的特征，也抹煞了中国诗歌自身的韵律，同时忽视了诗歌特有的象征、隐喻等技巧，是新诗写得不像诗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这种新诗文体有点像旧诗的白话化，而没有将《神曲》《浮士德》与《荒原》等西方诗歌通过象征性与寓言性表现深刻思想的技巧学过来，但另一方面在语言上又是对唐诗、宋词、元曲传统的一次真正的断裂。

胡适率先以西方文学的悲剧观念批判中国小说与戏曲的乐观主义的大团圆结局，他完全可以将中国诗歌传统的悲剧精神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然而他仿佛是故意与传统对着干，传统诗歌讲求韵律，新诗就要无视一切的韵律规则；传统诗歌具有悲剧精神，新诗就要具有乐观精神。他反对屈原、贾谊诗赋中所表现的悲剧精神，认为痛哭流涕于世无补，将“悲哀不得意”归为无病呻吟。用他的《誓诗》中的话说，就是“更不伤春，更不悲秋，……月圆固好，日落何悲。”他的《尝试集》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并影响了整个新诗坛。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感谢地球母亲“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他在《光海》中看到的是“到处都是笑”，山、海、太阳、地球都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凤凰涅槃》的后半部分“欢唱”一词重复了43次，最后一句居然是“欢唱在欢唱”！

被新诗所排斥的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却被鲁迅开辟的现代中国小说继承下来，因而现代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比新诗成功。明显的标志就是现代小说在鲁迅身后形成了一个纵向发展的现代传统，但新诗的纵向传统却很难寻找：郭沫若不是吸取胡适的新诗营养而是看取惠特曼、歌德、海涅、泰戈尔等人的诗歌而进行创作的，而且同是浪漫主义，徐志摩不是从郭沫若而是从英国浪漫主义那里获取的创作灵感，同是象征主义，戴望舒不是从李金发而是从法国象征主义那里获取的灵感。新诗的横向移植大于纵向的继承，原因就在于前者不能形成成功的典范。而且从新诗出现的那一天起，对新诗这一文体的质疑、非议与诟病就没有停止过。质疑与非议者并非都是顽固的守旧派，像力主“破旧立新”的毛泽东、游学英法精通数种外国语的钱锺书等人对新诗都有所非议。如果说毛泽东、钱锺书等人喜欢写旧诗而从未写新诗，那么，像梁实秋等在五四时期写过新诗的人，晚年也不认同新诗的传统，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