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之父（第1页）

“民盟之父”

长达四十余天的调停终于因国共两党意见相差太远而被迫结束。梁漱溟等人愈加感到第三方面赤手空拳去劝说拥有各自军队的国共两党实在太难了，他们先前谋划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期望建立一个能与国共两党鼎立为三的第三大政党，以此加强他们调解国共冲突、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筹码。

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想法产生于1940年12月24日，其背景是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参政员名单不太合乎第三方面的要求，使他们觉得有必要改变先前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松散状态，将第三方面的力量整合成一个政党，加强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后因皖南事变的突然发生，国共冲突加剧，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他们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

1941年2月25日，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张澜、冷遹等在张君励住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商谈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具体办法。稍后，他们因集中精力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和调解国共冲突，暂时中断了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

3月10日，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12日，梁漱溟、黄炎培等又在张君劢住所讨论一次，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常务委员五人，并推黄炎培为主席。13日，梁漱溟等人继续讨论相关问题，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十二条。

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讨论的人员并不多，而且相互约定在最初阶段秘密进行，但不知何故，这一消息还是被中共方面所获知。周恩来在3月15日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

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我们现在决定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布置疏散和隐蔽，一面加强统战活动，主要是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解释，以继续揭穿蒋介石。

18日，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仁继续讨论，黄炎培提议在民主政团同盟各项工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但可先发表同仁对时局的主张。于是大家又就梁漱溟起草的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加以修改补充，以备使用。

第二天，即1941年3月19日，下午4时，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梁漱溟等十三人到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及对时局的主张，并成立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商定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五人为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沈钧儒本为民主政团同盟的最早创议人之一，但因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及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太过密切，所以建议沈钧儒暂时不要加入，以免引起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次日，举行一次常委会议，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算是正式成立。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一直极为机密，但在成立的第二天即为国民党当局所察觉。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立即用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君劢矢口否认。次日，张群亲访张君励，适张君励外出，张群便对张君劢之弟张嘉墩称，政府已探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每次聚议地点在何处。

张君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黄炎培、梁漱溟等人通报、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事情暂时仍不能公开，商定在向张群答复时就说每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事，这是秉承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意志而行事；至于所谓组织，即经蒋介石同意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经蒋介石审查过的同志会之信约；至于宣言，则为秉承蒋介石要他们出来说公道话的责任而拟定的时局宣言。经过这番自圆其说的解释，国民党方面暂时停止了追问。

政府虽然不再迫问，但在同盟内部由于各系势力的利益关系，在同盟的指导思想、办盟原则等方面却发生很大分歧，并对后来的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作为主席，黄炎培对同盟有自己的想法，他在同盟成立之后不久即向左舜生提出几个要点：

一是同盟对政府采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不要作恶意的批评，更不能和政府闹翻；

二是同盟内部各个团体“求充实”，相互之间要理解，要“整个的求团结”，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拆台；

三是对同盟之外的友好团体，维持良好关系，“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

四是在不违背第一点的前提下，要想方设法与国人及国际相见，使国内外都知道同盟对于国事的主张、苦心与努力。

黄炎培老成持重，应该说他的建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同盟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有利无弊。

然而据梁漱溟说，在讨论同盟纲领和组织章则时，黄炎培则表现为一种本位主义倾向和过于谨慎。本来，在黄炎培的主持下，同盟十二条纲领通过众议，其间个别文句的修正皆由他一人涂改在草案原本上，并亲自誊写清楚，由入盟者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但临到集会签名时，黄炎培突然通知张君劢推迟会期，并写信给梁漱溟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及改期聚会，黄炎培又提出纲领十二条分别先后发表，个别重要条款宜暂付保留。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伴江问渔对此做法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这些条款立即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的许多事情必将发生障碍。为了不使职教社的学生失学，工人失业，他们主张应谨慎从事，暂不发表那些对国民党当局过于有刺激性的条款。

黄炎培、江问渔的提议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梁漱溟起而责问他们：“既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写定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璜也说：“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黄炎培承认，他们并非对十二条忽生异议，乃顾虑发表之时机不得其当。结果，与会者达成谅解，决定不到适当时机不发表。此事虽然取得了妥协，但也埋下了裂痕和后来失败的种子。

在讨论同盟组织章则时，原草案规定，凡同盟对内对外的重要言论必须经常务委员会多数通过，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员署名发表。黄炎培提议增加委员有不同意见者可以不署名。对黄炎培的这一提议，梁漱溟表示反对。他认为，在一个组织内少数人理应服从多数人的决议，如果个人单独立异，将无团体行动之可言。黄炎培则强调决不能以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两人争论甚久，最后仍决定采纳黄炎培的意见。

所有这些争论，自然不应从道德上进行评判，而是思想性格、认识程度、利害关系的不同而使然。在梁漱溟，他的性格从来就是认准了的路就一定坚决走下去，无论将有多少困难和危险，他都有一种一往直前的追求精神。从本意上说，梁漱溟此时并不想和国民党闹翻，作为敌对力量。但他又感到，目前的国民党委实令人失望，他的理想与追求如果仍毫无保留地系在国民党身上，将不可能有实现的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所要的效果正是要对国民党有所刺激，使国民党正视他们这些“第三方面”力量的存在，采纳他们的主张，实现他们的理想。一句话，在梁漱溟的意识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他们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的政治砝码。

不论同盟内部有多少分歧，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重庆秘密成立起来了。然而，同盟要想站得住脚，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必须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只是在重庆显然不能实现这一点。

按照同盟筹备之初的既定计划，他们将在香港创办一份同盟的机关报，并内定由宣传部长罗隆基主持。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在同盟成立后，罗隆基并未能及时去香港，而委托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去香港创办报纸，主持言论，宣传民盟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同时决定黄炎培、张君励、罗隆基等人尽快赴香港协助梁漱溟。

离开重庆前，梁漱溟于1941年3月18日专程到曾家岩五十号，拜访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负责人，通报将去香港的计划，希望得到中共的谅解和帮助。周恩来对梁漱溟香港之行深表关切，叮嘱他到香港后即找中共在那里的负责人廖承志接头，有什么困难可就近请廖承志帮助解决。

由于不久前邹韬奋不辞而别，逃离重庆，国民党对重庆管理特别严，梁漱溟根本弄不到从重庆直飞香港的机票，只好计划先乘长途汽车经贵阳到桂林，再作打算。3月29日一大早，梁漱溟乘汽车离开重庆。

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九十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

梁漱溟不明底里，随口答道：“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

至此，梁漱溟感到可能出了情况，便不愿下车，表示时间有限，不下去了，谢谢好意。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梁漱溟去喝茶。梁漱溟终于明白过来，他已经遇到了麻烦，看来很难像邹韬奋那样逃离重庆了。

梁漱溟不愿下车，稽查站就不放行，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梁漱溟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陆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

张轸别名翼三，河南罗山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与梁漱溟见过面，也算是老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梁漱溟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梁漱溟一见面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轸回答指挥不了。

当夜梁漱溟就留宿在张轸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陆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就管的是此事。张轸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轸说着竟为之落泪。梁漱溟问他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张轸说他曾向何应钦说过。何应钦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稽查站不愿放梁漱溟走，是因为担心梁漱溟像邹韬奋那样出走，而梁漱溟反复向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地只是到桂林，他是应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的邀请，到那里讲学。

梁漱溟的解释自有道理，经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他乘坐的汽车在次日被放行。梁漱溟继续前行，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梁漱溟早就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六十里的良丰，此处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梁漱溟就住在那里，并应雷沛鸿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梁漱溟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

梁漱溟的目的地是香港，他之所以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除了有迷惑重庆的意思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买不到去香港的机票。5月初，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的黄炎培前往南洋募捐，并通知梁漱溟他将在回程途经香港时与梁漱溟相会，商量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办报纸的事情。梁漱溟找到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由李的秘书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梁漱溟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5月20日飞往香港的机票，黄炎培恰好于这一天飞返重庆，二人失之交臂。

5月20日，梁漱溟只身乘飞机离开桂林前往香港，随行没有带一个人，到港后由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驾车到机场迎接，并先暂住于李家。后又迁往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的家中。许地山是有名的作家，笔名落花生，先前主要在北京工作，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也是研究印度哲学思想的专家，很早就与梁漱溟相识。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许地山于1941年8月4日下午2时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梁漱溟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几经迁移，梁漱溟租到一座楼房一层的一间小房间，以此作为报社社址和宿舍，梁漱溟才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室内只能摆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在重庆公推梁漱溟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没有来。黄炎培也在梁漱溟到港的同一天返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梁漱溟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青年党的曾琦、国社党的徐梦岩、宪政党的伍宪子、东北同乡会的周鲸文、第三党即后来农工民主党的张云川、桂系的甘介侯等人。在筹办过程中，梁漱溟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介绍梁漱溟与他联系的。廖承志在与梁漱溟见面时表示尽可能提供方便和帮助，并委托《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代表中共常与梁漱溟保持联系。临创刊时，有人又劝梁漱溟出面宴请在港的茅盾、夏衍、金仲华等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