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国共（第1页）
调和国共
很显然，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没有建立起正式的组织系统，过于松散，多数时候只是以一种聚餐的方式座谈时局，参加者各有各的事业和组织，故而对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事情亦都不太起劲。
1940年12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总额上虽有所扩充，然对上届在选的非国民党人士或敢言之士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反而被排斥在外，所增加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人。
梁漱溟仍在这个名单上，但当他在第二天（24日）早上看到报纸上发布的这个名单后，使他由先前对国民党略感失望变得更加失望。他认为，国民参政会只不过是一个战时民意机关，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非国民党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而执政的国民党偏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使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真算没出息到了家。这不能不使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梁漱溟深深失望。
郁闷中梁漱溟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的住处，遂进去与张君劢就此事交换看法。稍后，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到来。在对新公布的参政员名单问题上，他们似乎有着共同的感觉与看法。
四人相谈，感慨同深，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在相互敦勉的气氛中，他们共同感到应该提出一个方案以促进问题的解决。黄炎培激动地站起来说：大家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
梁漱溟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局促内地，深受执政党钳束，不容有所表现。张君励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形态太过松散，很难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间党派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另外组织一个组织比较严密，比较有力量的统一组织。鉴于重庆的政治环境，张君劢还建议，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在最初阶段应该秘密进行，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他们所要讲的话，然后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不必取得政府当局的同意。
张君励的意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一致同意张君劢的意见和提议，因为想来想去，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所谓加强组织，从内部说，要矫正散漫无中心之弊；从外面说，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第一天的讨论至晚饭后结束。
当梁漱溟等人正在会商的时候，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等亦正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政治同盟。于是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第二天上午在张君劢家继续昨日的讨论，有了大致眉目后，遂于午后约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周恩来到章伯钧家继续会商。27日，黄炎培又约冷遹、江问渔一同参加讨论。梁漱溟根据谈话记录，提议将拟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此次谈话已届年底，大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左舜生要到成都，张君劢要回大理，梁漱溟也要返回璧山县来凤驿。于是他们相约，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暂不活动，待来年3月他们回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时再说。
在梁漱溟、张君劢等人都离开重庆的那些日子里，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于1941年初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长被俘、政委被杀，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件复见扩大，党派冲突达到空前高峰。
在国共冲突非常严重的日子里，第三方面又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不是说他们有能力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而是国共两党处于高度对立的时候，都希望向第三方面申说各自的是非曲直，进而争取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第三方面的这些人，在这种特殊时期也格外关心大局，亦极愿意听取双方的情况，所以集会较多，虽依然无补于时艰，却好像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中间派之存在。
1941年1月31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原本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正式成立等问题与各方面进行磋商，然而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遂使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积极与各党派洽商调解办法。而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预定于3月1日召开，中共希望在会议召开前对皖南事变能够有一个“说法”，而国民党希望待到会议召开时在会议上提出和解决。国共关于皖南事变善后的纷争将严重影响国民参政会能否顺利举行。
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表示在政府未予采纳，未予裁夺之前，他们七位参政员“碍难出席”将要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形势高度紧张，大有国共两党完全决裂，触发内战的危险，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人士自然无法坐视不管，他们义不容辞地奔走于国共之间调和。
奔走连日，各方面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建议，但根本不见成效。2月22日，梁漱溟和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张申府等十五人集会商谈，期望再以第三者的立场劝说国共。商谈结果，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三人负责起草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依据。当晚，梁、左、罗三人交换意见，并委托梁执笔。23日晚，梁漱溟起草这样四条意见：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梁漱溟写好这四条后，通知各位于翌日（24日）下午三时集会，大家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便以年齿为序签名。第一名张澜，第二为褚辅成。褚辅成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签名。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
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为一封信的方式，待转呈蒋介石。
对于中共方面，梁漱溟等人则约与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中共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第三方面提出的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
27日上午11时，蒋介石指定与黄炎培、张君劢、张澜、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见面相谈，诸位除了向蒋介石面呈梁漱溟手书的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第三方面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要求给第三方面监督兑现的权力。
对于梁漱溟等人的两点说明，蒋介石皆表示甚以为然。总体来说，就是接受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梁漱溟等人去劝说中共方面，并约第二天再见面。
从蒋介石官邸退出后，梁漱溟等人将蒋介石的谈话大意即刻转告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黄炎培、梁漱溟、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等人与周恩来、董必武切实商讨，请中共撤回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恩来、董必武始终没有答应，仅允电延安请示，谈至夜半始归。
第二天28日，梁漱溟等人再见蒋介石，即以昨晚周恩来已电延安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介石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介石严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惟有根本决裂，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蒋介石请梁漱溟等第三方面将此意尽快转告周恩来。
蒋介石的态度对第三方面震动很大，那时只剩半天工夫，时间非常迫促，所以梁漱溟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人顾不得吃饭，立即前往曾家岩五十号，向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转达蒋介石的话，并表示这可能是国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重大历史关头，请中共从大局考虑，能够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的殷切期望。
梁漱溟等人既转达了蒋介石的谈话，又表达了第三方面的期望和要求，周恩来等人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谓必须候取延安复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恩来对梁漱溟他们说，至迟夜晚必有复电。收得复电，马上通知梁漱溟等人。
有此答复，梁漱溟等人颇感满意。政府中关心此事者向梁漱溟等人打听，他们亦都以此作乐观的答复，因当晚的政治空气确实不像有问题。下午6时5分，黄炎培电话询问中共方面的消息，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延安方面尚无回电指示。8时后，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会集在张君劢家，一方面起草委员会要点及拟定人选，一方面静候周恩来的消息。但不料梁漱溟、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恩来；周恩来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梁漱溟遂与黄炎培同室小睡了一会。
3月1日晨七时，周恩来、董必武两位匆匆赶来，向梁漱溟、黄炎培等人亲自解释因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因此仍不便出席将要开幕的参政会。经梁漱溟、黄炎培等人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
此时，开会时间将到，蒋介石用电话通知黄炎培，嘱黄炎培、梁漱溟代表他再次敦劝董必武、邓颖超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位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有了蒋介石的指示，梁漱溟、黄炎培只得再跑去劝驾。董必武、邓颖超自然不肯来，周恩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称没有中共中央命令，个人不便自主。
梁漱溟、黄炎培等人赶到浮图关国民大会堂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会场，将此信回复蒋介石，并代为解释，说他们只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介石闻言当即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位参政员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以便等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后，便可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的原则，选出中共参政员参加主席团。
不料，第二天（3月2日）形势急转直下。是日黎明，梁漱溟、黄炎培又用电话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们，延安的电报来了。梁漱溟、黄炎培正色然而喜，却不料周恩来接着告诉他们：延安的电报不是指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而是提出新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主要内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