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员 说了也白说（第1页）

参政员：说了也白说

将离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话别时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反杜林论》，你应仔细读一读。后来梁漱溟确实照办了，慢慢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慢慢地对他和毛泽东之间不了了之的争论也有了更多理解，从而也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努力了。

在西安，梁漱溟略作考察，30日便转赴开封。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往时一起从事乡村建设的朋友会晤。那时的山东，除鲁西鲁南一角，几乎全部沦陷，先前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那些人多退入河南境内或鲁西南。2月5日，梁漱溟应李宗仁之约抵达徐州，一面与散处那里的乡村建设工作者恢复联络，一面写成《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合印为小册子散发。

《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的大意是检讨过去，策励未来；《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除具体工作指示外，主要目的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抗战与乡村工作的基本关系。梁漱溟指出，乡村工作在平时的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在全民抗战已经兴起的时候，乡村工作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敌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在这总目标下，则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动：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的国防基础等。不难看出，梁漱溟把抗战与建国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虽时有侧重，但要不离其根本理想。

为了指导山东乡村工作同仁抗战，料理山东工作的善后及部署，梁漱溟在徐州北关农场前后滞留了一个月。3月3日回到武汉，准备尽心从事毛泽东叮嘱的统一运动，争取将国共两党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演变成各党派的共同纲领。然那时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其根本原因似乎是蒋介石试图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将全国各党各派混合为一党，这自然引起坚持既联合又独立的中共不满，终于使共同纲领的起草胎死腹中。梁漱溟想求得全国各党派进一步团结的事，亦不便再谈，只能另谋机会。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有一个“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常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前后方农村问题，梁漱溟素来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因此便中参加几次，注意力遂又转移到抗战时期的乡村工作上。

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梁漱溟和一些关心农村问题的人借研究所召开座谈会的机会，商量向国民党提出几个关于农村问题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指出抗战需要依靠农村，而战前农村的破产和战时农村的扰乱却是那样的严重，为了使农村担负起抗战的重任，他们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设计的总机关。另一个建议强调抗战要从农村供应粮食，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因此要求政府当局对农业教育、农业改良、农业推广的机构加以调整健全并使之统一。第三个建议是有关保甲制度的，希望当局改善并充实地方下层机构。这三个建议都不是梁漱溟写的，但部分地代表了他关于战时农村问题的想法，并经他手交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提出，只是这些建议都没有下文。

4月，梁漱溟曾到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潢川及湖南长沙一行；5月，前往河南南阳及豫西镇平。河南、山东是梁漱溟先前数年工作的重点，他同一班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师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梁漱溟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梁漱溟与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中国军队大规模向大西南撤退后，这些学生、朋友因各方面的原因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

到镇平的时候，负责组织这些人员撤退的山东济宁专员梁耀祖不幸病倒了，梁漱溟前来实际上是代梁耀祖管理这支队伍，并代梁耀祖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接头，期望陈诚将这支队伍收编。这支队伍有教员、学生、干部，还带有一些壮丁，壮丁并不空手，而带有八百条枪，还有十几万元的现款。他们暂时住在镇平城外的一座大庙里，随时准备返回山东抗日。

山东乡村建设同仁的后撤大致是有计划进行的，他们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任命先前追随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秦亦文为大队长。1938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

在将这些撤退到豫西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安排妥当之后，梁漱溟于6月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各处，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

在成都，赶上四川省政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商议兵役问题。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缵绪与梁漱溟相识，于是邀请梁漱溟出席指导。梁漱溟那时于实际的兵役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

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

乙，秩序久定。

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

丁，人口户籍清楚。

梁漱溟认为，现在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见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自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距离“健全充实”四字不知差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可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兵役当然也就办不好。

还在四川的时候，梁漱溟就接到消息，要求他返回武汉参加将要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早在抗战初期，梁漱溟即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列名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于1937年8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议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之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国民党真诚抗战的体现，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的覆盖面受到很大的局限，人数太少，工作也不是太规范，因而还不可能将此作为战时民意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这个进步依然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内各界的欢迎和支持，中共希望国民党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政权，希望其政策在各党派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下，能够“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为此，中共于1938年3月1日向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建立正式民意机关的主张。

鉴于当时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对中共的建议给予积极的回应。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31日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原则之确定》决议，鉴于国民大会在抗战非常时期既难召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通集天下贤才、民众领袖共襄大计，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一百五十名，梁漱溟列在“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的五十名中。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国民党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第一次为各主要抗日力量共同参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在抗战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共和各党派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团结合作的重要阵地。梁漱溟对国民参政会也有很高的期待，他表示：

国防参议会是得到一点成绩的，主要是在通过政府的许多外交方面的决定，收到和社会相通的效果。国民参政会虽然搜罗的人不够，但这是团结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善为应用，是可以发生相当效力的。参政会应避免无谓的口头争论，有所提议应事前妥商，各党各派的代表应常常聚餐畅谈，从内部求得彼此情意相通。开发民众运动问题，应从头讨论。对民众团体的存在问题与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也应当讨论。

全面抗战一周年的前夕，即1938年7月6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假汉口两仪街20号上海大戏院举行开幕仪式。汪精卫被推为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王世杰为秘书长，彭学沛为副秘书长。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于右任、张群、何应钦等党政要员以及张一磨、江恒源、梁漱溟等一百三十余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汪精卫在开会词中指出，国民参政会不是一个临时的议会，而是乘此抗战时期，藉参政会各位先生的努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蒋介石在致词中表示，国民参政会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起点，其最大意义和惟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

下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宣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给大会的贺电，听取参政会秘书处会务报告，行政院长张群的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议长汪精卫关于电慰蒋介石及前方将士的提议；讨论通过了各审查委员会委员人选，梁漱溟出任第三审查委员会负责人。

第二天（7月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大会。会议听取内政部长何键的内政报告，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外交报告，议长汪精卫关于议事规则的解释；讨论通过参政员吴贻芳、史良等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各参政员一律献金，以资提倡的动议。中午十二时，全体与会人员为纪念全国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静默三分钟。

同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听取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教育报告，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推举张炽章、吴玉章等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

8日上午，举行第四次大会，听取交通部长张嘉缴的交通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的经济报告。下午，各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政府报告，审查参政员提案。9日，各审查委员会继续举行审查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