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工具化与主体化（第2页）

夜车开行前，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老同学，后来留学美国习法律的雷国能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访。梁漱溟与蔡劲军原本并不认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梁漱溟，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劲军低声耳语，将敌我双方紧张情形告知梁漱溟，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梁漱溟闻言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声称列车已被政府征用，奉命火速运军队去上海。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梁漱溟也与同行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英国友人戴乐仁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梁漱溟心里则认为中日两国军队已经交火了。

当日幸得转附他车，继续前行，但梁漱溟既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车过南京未下车，而是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

12日，梁漱溟经兖州到达济宁专署，刚下车入门，又从同仁处得知中央连电促他入京，正转电至上海找他。于是梁漱溟至家门而不入，旋乘原车返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

8月14日，即“八一三”上海战事第二天清晨，梁漱溟抵达南京，迅即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群、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人，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并内定梁漱溟参加。

所谓“国防参议会”，乃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出于团结党外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而设立的一个战时准民意机关。当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将领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情势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1937年8月11日，决定撤销先前成立的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重组“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制定国防方针、编制国防预算，以及国家总动员等重要事项，统一全国军事指挥调度的权力。

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本军队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以此团结党外人士共策国是，抗战到底。

如果仅仅从名称上看，国防最高会议与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有直接的联系，其实，这两个机构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于讨论怎样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即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南京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因为8月15日那天日军飞机曾经空袭过南京。

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最初有参议员十六人，他们是张耀曾、张君劢、梁漱溟、曾琦、胡适、蒋百里、陶希圣、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马君武、毛泽东、晏阳初等，稍后又略有增加。最高国防会议正副主席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主席，交通次长彭学沛兼任秘书长。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除梁漱溟外，还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傅斯年，中共的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出席，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据梁漱溟回忆，他在这一次会上第一次和周恩来相识。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15日才匆忙送出。

参议会主席蒋介石没有出席第一次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代为主持。汪对设立国防最高参议会的想法作了说明，表示该会的宗旨主要是邀请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士共商国是，应付时局。梁漱溟当即就近日来的思考所得提出意见，主张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责任的系统机构，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从事民众动员工作，并建议改革教育制度。

或许是因为上海战火正炽的缘故，当梁漱溟谈到这些问题时，与会者几乎无人加以理会，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的意思，且遭到傅斯年粗暴阻止。傅斯年和其他与会者认为，值此战火纷飞之时，应当商量军事、外交等问题，而不应说什么教育改造、组织系统等文不对题的话。

按照先前的约定，梁漱溟将于第一次会议次日晨谒见蒋介石，当他于会中将这个消息告诉蒋百里时，蒋表示：“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

次日晨，梁漱溟如约往见蒋介石，他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蒋百里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梁漱溟将这个决定回复蒋百里时，蒋显得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19日）即启程去山东。此时蒋百里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梁漱溟，曾要求蒋百里介绍他与梁相识。蒋百里遂问梁漱溟，此次路过徐州，是否可以下车与胡宗南见一见？梁漱溟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

20日中午，火车经徐州，胡宗南收到蒋百里的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梁漱溟、蒋百里就在徐州停留了24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军徐州，他之所以要见梁漱溟，主要是希望了解梁漱溟在山东所从事的工作，于是梁漱溟遂将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作了介绍。胡宗南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情况，蒋百里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8月22日，梁漱溟、蒋百里一行抵达济南，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奉韩复集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蒋百里去石泰岩饭店下榻，而梁漱溟则径直去省政府见韩复集。

韩复集一见面就问蒋百里到山东干什么？梁漱溟回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吗？对于这样的答复，从韩复集的眼神看似乎不太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梁漱溟于是将蒋百里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话都告诉了韩复架。当梁漱溟介绍蒋百里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果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复集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韩复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得国际援助后，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取得胜利。反之，如果中国不愿目前的牺牲，在东部地区寻找机会与日军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总之，韩复架认为，中国抗战必须西撤而后反攻。最后，韩复集嘱托梁漱溟代向蒋百里致意，并邀请他来省政府午饭，却没有请梁漱溟出席作陪的话。

梁漱溟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复集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诉了蒋百里，而蒋百里倒说韩复集所见甚是，并没有什么错。对此，梁漱溟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蒋给梁讲了其中的道理。韩复架的分析或许不错，可惜的是，这个原本正确的分析却把自己给绕了进去。

因时局紧张，梁漱溟没有全程陪同蒋百里在山东的视察，而是返回邹平抓紧布置，相约25日在济南会合，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济宁，梁漱溟、蒋百里与胡宗南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专员梁耀祖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即1936—1938年地方行政改革、民众自卫训练的情况。参观毕，蒋百里当日夜即随胡宗南的专车南下，而梁漱溟留在山东料理自己的事情。

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日军的先头部队移师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并调韩复集部前往接应。

根据南京最高军事当局的作战部署，韩复集所属各部在上海八一三战事后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范围内，所以对于冯玉祥的命令，韩复集予以婉拒。这无疑潜伏着后来变化的种子。

冯玉祥将他所遇到的困难尤其是韩复集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迅即电令韩复集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将部队向津浦线一带集结，阻击日军沿津浦线南下。10月2日、3日，韩复集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将所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向津浦线转移，并亲往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被日军反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防务由韩复集负责，但韩实际上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日军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复集急切求退的心理有各种原因，并不是他个人贪生怕死所能解释，事实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抗战初期确曾一度犹豫不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韩复集在内的所有军政领袖的彷徨；且这些军政领袖与日本方面差不多都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日本军方也一直没有停止向这些军政领袖做工作，宣称日军决不愿扩大战争，以此迷惑这些军政领袖。对于久踞山东的韩复集，日本人更没有少下功夫，他们暗地里说，日军决不会打山东，更不会在青岛登陆，原因很简单，在山东，胶济线一带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利益。事实上，日本期待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问题，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或争取韩复集做他们的傀儡，或使韩复集引起蒋介石的怀疑，由蒋亲手斩除一员大将，如袁崇焕故事。同时，当中日冲突不断加剧时，国际社会深感焦虑，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一再高涨，这也使韩复集不敢在正式战争未开始之前孤注一掷，成为光杆司令。况且其部队的真实情况并不理想，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由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保存实力、持久作战，就其战略而言自然是对的，但韩复集面对日军的进逼和南京军事当局的命令，实在不该太过急切。由于他太过急切，结果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韩复集此时找不到任何将部队撤离山东的理由。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过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一带登陆。日军不进攻，怎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日军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斩断韩复集由鲁西南西撤通道的危险，所以韩复集便显得有点着急，下令将一些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10月7日，命所有公务人员南撤。

韩复集的求退心态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忧虑。10月9日，黄炎培、江问渔两人由上海至济南，专门实地考察、了解山东民众抗战动员情况。他们打电话给梁漱溟，梁即由邹平赶到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告诉梁漱溟：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的工作，战火已经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没有做这项工作。他们对这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梁漱溟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相关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向他们略作介绍。梁主要讲了三点：

一、韩复樂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人做动员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以后，战火开始蔓延至山东境内，韩复架被动应战以来，也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复架。

二、但目前韩复架对于动员民众的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意别人插手，尤其不愿蒋介石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复架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民众动员工作。韩复集闻讯先下手为强，迅即任命余心清担任韩所属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处长。

三、目前在山东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制，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所谓各个系统，除了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照韩复樂的意图设立的“省防后援会”；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梁漱溟等在山东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为抗战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

梁漱溟的介绍引起了黄炎培、江问渔两人的关切，他们勉励梁漱溟排除困难，务必将民众动员工作开展起来。梁漱溟深为黄炎培等人的劝勉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在与黄炎培、江问渔等人会晤的第二天（10月10日），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余心清及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省党部的常务委员李文斋等出席作陪，梁漱溟也参加了这次宴请。

此次宴请，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

一、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和梁漱溟，并推梁漱溟任主任委员，梁表示同意。

二、加强政训处，推荐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王近信（子愚）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

当晚他们带着这些意见一起去见韩复集，说明山东各界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做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可由各方面负责推动。韩闻言很高兴，表示完全同意。

翌日（10月11日）晨，梁漱溟再去省政府拜谒韩复集，提出三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