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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工具化与主体化

1936年4月19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干部朱经古、黎涤玄、秦亦文、黄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邹平，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此行目的，据梁漱溟自己说有二：一是他在国内从事乡村建设事业已有六七年，最近听说日本亦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他们的参考，所以愿意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第二个动机更为重要，就是想了解整个日本，特别是日本社会内部问题。因为几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纠纷不断，情形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梁漱溟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中日两国持续不断的纠纷中，为什么日本处处占据主动的、积极的地位，而中国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的地位？这应该是两国各自社会内部构成不同所致。日本的社会内部是让它可以主动，中国的社会内部是只能让它落于被动，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问题起见，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

梁漱溟原本就不相信中日之间会很快开战，所以他对那些激进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不太热心，通过对日本的实地考察，他不仅觉得日本人在农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且更加坚信他先前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以为日本内部矛盾固然严重，但仍可维持一个段落；从对外，尤其是对中国、俄国的关系来说，战争亦不可能很近，因为有许多症结使日本不肯也不敢轻于一试。就形势说，日本是得不打且不打。这就是梁漱溟对日本考察的结论。

基于这些感受与判断，梁漱溟回国之后一如既往地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以期为将来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做好必要的准备。无奈，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其个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摩擦越来越多，形势日趋紧张，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之后，国人的抗敌情绪也空前高涨，梁漱溟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政治主张略有调整，开始注意怎样积蓄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1937年5月，梁漱溟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屡次函电邀请入川考察，在为期一个月的盘桓中作了三十多次演讲，演讲的重点已经是“如何抗敌”的问题，而不是像先前一样一味地强调乡村建设的重要性。

在川时，梁漱溟的老友、著名实业家卢作孚，老相识、平教会文学部主任陈筑山，适从庐山归来，代政府转致一份请帖，邀请梁漱溟务必于7月初至庐山参加由政府当局主持的在野人士谈话会，就大局问题进行磋商。这是梁漱溟毕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一级层面的政治活动，他自然将此看得比较重。

6月29日，梁漱溟一行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抵达北平。此时北平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谣言甚多，大有风雨欲来的感觉。7月4日，梁漱溟离开北平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见胡适、林宰平，他们都应邀到庐山参加谈话会，梁漱溟告诉他们，自己回邹平一趟，随后亦到。

5日，梁漱溟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两天后，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此以后，原本计划潜心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毅然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的政治主张，果断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力，好生应付”的政治主张，发誓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决不罢休，思索如何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很显然，梁漱溟的主张和先前已有“相当转变”，此后八年间，梁漱溟欣然为民族抗战东奔西走，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

在邹平，梁漱溟只停留了三天，就返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谈话会。过济南时，梁漱溟找韩复集，说韩不在，他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以韩复集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信交给梁漱溟带去庐山，大意是说韩复集的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请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如高射炮等要求。张在电话中还转告韩，刚刚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是一定要打的，日本人不拿下北平是不会罢休的。

7月10日，梁漱溟离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梁漱溟遂于7月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复集要他带给蒋介石的信，梁漱溟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蔽，请他转交蒋介石。

梁漱溟是一个最肯动心思的人，他既然决定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中，遂于8月中旬公开揭示自己思考所得，即“应付当前大战”的三条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在梁漱溟看来，这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何况中国此次对日作战必须作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将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在梁漱溟的意识中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的意思。

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本意在此。

综合起来说，梁漱溟认为，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当然，梁漱溟也承认，这三条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的真正统一也不过十年时间，而政治民主化已经说了三十年也始终没有做到，如何能够在仓卒顷刻之间取得成功？并且在应敌抗战之时利于军事独裁，又如何能在此时讲民主？此时讲民主，又怎样才能不贻误军事？

梁漱溟充分意识到，他的这三条原则虽好，可惜事实难以做到。如果能够拿得出办法来，亦许多少能做到几分；再加随时讲求，不断练习，亦许逐有进步。如果没有办法，则这三条原则只是好听的理想话而已。为此，梁漱溟又提出十四条具体办法，其大意可约之为六点：

一、全国军队固然要有其编制系统，全国国民亦要纳入一大组织系统中，以配合于军队系统。前者假定为第一系统，后者假定称为第二系统。两大系统的上端，总统于一最高统帅部，而且两大系统在下面亦处处是相配合的。

二、第二大系统虽大致不异于平时行政机构，然此时要在领导国民直接地或间接地应战，国民之一切活动悉受其节制，人力物力悉资国用，其工作之繁难复杂百倍于平时，尤以下层机构直接民众者为最。故应发动全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担负下层工作，随事运用教育功夫，完成其军令政令所赋予的任务。

三、第二系统大致仍以市统街坊，以县统村乡，上下系属，节节相制。而下层单位宜小不宜大，旧日保甲等制度必须改变，寓教育于行政之中，而隶行政于军事之下。

四、全国人粗分为知识分子、军事人才、普通民众三种。知识分子、军事人才，又各分高下等级和门类。除配合于第一系统者外，皆有计划地分配于第二系统上中下各级，大小各单位。务使每个人各有其岗位，又互为有机的配合，适宜的分布，要它从乎一定的计划，发生预期的作用。

五、凡事要有条理，要有系统，要有计划，便有一大前提，是即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在中国几乎等于没有。欲使其从无到有，只能由粗入密，以渐而进。知识分子领导民众之第一工作，将为此事。一面凭机构作调查，凭调查作计划，凭计划去工作；又一面从工作中随时修正改进其调查、其计划，乃至其机构、其系统。如是而后，系统乃日进于合理，计划乃日进于正确精密。

六、包括第一、第二的全部系统是一部抗战机构，愈到末梢愈落于被使用的工具地位。然而国家主体亦正在此基层民众。我们要政治民主化，应就以下层每个最小单位如一街一村还而为国家主体所由构成之一个细胞，给他们以申达其痛痒要求的机会，却不必盲从于近世议会制度。

总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对国家行政以迄地方行政系统、教育制度、政治改造等进行重新设计，既向统制集权方向走，又注意到政治民主化，注意国家主体的痛痒。这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抗战时期政治民主运动的先河。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山东方面的韩复集原对应战有所准备，然而至8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遂引起梁漱溟的忧虑。8月2日下午四时许，韩复集由南京返抵济南省府，梁漱溟闻讯即以五时许往访，交际处副官说：韩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不过，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驻济南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韩主席的约请来见面的。

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梁漱溟，这三个日本人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内容是韩复架向有野等声明三事：

一、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韩复集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

二、外间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韩复集指挥军事，亦不确。

三、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南者，照旧保护。

半月前，韩复集曾促日侨回国，而现在又愿意保护，可见其态度发生了变化。

韩复架刚从南京归来态度即发生变化，显然与南京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态度有关。梁漱溟急于见到韩复集，除了观察韩本人的态度外，也有打探南京政府态度的目的。韩复集告诉梁漱溟，他去南京之前，曾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介石下令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韩复集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介石对韩复集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复集无奈地告诉梁漱溟：“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胡里胡涂去南京，又胡里胡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蒋介石此时不向韩复集明确表明态度，是因为他个人对中日关系未来的演变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是战是和，还处在犹豫不定之中。这自然无法向韩复集表达清楚，从而使韩复集不得要领，心存幻想，以为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或许如往常那些冲突一样，不致演变成全局性的战争，更不致于中日全面开战。基于这些观察与判断，韩复集从南京回到济南的当天便紧急约见日本领事，又布告市民应镇定，禁造谣，传谕商店开门营业。

梁漱溟听了韩复集的介绍后，也感到非常困惑，他不仅担心韩复集对日态度的变化，而且更担心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决心可能生变，于是他决定再去京沪一行，往晤友朋，以便弄清时局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蒋百里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军事专家，也是梁漱溟的老朋友。8月9日，梁漱溟抵达上海，此后三天，他天天到国富门路蒋百里的寓所长谈，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关抗战大局的事情。蒋百里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还向梁漱溟反复强调山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梁漱溟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计划，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蒋百里劝梁漱溟应该尽快返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蒋百里格外叮嘱梁漱溟催促山东当局务必要将重要战略物资特别是兵工厂、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蒋百里还告诉梁漱溟，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梁漱溟也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

经蒋百里热心督促，梁漱溟在上海只停留了三天，即于8月11日11时乘车离沪，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