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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不自由的校长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兑现营救被捕学生的诺言后，悄然留下一封辞职书，于第二天早晨携北大总务处职员段子均离开北京，经天津至上海转杭州，借寓杨庄。至此，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章门弟子

蔡元培的不辞而别，在北大迅即引发一场权力冲突。9日一大早，北大会计黄幼轩在第一时间将蔡元培出走的消息告诉北大教授沈尹默。黄幼轩之所以知道蔡元培的行踪，是因为他是蔡校长的郎舅。

沈尹默闻言大惊，旋即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计议。马裕藻等人不知所措，而沈尹默则沉着地告诉他们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于是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决定以北大全体学生的名义呈请政府挽留蔡元培，学校日常事务由评议会负责。沈尹默俨然成为北大实际负责人。

沈尹默，原名君默，原籍浙江吴兴，生于陕西汉阴。从籍贯上说，他与蔡元培、马裕藻、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是浙江老乡，与钱玄同是湖州小同乡。1905年，沈尹默与其三弟沈兼士自费留学日本，后因家境困难，不到一年就返回国内，而沈兼士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并成为章太炎在日本的弟子。

或许是因为沈兼士的缘故，沈尹默回国后也被学术界视为章门弟子，而章门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严复辞去北大校长后，相继代理北大校长的何煜时、胡仁源等都是浙江人，都信服章太炎的学问，所以相继将章门弟子引进北大，北大一时间成为章门天下。当此时，沈尹默因章门关系到北大担任教授。

严复职掌北大时，因个人爱好和人际关系比较重视“桐城派”人物，一批“桐城派”学者到北大任教。而待到严复离职，浙江人主政，“桐城派”势力在章门弟子紧逼下逐步萎缩。章门弟子在反对“桐城派”或其他派别时高度一致，他们认为严复所用人物都已过时，应该让位，北大讲堂应该由章门弟子去控制。

然而当章门弟子在北大一统江湖后，其内部裂痕便显现出来。一般说法，北大章门弟子大致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大弟子黄侃为首的守旧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以钱玄同、沈兼士为代表的开新派，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是以马裕藻为代表的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依违两可，皆以为然。

几人欢喜几人愁

沈尹默不是章门弟子，但由于沈兼士的关系，他与章门弟子相处融洽，而且由于他在北大资历比较深，且足智多谋，有“鬼谷子”之号，所以北大章门弟子很多时候也把沈尹默当作掌门人看待，愿意听从沈尹默的安排和调遣。至于他的“鬼谷子”之号，正面呢，是说他反应敏捷，有决断善思考；反面则暗指他是一个阴谋大家，他后来被汤尔和等人排斥出局，与此可能有直接关系。

当蔡元培入主北大时，沈尹默、汤尔和等人都有拥戴之功和犬马之劳，尤其是沈尹默在蔡元培到校不久，就贡献出三条锦囊妙计：

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

二、按照北大章程规定组织评议会。沈尹默的理由是：评议会在北大章程中原本有规定，但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因为有了评议会，教育部的指令就不那么容易直接下达。也正因为如此，对北大久远发展而言，评议会更加重要。有了评议会，北大发展就不会政随人亡；即便在平时，也可以评议会的力量抗衡行政权力的无端干预。

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这三条建议中，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所以当蔡元培愤而辞职，离京出走后，沈尹默先是一惊，继则一喜，因为这终于可以试验评议会的功能与效率了。

沈尹默主持评议会代表北大师生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教育部在第二天（5月10日）给予不太积极的回应，反而要求北大评议会应该严厉管束北大学生，不得罢课。这使沈尹默和北大师生略感不快。

10日，北大学生派出代表赶往天津追踪挽留蔡元培，找不到蔡元培的踪迹后致电上海名流唐绍仪，声称蔡校长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务请唐绍仪见到后诚恳挽留。北大学生还致电上海各报各团体，揭露北京当局迫使蔡元培出走真相，呼吁各界一致声请蔡元培回京复职。

同一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呼吁教育部出面挽留蔡元培，以为“五四”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大校长一人所能够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他们恳请教育部俯顺众情挽留蔡校长，为中国教育留此一线曙光。

北大和北京各校师生对蔡元培的挽留出于至诚，只是这样推崇蔡元培，强调蔡元培个人在教育界的作用，实际上是置教育部于非常尴尬境地。教育部高层在郁闷心情支配下，怎能真诚出面挽留蔡元培呢？尤其是安福系原本就很讨厌蔡元培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当然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一了百了，或者批准蔡元培辞职，或者索性将北大解散。这是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北大不可一日无此君

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无疑激励了北大师生的抗争勇气。10日下午1时许，北大教职员推举出来的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集体前往教育部，求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请其设法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表示，他个人是诚恳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们复问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意见，傅增湘默然有间，表示总统、总理的意见，他个人并不深知，因此不便代为回答。言下之意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教育部，而在总统府和国务院。

北大教职员代表往访傅增湘的同时，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有十二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也在北大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挽留蔡元培。他们认为能否挽留蔡元培已不是北大一校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及外交前途的大问题。第二天，代表们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字，表示政府如果不挽留蔡元培，他们势必抗争到底，不惜全体一致辞职。

对于北大师生及北京教育界各方面呼吁，教育部起先毫无表示，也无法表示。这自然引起社会各界严重不满，更引起有意利用此次事件而达到倒阁或其他政治目的的派别、政党或个人的兴趣。5月9日，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自广州致电蔡元培，表示学生为收回国土，愤激击贼，政府逮捕多人，实在过分。“公愿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讨贼得罪，是非倒置，何以立国？”这就将原本只属于法律和行政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

在北京，教育总长傅增湘因对蔡元培深表同情和挽留，不同意严厉镇压学生，反而遭到安福系责难。无奈中，傅增湘仿蔡元培例，于11日不辞而别，教育部公务暂时由次长袁希涛代理。

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晚清时担任江苏学务处议绅，辛亥革命后与黄炎培一起参与江苏省新教育实践，是黄炎培的重要助手。后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与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等都是多年朋友。在与北大和江苏教育会的关系上，袁希涛更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引发了北大是否南迁或解散的争议，至少在蔡元培辞职后一段时间里，黄炎培、蒋梦麟和江苏教育会真的动议过利用这次机会攫取北大控制权，或者当北大不能在北京继续存在时，设法将其中的新派学者转移至南方。

江苏教育会的这个意思并不含有任何恶意，他们确实与蔡元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确实期望帮助蔡元培，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所以他们对蔡元培脱离北大，脱离沈尹默，脱离章太炎弟子包围，辞职南下，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认为是一个重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