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不自由的校长（第2页）

徐总统出面了

在袁希涛代理部务第二天（12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袁希涛致电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表示蔡元培校长辞职出走，各校员生纷纷请留，情势急切，教育部已派沈彭年前往南方当面挽留。袁希涛还告诉沈恩孚，他昨天亲谒总理钱能训和大总统徐世昌，他们均嘱教育部迅速设法挽留蔡元培。因此，他请沈恩孚一旦见到蔡元培，务请转达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及教育部的意思，请蔡先生从大局考虑，早些回京。

1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九名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其他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率辞职，以示声援。晚九时，北京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联合会议一致决议请蔡元培回校，以为蔡先生回校复职为维持大学唯一方法。

北京教育界局势令人焦虑，而蔡元培行踪毫无消息。代理教育部事务的袁希涛心急如焚，13日再致电沈恩孚，诉说难处。第二天，大总统徐世昌发布指令，表彰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希望蔡先生值此困难时期，妥筹善后，认真擘理，挽济艰难。

大总统出面当然是给蔡元培保全了面子，同时，既然大总统出面挽留，也必须保证大总统不能太没有面子，何况此次挽留并不是政治高层一致。所以，袁希涛在15日又密电黄炎培，请其无论如何也要劝说蔡先生不要节外生枝。

袁希涛的担心并非多余，随着蔡元培出走，全国教育界人心惶惶，甚至还有商界人士也介入了这场冲突，均以为政府之所以并不真诚挽留蔡元培，主要还是因为蔡先生成为新思想的象征，政府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界，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运命。”

义在必辞

教育部，或者说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是真诚的，这份真诚感动了北京教育界领袖。5月16日，北京国立各高校校长陈宝泉、洪镕、金邦正、汤尔和等人联名致电蔡元培，请求蔡先生重新考虑先前辞职立场，不要把门关死。面子固然重要，但是也要适度，不要因一人之选择影响教育界整体利益，以为教育界留一生机。陈宝泉等人还表示，他们之所以没有用辞职声援蔡先生，主要是因为责任所系，方才出来协助政府维持各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与蔡先生的选择有什么不一样。

大总统徐世昌已发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派员当面挽留，代理部务的袁希涛更是三番五次通过私人关系表达善意，但蔡元培依然不为所动。从他个人尊严、大学尊严的立场看，他现在当然还不好径自回去复职。因为，在蔡元培的感觉中，政府中的个人或许是真的挽留他，但这种挽留带有某种程度的勉强或不情愿。蔡元培认为，他现在回校复职很可能使北大师生乃至全国教育界大失所望，因为教育界与政治界的纠纷由来已久，政治界对教育界的干预日甚一日，始终没有分出输赢。蔡元培这次大概有点得理不让人了，他真希望以自己的牺牲为教育独立、教育自主赢得更大空间，所以他在各方挽留声中毅然坚守辞职的立场。

能否复职牵动时局

蔡元培的坚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代表前往教育部与袁希涛会晤，商酌与教育部所派南下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一起出发。在北京大学内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自称与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的教授黄侃，竟然也因蔡元培辞职而表示辞职。黄侃的理由是：“环顾中国，除蔡元培，亦无能用余之人。”既然蔡元培不愿回来，我黄侃也就不必待在北大这个破地方了。

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时局好转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校派出学生代表十七人沿着蔡元培南下途径查找踪迹，各处探询，不得要领。于是又推出总代表八人，会同天津各校代表二人联合南下，准备当面哀求蔡元培返回北大。可是他们到了上海根本摸不着门道，于是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查访蔡元培的踪迹。

政府代表、学生代表寻找蔡元培的消息都是公开的，蔡元培当然都知道，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僵持不是办法，至少不能将事情的焦点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5月18日上午，蔡元培找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赵厚生等人商量，最后决定给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教育总长傅增湘发一电：

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烟，伫候明示。

蔡元培的要求并不过分，所以国务院和教育部很快分别回电答应。甚至表示，外间传闻并非事实，政府对于学生行为并无苛责之意，深望蔡先生早日回京主持校务，以慰众望。

如果从此次通电大致情况看，在双方承认学生举动“逾越常轨”的前提下，似乎有了转机，问题应该很快解决，蔡元培也应该很快返回北京，返回北大。那几天与蔡元培有着密切接触的蒋梦麟曾于5月22日与黄炎培联名致函北大教授胡适，表示蔡元培已就回校任职事作出决定，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北京大学可望恢复原状。

还是拒绝

从蔡元培与国务院、教育部的电文看，好似蔡元培会很快回到北大任职，这是从积极方面着眼。但在蒋梦麟与蔡元培联名致胡适的信函中，还谈到了一些其他的情况。

在信中，黄炎培、蒋梦麟这些教育界人士谈到了北京大学被解散的可能性。如果北京大学不幸被政府解散，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杜威一年讲学计划如何继续进行，因为在此之前经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已同意给假。假如北大真的散了，杜威在北大讲学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教育界同仁已有心理准备，表示一旦北大解散成事实，当由上海集资礼聘。

南方教育界同仁所最希望者，为北京大学不解散，蔡元培复职。南方同仁当竭全力办东南大学，有蔡元培在北京帮忙，事较易。南京大学办成后，渐将北京新派学者转移到南方，将北京大学留给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这大概只是蒋梦麟的想法，而黄炎培则不愿意将北京大学拱手相让，表示“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看过此信稿的沈恩孚也认为，“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由此可见，南方教育界比较一致地将北大因5月4日事件引发的学潮看作是一场新、旧两派冲突。

蒋梦麟表示，如果北京大学万一不幸散了，那么教育界同仁当在南方重组教育机关，开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逐渐恢复。总之，蒋梦麟、黄炎培在此次事件中所领悟的经验和教训竟然是：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所以他们竭力劝说胡适等北方教育界人士“万勿抱消极主义，全国人心正在此时复活，后来希望正大也”。

不管蒋梦麟、黄炎培等南方教育界同仁如何设计，从这封信中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在南方教育界人士的劝说下，似乎已下定决心准备返回北大复职。

然而到了5月26日，在上海、杭州往返观察时局的蔡元培竟突然决定不回北大了，公开的理由是“卧病故乡，未能北上”。

蔡元培为什么在先前已答应复职，这时突然反悔拒绝呢？一个重要理由是他通过这些天的观察和思考，觉得北京政府对他的慰留并无诚意。而这些观察与思考，其实也是他周围那帮朋友的观察与思考。这在蒋梦麟5月24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有些微痕迹，蒋梦麟一方面劝胡适等北方教育界同仁委曲求全，尽量保全北京大学；另一方面怀疑北京大学很可能最终保不住，他一再告诫胡适注意：“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预备你们来上海。”这些判断肯定深深影响了蔡元培，使蔡元培觉得既然政府可能在他复职后撤销北大，那么他何必回去第二次受辱？

“留蔡”与“去蔡”

或许蔡元培的敏感是对的。北京政府在外界压力下表示过挽留蔡元培，教育部代理部务的次长袁希涛也应该是出于真诚，但是政府政治高层鉴于学潮不断、罢课不断、游行不断的事实，也想来个“根本解决”。与其迁就外界压力召回蔡元培，北京教育界乃至全国教育界继续不得安宁，干脆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批准蔡元培辞职，另找听话的大学校长，示范天下，稳定政治秩序。蔡元培的开明民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主张，在政府高层看来，就是一切不安宁的根源。

政府执意“去蔡”是基于这一点，而学术界、教育界执意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这一微妙的心理较劲，当时许多人都看到了。6月3日，蔡元培收到汤尔和的来信，汤尔和就不主张蔡元培北上复职。汤尔和的理由非常简单：“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与其两面不讨好，不如暂时退隐。

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京沪知识界在教育界大佬把握掌控下，有节制地进行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有节制地动员市民参加。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26日，上海各校学生跟着罢课，人数达两万多人。京沪学生发表宣言，要求政府维持北大校长蔡元培职位及大学尊严。这些活动背后，都有人主持或操刀，有人把握着火候。在上海，幕后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蒋梦麟、黄炎培等东南教育界重量级人物。蒋梦麟5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就非常得意地透露出这一点，表示当天的罢课，“弟等已将舵把住，不至闹到无意识”。这样一来，“五四”前后的所谓“学生运动”，其实幕后都有“推手”在“运动”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