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第1页）

我和阿诚不好意思多留，匆匆吃了一些饭菜，给男孩父母留下些钱作为红包，然后就离开了。雨彻底停了，夕阳从雾气中游出来，寂静的庐山遮着一层薄纱般的云霭，不平的山路上的水洼里，渡过一群群雁影。陶潜那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竟不是什么浮华的修辞，而是普普通通的白描。我情不自禁地对阿诚说，我将来要是有个家，那一定要在湖畔旁，树林间。阿诚笑了，说，那你回东北林场就行了。我问阿诚，你理想中的家园是什么样的？阿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有大哥的地方就是家。我停顿了半晌，道，阿诚你的嘴就跟抹了蜜似的，说什么我都爱听。阿诚说，我的嘴抹没抹蜜，你得尝了才知道。闻言，我“啪”地打开了伞，在伞叶的遮蔽下吻了他。情至深处，他喘着气推开我道，咱们晚上住寺庙，不是招待所，你悠着点。我说我们不住了，回去就开车，雨都停了。那天，我们衣衫凌乱地躺在车顶上。粘腻的潮湿的风拂过肌肤，酥麻麻的。车外是高高的荒草，我枕着阿诚的肩膀，吻着他的胸口，盖着星星和月亮。我呢喃，阿诚，你长大了，你眼角有皱纹了。他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脸。我拉过他的手，说，小施主，不过是一张皮相，心无挂碍，才能度一切苦厄啊。正是岁月不饶人，不多说了，我不能让今夜春宵虚度。番外《一九九五，羊肉泡馍》一九九五年，二十一世纪的降临进入倒数。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陈希同遭到罢免，江泽民发表《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邓丽君逝世……国家反贪总局终于成立，京九铁路全线铺通，作家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正式出版。这一年，我和阿诚受到一位冯姓史学教授的邀请，秘密地从北京抵达西安，接受冯教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口述历史的匿名采访。十二月的西北，从西伯利亚呼啸而来的冷风将这个城市吹得十分萧索。火车抵达西安站时已经是傍晚。我在这个城市虽有不少朋友，但我和阿诚都不想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这次旅行。所以在下火车后，车站外没有来迎接的人，我们像其他乘客一样，在冷风里排着队包车前往宾馆。次日，冯教授造访。在我们的准许下，冯教授做了一些录音。采访大约用了六个小时，结束时我们三人都已饥肠辘辘。冯教授提议带我们去回坊吃一次正宗的羊肉泡馍。我欣然同意，阿诚也愿意作陪。只是没想到菜刚点完，冯教授的寻呼机便发来一个急电召唤他走了，只留下我和阿诚对着一大筐馍饼面面相觑。阿诚是不吃肉的。这个习惯始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我问过他原因，但他从不愿意告诉我。我想这大概与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有关，而但凡是牵扯到那段经历的，我与他都极有默契地不会再提。只不过，我们所在的这家店除了羊肉泡馍就什么也不卖了。阿诚只好去对面买了两个锅盔，二两凉菜回来，好陪着我一起吃。羊肉泡馍这个东西，吃着很香，但将馍饼撕碎的过程实在焦心，更不要提我和阿诚已经饿了好几个小时。我是没耐心掰这硬邦邦瓷实实的馍饼的，阿诚见了，放下筷子，很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馍饼，他将它们细细撕开，掰成一堆雪白的小粒，再去档口让厨师用粉丝羊汤冲了，端回给我。吃饭的过程我们都很沉默。毕竟在六个小时对苦痛过往的回忆和复述中，我们已经耗尽了心神。直到走出了果渊斋，我们漫步在充盈着小吃摊上传来的白色雾气的回坊小街上时，他才突然拉了一下我的袖口，指了指前面的一家小摊。他说，他想吃糖葫芦了。我给他买了一串去了核的、糖霜最多的、冰糖片最大的糖葫芦。他咬着山楂的样子，还和小时候如出一辙。我笑话他，说，你多大人了，怎么还吃这小孩子的东西。他却反讽我，告诉我，他还年轻着呢。我心里有一些不舒服。我们的年龄相差十年。这十年足以成为一道很难逾越的分水岭。他尚且童稚时，我已经成熟；他步入壮年时，我已经老去。唯有青年时代的那短暂的重叠，似乎可以让我们忘却这十年的差距。然而，当我望着他举着糖葫芦的背影，我惊觉自己已经有些追不上他的脚步了。不过，当他转过身，在烟火气弥漫的小吃街上向我招手，我知道不论何时，他都会等着我。当晚，冯教授给我们下榻的宾馆打了电话。告诉我们他明天和后天都不需要再来采访了，我们今日很有效率。我大抵是知道冯教授的隐含意思的。我和阿诚的故事太过特殊和惨痛，他若是将我们放入他的新书里，恐怕那书是很难被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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