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1页）

《鳏夫独白》序言：阿诚——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阿、诚。两颚上下开合一次，在合上双唇的同时齿关轻咬：阿诚。早晨，他是诚，平凡的诚，穿着小学制服的半筒袜，熟练地擦着我送给他的那双小皮鞋。在学校里，他是所有孩子的阿诚哥，他们都喜欢他，爱戴他。正式签名时，他是明诚，以他之名，冠以我姓。可在我怀里时，他永远都是我的阿诚。在他之前，我是否爱上过别人吗？是的，有的。在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五六岁，而我的阿诚那时才只有五岁。但最终证明我年少时期的那次爱恋只是一次错误。但是那一次的错误教会了我什么是爱，而我也保留下最真挚的长情献给我的阿诚——我的一生所爱。各位革命干部、群组织代表。寥寥几页的报告不足以讲清我的背景，更不足以讲清我这一生的事迹——或者，用检举我的人的话来说——我这一生的罪行。干枯的历史难以说明问题，并且我相信各位干部、代表，已经厌倦了这么多黑五类分子的剖白甚至哭诉。那么，就请各位尊敬的同志们，暂且看一看我这纷乱揪心的自白吧。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春天。风从西北狂卷而来，穿过西伯利亚，穿过内外蒙古，穿过黄土高原——携带着饱经历史沧桑的黄沙，将这个四朝古都包裹在肮脏的空气里。但就是在这样的城市，我遇到了阿诚。我本是一个上海人。家中几代经营实业，我的父母在建国前是上海滩顶顶有名的红色企业家。但我幼年丧父、童年丧母。我是被我大姐明镜一手带大的。一九五三年，三大改造开始，明家几乎在这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大旗挥舞下丧失了全部产业。但树大根深，明家这个百足之虫还是在我大姐的努力下死而不僵。我依旧拥有比同龄人更优渥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孩童少年更良好的教育资源。在上海念中学时，我曾与汪家的小女儿汪曼春有过一段爱情。但幼稚的爱情很容易被掐断在萌芽中。汪家与明家是宿敌。我大姐明镜红着眼眶在家中祠堂里让我罚跪，一鞭子一鞭子地抽打我。问我父亲临死前是怎么告诫我们的。明家三代不与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我从祠堂出来后，便再也没有与汪曼春相见。大姐倾尽全力给了我体面的生活，我不该为一短不成熟的恋爱让她伤心。舒适的环境容易让人迷茫，也容易让人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一九六二年，我十七岁，我进入北京大学。在那里我加入了一些红色学生组织。这些青年精英的热血与崇高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蓝衣社。我与他们搞过一些活动，譬如批四旧、反小布尔乔亚的生活作风……这种运动的气氛让我很舒服，让我第一次感到融入了集体中，即使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是罪恶，但乌合之众的责任分散，让我产生了持有免罪金牌时的暗自庆幸感。后来，我遇到了阿诚。我大姐是不忍心我去住脏乱狭窄的学生宿舍的，她为我在西四附近租了一套小四合院。当她听闻我不会做饭，终日外食后，她便安排家里的老仆人桂姨来到北京照顾我。桂姨是带着她的孩子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的。那个孩子便是阿诚。桂姨的孩子我与大姐明镜、小弟明台是早有听闻的，但一直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桂姨在早年间太过于保护阿诚，不让阿诚到明公馆来受我们的“颐指气使”，我本该在上海就与阿诚相识的。但此时也不晚，阿诚这一年只有七岁。那是一个初夏凉爽的傍晚，我从学校回来，一踏入那间小四合院，便闻到了熟悉的桂姨炖的松鼠桂鱼的香气。我走进小花园，看到一个白净的男孩正提着花洒给我的君子兰浇水。春末夏初的君子兰是极易生虫的，我看到他温柔地摘去叶片下面的虫子时，忽然想要冲进房间拿起我的相机将那一幕拍下来。“大少爷回来啦！”桂姨将那个男孩扯到了一边，“阿诚，叫大少爷。”阿诚放下了花洒，用他湿润的像花鹿一样的双眼望着我，轻轻说：“大少爷。”我本想留桂姨和阿诚在四合院里住，但桂姨硬要搬出去，说是我大姐给了她租房的钱。我看了看这间小院，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储物室。若是真要留这对母子，恐怕要让他们睡到厨房里去了。我便不与他们再争执，只是从自己的零用里拿出一笔款子，要他们租个好些的房。“北京的房子老，比不得上海干净。不要委屈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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