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1（第1页）
七、驭下有术：知人善用，用人如器（1）
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对他政治上的评价，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但是，曾国藩会识才用才这一点上，一百多年来却没有异议。曾国藩在世的时候，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天王不识贤臣”，而曾国藩的成功则是因为“善识人才”。
曾国藩用人有两点非常值得学习，一是爱护干部，二是注重培养接班人。他认为对一个人要以鼓励为主，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对待部属要“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勤”“慎”“诚”，选才之道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
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才的重要性。
曾国藩告诫幕僚们：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当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哀，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作为一军将领，朴实廉正耿直是最可贵的。狡猾的将领，一遇到危险，他神情流露的变化，足以动摇扰乱军心；他言语的圆滑，足以颠倒混淆是非，所以湖南军团历来不喜欢用只善于言辞的将领。
选取良臣贤将是每位领导的心愿，一个企业或单位的实力也是由拥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的，那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人才呢?所谓将才，必须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因为他是领导者与最基层执行者之间承上启下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任用帅才须注意把握好以下五个标准：
——要分、明、勤。不分则不能使人心诚服，没有凝集力的集体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不明则是非不清，意图不明，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勤则纪律荒废，事务得不到认真及时的处理。所以，只有将才自身做到分、明、勤，才能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将才要有一点舍生忘死的精神，作为带兵之将要有身先士卒、敢于冲锋陷阵的精神，才能引导士兵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从政之将，要有献身事业，以身作则的精神，只有把精力全部贯注于事业之中去，才有资格要求自己的属下做到这一点。
——不追逐名利。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来的将才，必然不会很好地控制个人的欲望，当自己晋升得慢一些时就会怨气冲天，这样的将才再有才能，他也会影响属下去争抢薪水的高低、待遇的优劣，进而导致为毫厘之利而伤和气。
——要身心健康。为将之才上要沟通领导，下要联络士卒，既动脑又动手，十分操劳辛苦。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会因过度劳累而吃不消，容易生病；如果缺乏精神支柱的人，就会因日久而产生厌烦情绪，离心离德，难当重任。所以，对于将才来讲，体格强健、精神饱满是很重要的。
——要有忠义血性。如果说，为将之才必须要同时具备以上五点要求有些过分苛求的话，那么这第五点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帅才有优劣之分，也有擅长的区别，有的人多谋善断，有的人勇敢沉着，有文经之才也有武纬之士，各自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无论何种人才，若没有起码的忠肝义胆，血气良心，则最终是无法使人信赖和依靠的。
这就是曾国藩选才的标准，当然，这对于现在领导选才、用才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才的重要性。
求才爱才，知人善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棠时就是如此。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遇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疏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由于封建科举制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
说到求才，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屈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漓。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磐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曾国藩为了求才，更是用尽了千方百计。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他的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俞樾在道光庚戍复试于礼部时，面对“淡烟疏雨落花开”这道并不吉祥的出题，发诗泉而不唐突，敷衍以文而不失缜密，先作五言律一首，然后洋洋洒洒地撰文解答了这道难题。从复议的保和殿下得场来，俞樾心中仍然惴惴不安，因为这位俞举人虽然才华横溢，但自幼不娴于小楷，而彼时科场尤重于应试者的书法。自明末以来，有一种名为馆阁体的字体已经在科场流行，这种严谨端庄的字体，遂逐渐成为闱场中的专用字体。宗师一将墨卷拿到手中，先审视的便是应试者书法上的功底，然后再浏览全文，因运笔
窳劣误了锦绣前程的无疑是大有人在；写得一笔漂亮的馆阁体而博得阅卷者欢心，寅缘一跃龙门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俞樾胸中的隐忧，绝不是庸人自扰。
及至宫门传胪，黄榜挂出，俞樾不但被赐进士及第，而且在保和殿一同复试的诸人当中居然名列第一。过了一段日子，俞樾才得知自己的卷子是经了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审阅后定夺的。曾不但是这次殿试的执事官员，而且与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同为该部堂官，因此，在阅批朱卷时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他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不禁抚案激赏有加，他立即示之于内阁大学士杜翰等阅卷诸公，并且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同僚们聚而观之，咀嚼那份朱卷良久之后，纷纷摇头以为不可。“文则佳矣!然则仓促间安能出此佳构，定然是录旧作以塞责罢了!”
曾国藩仍然执著己见，拈须道：“不然，其诗亦相称，难道诗也是宿构吗?”“文义发端于何处尚待考究，拔置之第一，恐难服众。”“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此生他日成就，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