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2（第2页）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l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针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末获批淮，但随着他逐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l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激励属下之法。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在用兵上，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直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材。

学会放权，发挥能力

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成就大业有所成就就必须得善于用人，该放权时便放权，该约束时坚决约束。

用人与善于用人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对军事基本上不是很通，但却能够平定太平天国，造就不世之功，善于用人就是一个原因。曾国藩在察人、用人方面有两点：一是善于发现人才，这点曾国藩确实很厉害，如果不能够发现人才就谈不上善用；第二点就是相信人。

“擦亮眼睛，精选人选”、“以私谊形成维系湘军中高层建筑的纽带”，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实施放权，让将领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以促进湘军整体建设的提高，也可以说是他实施这一策略的基础。

那么，应该采用怎样具体的方法将实际的权力下放到中高层将领的手中呢?

对此，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敢于创新的改革家。可以说，他已经完全地把手中的权力下放给了湘军之中的每一位将领，而所采用的手段和策略也是令人震惊的。

曾国藩一改以往士兵归属国家所有的机制。熟知中国古代历史的人肯定知道，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宋朝的建立，造成战乱连绵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因此，自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接下来的几个封建王朝，都采取种种措施，防止兵权落到带兵将领和地方大吏的手中。

一直以来，这种紧锁兵权的做法便被曾国藩所鄙夷。虽然这种方法对于维护统治阶级有着一定的益处，但带来的弊病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

例如，清朝的绿营兵规定：将领平时各住其府，有事便授予兵权，事情完了之后，便各回其府；而士兵则平时分驻在各地，当战事发生之后，便临时抽调在一起，共同迎敌。战事结束之后，便回到自己的驻地。

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两种弊端：其一是士兵与将领，士兵与士兵之间只有奉命应征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别无私情，兵将之间难以形成一个整体，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其二，对于将领来说，也难以在指挥士兵的时候使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军队，兵为国家之兵，将为国家之将，共同为朝廷负责。因此，他们就不能形成一个谋求某一派系或者家族利益的武装集团，兵权也自然就确保无误地掌握在了中央政府的手中，各地带兵的将领绝不能占为己有。

但是，也正是这种原因、这种授权方式，大大地打击了将领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在练兵的时候，马马虎虎不加注意，在对待士卒的时候也差强人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地练兵，将手下的士卒训练成为战无不胜的士卒，和自己又有多大的关系呢?到时候，自己训练出来的士卒又不知道归谁指挥，帮谁建功立业呢?

曾国藩就是从人性的优缺点之中看清了问题的关键，大胆地提出了兵役制度的改革。将世兵制变为募兵制，并规定一军之权交付于统领，大帅不可遥制；一营之权交付于营官，统领不得遥制。于是各层士兵层层招募，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统营官、哨官遂为大帅的私属，士兵也成了营哨官的私兵。“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将军队的组建、人事升迁等所有的权力，完全地给予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将领。

可能有的人会存在疑问，这样地将权力下放给下属，特别是那些有着一定能力的下属，虽然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但是“人心隔肚皮”，谁又能够保证他们在自己的力量壮大了之后，不心存想摆脱曾国藩的指挥“自立门户”的念头呢?

其实，曾国藩当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的。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曾国藩采用什么方式来制约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将领呢?

首先，曾国藩对于每一个营都有着明确的人数限制。他的这一做法，就是通过规定的编制，来限制心存异心的湘军将领，以免他们心存骄横自满之心，而走向分裂湘军之路。其次，曾国藩对于每一个营官所招募来的新士卒，坚决地要求必须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为什么曾国藩如此地着重于对新招募来的士卒训练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对于湘军保持有效的控制，对湘军有着绝对的指挥权，保证湘军的整体团结统一。曾国藩在练兵和训兵的时候，不仅重视对士卒作战能力的操练，更加着重于对士卒忠义血性思想方面的教育，要求对新招募来的士卒，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训练，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曾国藩虽然采用了种种策略，但还是没有完全避免将领自立门户，导致湘军分裂的事情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王鑫之间的事情。

王鑫是湘军建军之初的将领之一，深受曾国藩的赏识，一直准备重用他。然而，王鑫却认为自己是最早带湘勇之人，并不想接受曾国藩的约束，准备自己另立门户，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在曾国藩将湘军的营地迁回衡阳之后，让王鑫回湘乡去招募湘勇。当王鑫回到湘乡之后，不但十分张扬，就像是朝廷大员出巡一样，还在招募湘勇的时候，比曾国藩规定的人数要多，竟达三千之多。更让曾国藩吃惊的是，当王鑫率领着这三千湘勇到达长沙之后，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交往过密，慢慢地显露出了自成一军，脱离曾国藩指挥的趋向。

曾国藩见此情景，严格地要求王龛除了仍然带领一个营的湘勇之外，新招来的湘勇另外编成两个营，由曾国藩另派人选为营官，但是，在这个时候，骆秉章却不命令王鑫裁员。使得王鑫拒不听命，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走上了彻底决裂之路。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为了维护湘军的整体统一，向王鑫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王鑫只能自带一个营的湘勇，数量要严格地符合湘军的营制，勇丁必须在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才能开赴战场。然而，王鑫却认为自己和骆秉章走在一起，比跟着曾国藩要有前途，便毅然拒绝，真正走向了决裂境地。

形势已经无法挽回，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曾国藩只好忍痛和王鑫一刀两断，将王鑫逐出了湘军阵营，并且在给自己老师的信中对于王鑫大肆攻击，使得吴甄甫（吴文镕）不再调王鑫的军队北援，从此王鑫的军队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样一来，由于王鑫不能够出省作战，省内的财政又十分地困难，使得他不得不将三千四百人的军队减到两千多。由此，对于后来出现的效仿者也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进一步加强了笼络和控制部属的策略，要求湘军的将领在招募士兵的时候，必须严格地按照所规定的营规去办，包括人员编制、操演训练之法等，都必须依章行事，稍有越轨之处便会遭到革职或调离。

曾国藩并不是坚决地限制下属实力过分壮大，不允许下属自立门户，寻求发展。他的这一策略只是在湘军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得以壮大和成熟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湘军的整体统一而采取的策略。当湘军具有了一定的势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时机的时候，他却鼓励手下有能力的人独立门户。这也正是曾国藩在建设湘军，使得湘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曾国藩一方面着力于对湘军之中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的时机内又采取允许下属独立门户的开明政策，适时地给予鼓励，使得湘军的发展速度很快，成为了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

曾国藩驭下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