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她伊二字的较量与伊字一度占据上风（第1页）
二、“她”、“伊”二字的较量与“伊”字一度占据上风
其实，在刘半农直接作出回应之前，寒冰在与孙祖基等人的争辩中，其论点前后就已经有所变化：他起先是固执一个笼统的“他”字的，认为效法英文，在语文中硬要作出男女第三人称代词性别之分完全没有必要，纯属庸人自扰。可是后来，他虽然还是坚决反对“她”字，却又略微调整了立场，主张采用“伊”字，接受了区分男女性别必要性的看法。等到他与刘半农直接交锋的时候，就已变作“伊”字的坚定护法人了。因此，拥“伊”而排“她”，遂成为寒冰驳难刘半农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
刘半农不是强调“口语中用‘伊’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吗？寒冰则声称“伊”字具有相当的“普通性”：“江苏、浙江、福建及江西、四川的一部分，很惯用伊字，就是安徽、湖北、河南，也不是绝对不通行的字。如果再用力推广，不难全国一致”；刘半农不是说“‘伊’字表现女性不如‘她’字明白”吗？寒冰则毫不含糊地认定：“伊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间，十九代表女性；遗传到现在，还未改变。现在如果将伊字代表女性的他字，有遗传的根基，自然收更圆满的结果。即无女旁，女性何尝不显明！”不仅如此，寒冰还举例说明，女性显不显明同“女旁”并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有女才会分明，无女便不分明”，关键在于“从来造字是要多少保存古人的经验”。例如：“奴字是女旁，在习惯上谁不承认他是代表男性！如果要用他代表女性，谁不加上女字，使他成为‘女奴’！”又如“伶俜”等字，“无论什么人，也自然会说是代表女容的字，而字面何尝用女来显现！”
寒冰这些维护“伊”字的慷慨激昂的驳论自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其中让人疑惑之处也委实不少。且不提“伶俜”一词是不是明确只表“女容”，那个“奴”字是否仅代表男性，即如其所断言“伊”字使用的地域范围如是之广，以及该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十九代表女性”两点，就很难服人。关于“伊”字的使用地域问题，主张“她”字的一些学者或谓仅限于“江浙两省的一部分”地区，［17］或谓只有“江苏东南和闽浙等地”［18］。总之都认为范围不是很广，连当时主张“伊”字的人，也多承认这一点。至于“伊”字在诗词曲中的用法“十九代表女性”之说，就更缺乏根据了。实际情况乃是：从前的“伊”字基本上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此外，寒冰主张“伊”字而排斥“她”字，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在他看来，当时的文坛中，“伊”字的使用实际上已显示出某种现实优势。故他自信地宣称：“就事实论，眼前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可见‘伊’字已有统一的希望，而‘她’字则无统一的希望。”［19］
概括地说，1920年至1922年之间，在有关“她”字问题的讨论中，从语言自身的角度来反对“她”字的意见大致不外两类，一类是从语言的简便和有效性原则出发，整体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作性别区分的；另一类是虽认同区分，但却反对“她”字而钟情于“伊”字的。像寒冰这样的人，则经历了一个由一类到二类的转变过程，故尤具代表性。
在当时，公然持第一类立场的人为数并不很多，但也绝非没有重要的支持者。如学贯中西的蔡元培，他在1920年6月发表《北京国语传习所的演说》，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区分性别的意见，他说：“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的代名词，定要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觉得这种分别，也是没有必要。譬如说一男一女的事，如用他字与她字，来分别他们，固然恰好；若遇着两男或两女的，这种分别还有什么用呢”［20］。当时，蔡元培显然还没能注意到已经有人在使用“伊们”或“她们”了，他是从语法应尽量简洁的立场出发而立论的。正是因此，他还批评了英、法、德等国语文中的数词变化、形容词的级数变化和动词时态、语尾变化等过于复杂，不如中国语言简便的好［21］。言下之意，在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的做法，实际上比西方语言还要更为简便些。
除蔡元培之外，当时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要加以性别区分的，还有陈大悲和孙逊群等人。陈大悲是当时著名的戏剧家，1921年年初夏他曾在《戏剧》上发表《剧本中的“伊”和“她”》一段随笔谈，从剧本和表演的双重角度，对当时以“她”和“伊”等来区分男女性别的做法均不赞同，认为“照西文来分别，为麻烦为多事”［22］。
图18期刊漫画中仍用“他”字指代女性的情形。原载《解放画报》1920年9月第5期
孙逊群表达类似的反对意见，则是在“他字分化”的各种方案多提出来之后进行的一次偏激反驳。1921年10月，他从代词的效用出发，提出汉语中一个“他”字就已够用，不必再分化的观点。这与前此寒冰的有关看法相似，又有所不同。在孙氏看来，学会使用代词，的确是语言文字的进步，它可以省字，即省掉前文中那些已经出现过的较长的“本字”或“本名”。但正或由于此，如果前文已经出现那些可供代替的“本字”或“本名”，那么后面再以一个“他”字来“代”时，也就往往能够达到清楚指代的目的，不必另对“他”字加以太多的分化性改造。他说：“从字形上下功夫，改符号，加符号，那又何必要用代词呢？不直接用本（字）呢？假使说，外国文的第三位代词，有种种区别，我们也当仿他，这不是理由。他们所以要区别，自有他们的原由。我们的‘他’字，不分化而用，也能够用，便是我国‘他’字的效用大。”［23］不过，孙氏却并未讲出何以汉语中“他”字“效用”格外大些的原因所在。
孙逊群反对“他”字作性别区分，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我国的文字不是不精密，实是区别太细，所以文化传播较迟”，这从“说文、字典上去看，用字的轻重繁简区别真是细得了不得”一点，可见一斑。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去从前无谓的许多区别”，而不是去主动再造出一些无谓的新区别来［24］。
对于孙氏的上述看法，语言学者龚登朝则提出了商榷意见。他在《学灯》上发文指出，在简单的会话和作文中，“勉强混用”一个“他”字确有可能，但在复杂的文章里，就绝对不行了。当然，男女性别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别使用也终有自身的限度，即总有“应用不全”、“无论改到什么地步，不免有困难的情形”存在的可能，但当遇到那种实在难以处理的特殊情形时，就最好不用代词，而直接使用需“代”的本来名词好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代词无用。代词毕竟简洁方便，很多时候说话作文都应该使用。与此同时，龚氏也承认，在中国的确“文言里原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区别字，在白话文里应当废掉的”，比如，猪、羊等动物，不同年龄竟有不同的称谓字；亲属的名称也分得极为精密、细致；等等，但这些需要废掉的烦琐区别字，与中文里第三人称代词不精密，同样需要改进其实并不矛盾［25］。
1922年2月27日，《申报》杨荫杭主持的《常识》增刊上，发表了笔名为“箴”者的《说她》一文。该文整合了寒冰等人的意见，又加以自身的发挥，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她”字的阵营一边。作者在文中指出，“她”字见于《玉篇·女部》，即古“姐”字，兹也切。上古也作“毑”，蜀人呼母为“姐”，故“姐、她、毑三字皆读兹也切，其意则为母也”。因此，“今之提倡新文学者”以“她”字专门代表女性，还以为是什么“新”字，觉得很新奇，其实不然。他还亦庄亦谐地“威胁”道：
任何女子苟呼之为母，强者必怒于言，弱者必怒于色，下流女子或且破口大骂，欲掌其颊矣。而提倡新文学者，乃以鄙弃国学之故，未及详考，几指全国之女子，尽人为母，虽非有意玩弄，毋乃近于不知而作乎！
作者继续发挥说：
或问今人呼未嫁之女为小姐者何也？呼未嫁之女为小姐，犹呼有父之男为少爷。少爷之称，尊其父而兼及其子也；小姐之称，尊其母而兼及其女也。其意固无不通，故小姐为尊称，而大姐反为贱称。她字与姐、毑二字，既音义皆同，则以她代他，为专指女子之称，未免陋矣！
他之本字为它，即蛇字之古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后人借用佗字，佗负荷也，从人它声，徒何切，为谐声字。今无锡尚存古音。俗体作他，从人而已无声可谐矣。然此字行用已久，亦早见于《玉篇》。若以从人从也为会意字，则也字之古义为女，毑专指女子反较男子为当。况男女皆人也，既提倡男女平等，同用他字，有何不可？而必易他为她，致有呼女为母之嫌，奚取哉！［26］
遗憾的是，目前笔者尚无法判断这位在1920-1924年间，经常在《申报》“常识”增刊上发表“常谈”短文的作者之真实姓名。
总的说来，1920年至1922年间，在公开发表的讨论中，主张第三人称代词要有男女性别之分的意见，还是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主张性别区分者内部，则又基本以主张“伊”字的人略占上风。1920年4月底，《新人》杂志社在将此前由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引发出来的相关讨论文章汇编在一起时（题为《“她”字问题的辩论》），该社主编王无为特作了一个“编者按语”，对论争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颇能反映当时“观战”者认为“她”字已经根本动摇，而“伊”字却暂居优势地位的看法。他写道：
关于“她”字的问题，自寒冰主张推翻以后，狠生了重大的反响。现在双方辩论，已告一小段落。结果：刘半农造的“她”字，根本虽经摇动，寒冰对于攻击“她”字的立脚点，也有变更的地方。就是对寒冰的话表示不信任的祖基、梦沈……诸君，也趋向于改用“伊”字的途径。所以“她”字有无存在价值，现在已经不成大问题。现在成问题的，就是女子代名词，用“伊”字是不是适当，和代表中间物的字该如何改造，然后达到完全——适当需要的目的。我希望诸君继续讨论下去。［27］
当时，认为“伊”字优于“她”字的人们所持的理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两条值得补述：一是有人强调在传统中文里，“伊”字可以仿照“朕”字的先例，由广义变为狭义。“朕”既可以由从前“人人可用作自称的代名词”、变作后来国人早已“历来习惯”的帝王专用之自称，那么“伊”字由“第三身男女两性共用的代名词”变成“仅作女性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也就顺理成章了［28］；二是已经有人开始从两字的偏旁着眼，认为“伊”字的构型在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方面，比“她”字要更为合理。
图19“伊”字被用来专指女性，揭示女性命运。原载《解放画报》1921年5月第11期［29］
不过，主张“伊”字者攻击“她”字的说法虽多，却也不免存在内在的矛盾：如个别重要辩手（像寒冰）总是强调“她”字为旧有，易与旧义相混；而更多的拥护“伊”字的人（像陈望道等），则秉承周作人的旧虑，批评“‘她’字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30］。这一矛盾，其实对于史家评断当时“她”字刚出现时的性质问题，至今仍不无某种参考价值。
同主张“伊”字者相比，拥护“她”字者的一个主要困扰则在于发音问题上。他们当中由于绝大多数人既承认“她”字在发音上无法区别于“他”字为缺陷、为不足，却又无法提出一种统一的令人信服的改音方案来，有人如邹政坚甚至因此建议把“她”字读作“伊”音，［31］从而遭到许多主张“伊”字者的抢白。用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话来说就是：“‘她’字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32］
在刘半农之前，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都曾提出类似改“他”音读“拖”音的建议，但不久之后都又以为这不免有点“矫揉造作”而自动作罢。前述寒冰针对刘半农提出的“她”字发音问题而进行的种种驳难，也能表明，在与“伊”字竞逐的过程中，“她”字的拥护者们因主张“她”字不同于“他”的发音，反而使自己一度处于某种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实际上，“伊”字不仅在正式的争论中一度领先，在实际的被运用过程中，也曾经显出优势来。当笔者带着“她”字和“伊”字使用频率这样的问题意识去阅读五四报刊等文献的时候，明显感到，1919年至1922年间，新文化圈对“伊”字作第三人称单数词的使用要多出“她”字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钱玄同不用说，茅盾（沈雁冰）虽在1920年的时候偶尔用过一下“她”字，但1921年之前绝大多数的时候则都自觉使用“伊”字；叶圣陶在放弃“他女”之后至1922年7月以前，朱自清在1919年至1922年4月前，也基本都使用“伊”字；李大钊、邵力子、李汉俊、梁宗岱、陈望道、刘大白、黎锦熙等舆论界和语言学界的活跃人物，1919年至1922年间也都自觉使用“伊”字，其中有人甚至延续使用“伊”字到很晚。
下面，我们不妨以诗人钱杏邨（阿英）1921年7月发表的《大丽花》［33］一诗为例，看看当时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伊”字进入诗文的具体情形之一斑：
大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