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逼近（第1页）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三月底了，法租界的梧桐树才开始吐出嫩芽，那些小小的、黄绿色的芽苞在光秃秃的枝丫上冒出头来，像无数只刚刚睁开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这个正在剧烈变动的世界。

上海在变。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感，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闷——气压很低，云层很厚，风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连树叶都一动不动地垂着，像在等待什么。

北伐军来了。

从广州出发的那支队伍，打了一路，赢了一路。吴佩孚垮了，孙传芳跑了，北洋系的势力像退潮的海水一样从南方各省撤退，留下一片狼藉。现在北伐军已经打到了南京，下一个就是上海。

上海滩的每一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北伐军来了，我们怎么办？

商人们在算账，政客们在站队，军阀们在观望，普通老百姓在囤米囤面，生怕哪一天枪声一响，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街上的黄包车夫比平时跑得更快，小贩的吆喝声比平时更响，好像声音大一点就能把恐惧压下去似的。

沈静澜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

北伐军的逼近意味着上海的政治格局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沈氏银行的每一笔生意、每一个客户、每一分钱。他每天要看好几份情报，分析局势的走向，预判各种可能的结果，然后据此调整银行的业务策略。

他几乎没有时间想顾霆钧。

几乎没有。

四月三日的傍晚，沈静澜还在办公室里加班。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黄浦江对岸的农田完全融入了夜色，只剩江面上还有几艘船的灯光在移动，像几颗缓慢行走的星星。

他正在看一份关于北伐军经济政策的分析报告，看得入了神，连秘书敲门都没听到。

“沈先生。”秘书又敲了一下。

沈静澜抬起头：“嗯？”

“顾先生来了。”

沈静澜的笔在纸上顿了一下——这次顿得很明显，在文件上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墨点。

“让他进来。”他说。

门开了，顾霆钧走进来。

沈静澜已经有两周没见到他了。自从出院之后，顾霆钧来银行的频率降低了不少——不是因为他不想来，而是因为顾大帅开始给他安排越来越多的军务，他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偶尔来一次也是匆匆忙忙的，坐不了十分钟就得走。

但今天不一样。

沈静澜在看到顾霆钧的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今天不一样。顾霆钧的脸上没有笑。不是那种偶尔露出的认真表情，而是一种彻底的、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没有笑意。他的嘴角是平的，眼睛是直的，整张脸的线条像被冻住了一样，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弧度。

他穿着一件深墨绿色的军装，扣子全部扣好了，连领口的风纪扣都系得紧紧的。左臂的活动看起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没有挂吊带，只是走路的时候还会下意识地不摆左臂，像是在保护一个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东西。

他走进来，在沈静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有像平时那样翘二郎腿，没有靠椅背，而是坐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沈静澜看着他，等他说话。

“我要走了。”顾霆钧说。

声音不高，语气很平，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但就是这种“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让沈静澜的胃猛地收缩了一下——比看到报纸上“顾霆钧中弹”那条新闻时缩得更紧、更狠、更疼。

沈静澜正在批文件的手顿了一下。

不是刻意的顿，而是一种本能的、来不及控制的身体反应。他的手腕僵住了大约零点三秒，然后继续写字——把那个写到一半的字写完，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他把笔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