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外交1（第1页）

国防外交1

〔武则天统治前的国家形势〕论隋唐的国家形势，一般而言，东边和东南边面对海洋，当时绝无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外患。南边岭南和西南边也可说相对的无事，有的话只是边疆的一些**，规模与危害都不大。大事多发生在当时所谓的三边——正北边、西北边和东北边。正北边、西北边指的是以突厥为首，包括后起的契丹等的北狄系统问题；东北边指的是朝鲜半岛的东夷问题；到了武则天辅政时，吐蕃问题继起，西边事连西北边，乃属西戎问题。

大唐开国以来，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东突厥。

突厥世居金山（今阿尔泰山），在北朝中末期崛兴，当时为北亚强权；但稍后约以金山为界，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迭相侵掠。史谓东突厥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西突厥则东至东突厥，西至雷翥海（今咸海），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戎之盛也未曾有。

由于东突厥位居中国正北，故唐人也习惯称之为北突厥，或索性简称为突厥。虽然东突厥一度为隋所屈服，向隋称臣，然而不久值隋末丧乱，故又重新复兴，与西突厥仍皆不失为亚洲强权。他们都以武力服属周边诸国和部落，故也都有“世界帝国”的格局。隋末群雄并起之时，北方诸雄如梁师都等虽自为帝王，然而俱向东突厥称臣，引为外援，连大唐太原起义时李渊也不能免，以免西攻关中后根据地受其威胁。

把大唐带进世界舞台，使之成为新盟主的主要是东突厥。

原来李渊称帝之后，国家战略以平定群雄、统一中国为第一目标，故始终对东突厥执礼甚恭，优礼有加。武德二年（619），吐谷浑、高丽、契丹、靺鞨等国对唐称臣，高祖皇帝盱衡外交形势，承认地隔华夷，中外刑政相殊，又鉴于隋炀帝因穷兵黩武而亡国，乃于二月制定政策，下诏“要荒蕃服，宜与和亲”，分命使节往申好睦。并布告天下明知此意。

基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考虑，高祖皇帝忍受了东突厥此后的屡次侵略，且对其在定襄城扶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主，统有流亡于突厥的中国人，政治上大大威胁号称接受隋朝“禅让”的大唐，也不表示任何态度。不过，他为了减轻来自东突厥的压力以及准备反击，一方面利用东突厥君臣的内部矛盾，对其实行离间分化；另一方面积极拉拢西突厥，欲与他建立和亲及军事同盟的关系，以牵制东突厥的力量，并且在外交上争取东突厥外围诸国家部落，以孤立东突厥。这是大唐最早的大战略。

及至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大唐第一次玄武门兵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杀其兄弟，软禁父皇，并在八月九日即位为皇帝——即为唐太宗，上述的国际情势遂出现了新变化。变化的原因与东突厥大举入侵唐朝有关。唐太宗登基的同月十九日，东突厥大可汗颉利突然亲统十余万骑侵入唐朝，二十八日竟进至渭水便桥，三十日逼唐太宗作京城下的白马之盟。颉利可汗能轻易突破唐军防线，直抵京师逼盟，使唐太宗引以为奇耻大辱，也意识到东突厥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性。

翌月，为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唐太宗颁下《修缘边障塞诏》，说明“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策，利在修边。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因此诏令北道诸州城寨镇戍，必须动员所在军民，共同修补，务使成功。修筑缘边障塞以为防御之余，其实从此以后，他一面加紧离间分化的外交运作，一面亲自练兵，加强整军经武，伺机大举报复，以雪耻辱。

也就是说，颉利可汗此次的胜利，适足以成为大唐战略构想改变的契机，促使唐太宗由守势国防转变为攻势国防。

正北边的国防局势改变得很快，颉利可汗因内政失修，兵革岁动，遂为国人所患，诸部离心。

贞观元年（627），服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漠北铁勒十余部相率叛变，击走监领他们的突厥长官，颉利派东部小可汗突利往讨。

突利可汗一直是唐朝的离间分化对象，统领东方，管奚、雪等数十国部，因征税无度而被诸国部所怨，故诸国部于贞观初年并来归附于唐，使颉利为其失众而大怒，此次派他出征算是要他将功赎罪。不过他也兵败，轻骑奔还，故被颉利怒罚。突利挟怨欲叛，翌年遣使将所图密告于唐。虽然颉利可汗内忧外患，但是唐太宗仍认为时机未到，仅令并州兵马随便应接突利而已。

关键时刻终于来临，贞观三年（629），薛延陀发展成熟，欲自称可汗而不敢，唐太宗乘机遣使间道正式册拜薛延陀为真珠可汗，于是东突厥腹背受敌的战略形势乃呈现。加上连年大雪，六畜多死，东突厥国中大饥，而颉利却因用度不给，内政失修，更重敛于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当此之时，颉利向突利征兵不果而进攻他，突利乃率众奔唐。颉利自知情势不利，故向唐朝称臣，并要求和亲。

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坐镇前线，了解情势，上书建议乘时攻击。唐太宗乃下决心，以颉利称臣之后复援梁师都为借口，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令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节度并州都督李世劫、代州都督张公瑾、任城王李道宗、营州都督薛万彻、幽州都督卫孝节和华州刺史柴绍六道行军总管，统兵十余万，分道往击东突厥。

贞观四年（630）正月五日，李靖舍却大军，决定奇袭，亲率骁骑三千夜袭颉利牙帐所在的定襄，俘获隋朝流亡政权杨政道等人，颉利撤至铁山（今地不详），尚有数万兵力。李靖再度率精骑一万前往奇袭，另要李世劫实行翼侧行动，封锁漠南碛口，阻止颉利逃往漠北，于是大获全胜。颉利仅率十余骑沿着阴山往贺兰山方向逃，为李道宗兵团所逼，于三月十五日被俘，押送京师，东突厥乃亡。

李靖不用大兵团正面决战，而一再运用奇袭，创下了世界两强会战时，其中一强忽然被歼灭的辉煌战果，而此被歼灭者正曾是世界第一号强权的东突厥。李靖和李世劫的合作，创下了战史上以少歼众的经典战例，难怪史臣赞颂他们说：“近代称为名将者，英（世劫）、卫（李靖）二公，诚烟阁之最!"

东突厥被灭的事实震惊亚洲，此年三月，西北边和北边的诸国君长诣阙上书，推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下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与诸蕃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新君长的嗣位，必待诏书才能册立，大唐统临四夷自此开始。换句话说，大唐天子从此成为亚洲的盟主，拥有全新的世界角色，负有维持国际秩序的权力与责任。

因此，唐太宗调整他的外交政策和建立新的大战略——在维持与各国和亲的前提之下，积极介入调解各国内部的矛盾，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纠纷；同时为了确保大唐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利益，因此防止区域或世界霸权的兴起，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这种新政策与大战略，从他处理东突厥复国，讨伐薛延陀以及高丽的方略与行动，可以得到证明。

唐太宗虽然为了报仇雪耻，有对东突厥开战的决心；但是在李靖的指挥下，东突厥不堪一击而迅速灭亡，却似乎出他意料之外。为此，他紧急与大臣商议如何处理战后东突厥以及丧失统合架构下的北亚诸国部问题，显得大费脑筋，辩论激烈。大抵上，凉州都督李大亮反对招抚战后各国部，以为中国百姓是天下根本，四夷仅是枝叶，故劳费中国实非国家之利，请停招抚而羁縻受之，行虚惠而收实福。朝臣则多主张将突厥种落分迁于兖、徐内地（约今安徽、江苏一带），各属当地政府管辖，使他们改事耕织，将他们化成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虚，不致危害国家安全。

但是，持论最针锋相对的是中书令温彦博与获授权参预朝政的秘书监魏征。温中令以为兖、徐内地的风土气候对草原牧族不适合，建议效法东汉安置南匈奴于河套、晋北一带的策略，以收增强中国捍卫力量，而又能维持牧族土俗以安抚之的两全实利。魏征则认为这次是北狄史无前例的破败，如果不想诛灭他们，则应遣还本土；否则这些有强寇弱服风俗的非我族类，日后人口增长，将会使“五胡乱华”的历史重演。

唐太宗最后决定：在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分置顺、化等四州都督府；分颉利之地为六州，置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以统其众。虽然都督、刺史仍以酋长充任，但是大多数酋长和首领都入京为将军等官，人数达百余人之多，几与朝士相半。突利可汗来附前原建牙直幽州之北，当唐太宗封拜他为右卫大将军叫顷州都督、北平郡王，令他率部落还蕃时，乃举当年隋朝扶植东突厥启民可汗，及至启民强大，乘隋乱而为患之例，严厉地警告说：“我今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正为启人（即启民，避太宗讳）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当须依我国法，齐整所部；如违，当获重罪!”这些可汗酋长既受大唐官爵，统领所部又“须依我国法”，是则唐太宗此时对他们实行的是实质的直接统治，可以无疑。

及至贞观十三年（639），薛延陀已发展成漠北新强权，渐对大唐北边构成压力，这年适逢发生几十个扈从的突厥卫士叛乱，唐太宗始患之，上书者也多言处突厥于中国不利，遂决定让其部落北还复国，以大漠为界，与薛延陀分而治之。新册可汗李思摩——即被赐国姓的原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因害怕薛延陀强大，不肯北还。

唐太宗为此遣使赍玺书告诉薛延陀可汗说：“即欲遣突厥渡河，复其国土。我册尔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若其助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显示唐太宗决心以武力为后盾，以协助东突厥复国，并且揭露其维持国际势力均衡的政策。

李思摩率领当年颉利部众几十万，胜兵四万，返还旧土重建汗国后，薛延陀不时侵击之，唐太宗虽加敕止而效果不彰。尤其当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东封泰山时，薛延陀以为机会难得，乃于十一月遣其子大度设，率领铁勒诸部二十万大军渡漠入白道川（今内蒙呼和浩特北），大举进攻东突厥。

为了贯彻维护国际均势的政策，同月，唐太宗立命兵部尚书李世劫为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率六万余兵直往应援东突厥，并命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契丹联军压其东境，右卫大将军李大亮率四万余兵出灵州（治今宁夏永固），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一万余兵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李袭誉统所部出其西，诸道齐发。

十二月，大度设见李世劫军至而北撤，李世劫挑选所部和突厥精骑各三千，追及于诺真水（今内蒙艾不盖河）。副总管薛万彻以翼侧攻击配合李世劫的正面强攻，薛延陀大败瓦解，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这是大唐继歼灭东突厥之战后的另一重大胜利，有人从战史上论，以为此役以一比六十六大败薛延陀，也是中外战史上以寡击众歼灭战的经典之作。

薛延陀兵败后请求与东突厥言和，遣使向唐太宗谢罪；但其后又不时与东突厥交兵，因此唐太宗曾再以玺书责备他。降至贞观十七年（643），由于李思摩不能抚治其众，部众相率南渡黄河，唐太宗允许他们入居，李思摩亦轻骑入京为官，东突厥复国失败，而薛延陀乃与唐相接。

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东征高丽，值薛延陀死，嗣位可汗一度入侵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战败而还，寻被回纥所杀，国内大乱，铁勒诸部各遣使归附于唐。翌年，唐太宗决心解决此区域霸权，命名将李道宗、薛万彻等多路渡漠进攻，并亲幸灵州督师，摧毁薛延陀政权，铁勒诸部相继至灵州，请求列漠北诸部为州县。

二十一年，唐太宗分诸部为十三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又置燕然都护府以统领他们，实行监护统治。自是北尽瀚海，尽入大唐提封。稍后他们修筑“参天可汗道”，置驿与唐交通，直至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东突厥复反，正北边维持和平凡三十年之久。为此，唐太宗曾经在贞观二十一年自豪地说：“今毳幕穹庐，聚为郡县；天山瀚海，分为苑池。去既往之长劳，成将来之永逸!"

从正北边的经略情态看，唐太宗以盟主身份维持国际秩序，以武力贯彻大唐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决心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他以同样的思维行动经略东夷和西域，也为高宗所遵行，而其间则各有成败利弊。于此先说朝鲜半岛。

半岛三国在唐朝以前即因宿怨而常有战争，他们都在武德年间先后来朝，大唐抱持和平外交的政策，与三国均保持良好的关系。从高祖皇帝以来，大唐就册拜高丽为辽东郡王，高丽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新罗为乐浪郡公、新罗王。问题在三国交侵不息，高丽又常遮断入朝的道路，唐朝为此经常以盟主身份协调警告，均无效果。

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大臣盖苏文政变，弑其国王高建武，拥立其侄高藏为王，又联百济进攻新罗，连下数十城。唐太宗得到新罗乞师救援的国信，翌年遂因册立高藏之便，遣使赍玺书警告高丽说：“新罗委命国家，不阙朝献，尔与百济，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当出师击尔国矣!”专政的盖苏文不从。唐太宗因此以盖苏文弑君虐民为词，认为师出有名，决定出师讨伐。

此役由唐太宗御驾亲征，从贞观十八年二月下达决心开始部署以来，至十二月更以盟主身份诏令新罗、百济、奚、契丹与唐军分道往击。然而自十九年正月出发，至年中一直僵持于安市城，及至九月冬季来临，加上后勤补给难以为继，乃不得不狼狈班师。

唐太宗以盟主身份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料却有此失利，不免大失颜面，因此遂不断以持久消耗战的方式攻击高丽，让国防军事重心往东北边转移。

直至唐高宗继位，仍想调停三国的纷争而无效，新罗又上表求救，遂于显庆五年（660）先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征讨百济。苏定方不负所望，平定其国，分置府州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