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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上午八点，林仲达衣着整齐，面孔刮得干干净净，一手拎一只印有“全国中小学教材讨论会议”字样的仿皮公事包，另一边肘窝里夹几本书，准时走进小院的偏门。一个人的仪容外表代表着他的文化学识、内心追求、生活态度，万不可随随便便，林仲达一向这么认为。所以他无论在哪儿上班，做什么工作，每天早晨总是要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他的这种规整和认真无疑得到了新单位新同事的肯定，相处几天来，他感觉到了大家对他的认同和欢迎。
小院是一栋古色古香的清代民居式建筑，正门留有一个雕花的门楼，“文革”中曾被破坏，木头被胡乱砍成碎片烧了，留下的砖石门框又被人用石灰什么的涂抹起来，不让人看到砖石上雕出的精美花纹，说是传统的奇鸟异兽之类都属“四旧遗物”。后来这里被辟作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之后，出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才又找来木匠石匠们照葫芦画样的重新恢复了旧时风貌。却又因为年轻的匠人们技术不到家，做活儿又粗糙，整座门楼弄成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尴尬模样，活像博物馆里蹩脚的仿制品。刻在那块嵌进墙中的一块二尺长一尺宽的青花石板上的字：“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也因为刻痕太浅的缘故，年代未久，字迹却已经模糊，行人路过这里，如果不是留心去看，恐怕谁也不知道门内还是个有点价值的文化单位。
通常正门不开。小院的墙上另开有一个偏门，供馆里的职工们进出。逢到大屠杀纪念日，或者抗战胜利多少多少年的时候，这里才会变得喧闹沸腾起来。单位里通常总要组织职工来接受教育，老师也带领着长长的学生队伍到这里上历史课，更有那些无缝不钻的记者，吸着比猎犬还灵的鼻子，打电话来，或者骑着派头的摩托车来，希望捕捉到一星半点的“独家新闻”。这时候黑漆大门就会肃然洞开，仪态庄严地迎接八方来客。偶尔也会有日本游客上门：侵华老兵组成的“赎罪团”啦，中学生暑假观光团啦，由家庭主妇们结伴而成的“互爱会”啦，由导游带着四下里看，重要些的便由外办下文，以官方仪式接待。日本人来了之后总是又拍照又录像，忙个不亦乐乎，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出于什么心理什么目的。
进大门之后，有一溜青石甬道通往三大间正房，差不多的大屠杀资料都是陈列在这里，照片、书信、实物都有。正房高大荫蔽，夏天进去用不着空调电扇，只是光线不足，日光灯常年开着。
正房之后有三间资料库，存放着一些尚未来得及整理或是不便展出的物品。旁边的厢房便是工作人员办公室。早先的馆长是个老太太，林仲达一来她便退了休，林仲达接任她的位子，待遇是正科级。闻清打趣仲达说，官是升了，就是不能发财，因为资料馆是个清水衙门，福利方面远不如原先市教育局的好。但是林仲达挺喜欢这里，他天性中有些士大夫的习气，崇尚世外桃源的生活，资料馆里清清静静的工作和散散淡淡的人际关系都很对他的口味。
林仲达从偏门走进小院，惊讶地发现任涛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先到了，正背着双手看院里的一排树桩盆景。
“嗬，今天是刮哪阵风啊？”林仲达笑着招呼他。
任涛回过头：“不放心，来看看你。闻清说你挺喜欢这儿？”
“过得惯吧。”
“没有再发病？”
林仲达摇摇头：“想发病也没有机会啰。从家里一路走过来，总共穿两条小巷，路上不会碰见十个以上的人。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四人小世界。没有喧闹没有烦恼，整个一个青灯古佛的境界。”
任涛竖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摇着：“你该不是后悔了吧？可不要埋怨我没有选对地方啊！”
“哪里，开个玩笑。你帮我换了单位，又帮小弟安排了工作，我们一家欠你的情实在太多。我只恨自己一介书生无以回报。”
任涛自嘲地冷笑一声：“社会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老婆当着堂堂的大市长，我不多吃不多拿，帮朋友安排几个合适点的工作，这不过分吧？何况你这里算什么好地方？换了别人，怕是拿轿子都抬不来。小弟更可怜，堂堂一个篮球健将，才替他谋了个酒店保安的位置。昨天我到酒店看他，那么大的个子，就那么一声不响在大堂里转来转去，我觉着心里难受。”
林仲达反过来安慰他：“已经很好了，他自己挺满意了。想想啊，要学历没学历，要技术没技术，心眼儿再死，嘴巴再不灵，他还能干什么？”
任涛说：“我就喜欢他的老实。其实说起来，这世上谁都不能证实聪明人就一定比老实人幸福多少，可是不知为什么个个都嫌自己不够聪明，特别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够聪明。”
林仲达略略一愣：“你不是在指责我吧？”
任涛说：“我不过替小弟不服气罢了。我跟那孩子挺有缘。”
林仲达开玩笑：“要是我们早认识二十年，干脆生下来就送了你，没准儿现在前途要好得多。”
任涛叹口气：“是我没福气啊！”
这时候任涛看见林仲达肘弯里夹着的几本日语教材，指指说：“怎么，学上日语了？”
林仲达说：“读大学的时候学过，长年不用，丢得差不多了。到了新单位，才知道常常要跟日本人打交道，日语用得着。反正上班也没什么事，打发打发时间吧。”
任涛感叹道：“我真是佩服你们做学问的，活到老学到老，什么时候都能钻得进书里去。”
又闲聊了几句，任涛说他八点半钟要赶到公司主持一个会议，便告辞出门。林仲达送出去，问他怎么走，开没开车；任涛说开了，车停在前面街口。林仲达嘱咐道：“开慢点，小心点。”
任涛回头笑他：“倒像我是你的儿子。”
林仲达也笑：“习惯了。回回孩子们出门，都要叮嘱一句的。”
林仲达看着任涛大步走远，才重新进门，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今天要算是林仲达到任之后最忙的一天了。前几天馆里接到省外办中日友好协会发来的一个文，要求资料馆协助外办做好接待日本友人田中清子的工作。文中附了一个副本，简单介绍了田中清子的身份、来华目的和要求。
原来这清子小姐是一位大学讲师，她的伯父田中三郎曾经是侵华士兵。这位曾经读过中学的士兵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在中国参战的几年中，他写下了厚厚几大本日记，详尽记录了他所在的小队当年对中国犯下的各种暴行，其中包括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部分过程。晚年后他反思当年的所作所为，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切齿痛恨，因而公开展出和出版了他的阵中日记。
却不料田中三郎在日记中提及的另一位犯下暴行的士兵也还活着，同样是八十多岁的高龄。那士兵和他的后人以“田中三郎虚构侵华大屠杀”，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为由，把三郎老人告上了法庭。年初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诽谤罪成立”的判决。一时间原告气焰嚣张，给原告撑腰的右翼暴徒们接着对三郎老人的生命作出种种威胁，老人身上承受的压力极其巨大。但是晚年丧子的三郎毫不退缩，责成自己的侄女田中清子跨海取证，然后再上诉东京高等法院。这是一件令世界舆论和中日两国人民极为关注的事情。
既是收集证据，陪同和协助的任务当然非林仲达的“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莫属。林仲达接到省外办来文后便细排本单位能动用的人手：一个老李头，是退休后反聘的，年纪已经六十大几，眼睛又不大好，看资料都得用放大镜，显然不适宜陪着清子小姐四处奔波；一个于大姐，身强力壮，是馆里的主要劳动力，却兼着总务、后勤、会计、采购多种职务，杂事多得脱不开身，况且她对业务也不怎么熟悉，六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详细过程都说不明白，如何能陪着清子小姐找到她想要的“实物”？再一个小蔡，二十出头的小女孩，旅游学校刚刚毕业，分到资料馆里当解说员，解说词背得挺溜，派她出去独挡一面恐怕就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