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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广九铁路上的罗湖桥和深圳墟。
香港替代澳门成为世界性港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星球研究所等机构已有诸多分析。
香港维多利亚港被四周的岛屿、山地包围,让船只避免被强风侵袭;同时由于它位于珠江口东侧,泥沙大部分淤积在珠江口西侧的澳门,东侧形成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香港港口的优势在远洋巨轮时代非常突出。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优势。香港开埠之初,劳动力极为缺乏。英国人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商船开放、免征关税,华人更是拥有一项可以自由进出的“特权”,无论是否为香港本地居民。自由港内推行法治。英国人在原本依靠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治理的土地引入了近现代法律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大进步。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信心满满地说道:“殖民地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地吸引富裕的华人来新殖民地。”
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保持了长久的和平。
1854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军逼近广州,为躲避战乱,广东人成了第一批大规模移居香港的人,香港的人口从1851年的3。2万人骤升至1861年的12万人,之后的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到了20世纪3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广东新移民的大型城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一下成了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上海人也开始大规模移居香港了。这一情况不但给香港带来了十多万的新增人口,还带来了大量资本以及企业家,这次上海人大迁移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包玉刚、董建华都是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如果说第一批来港的广东移民主要为苦力及工人,那从上海人大规模移居香港开始,有着知识积累、财富积累的社会精英开始以移居香港为第一选择。相应地,上海的衰落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陷入内战,仅1949年到港的新移民就高达80万人;20世纪60年代内地又经历一连串的饥荒与动**,大批内地人或翻山越岭、或泅渡过海涌入香港,1950年香港人口达220万人,1971年逼近400万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香港几乎是内地与世界交流的唯一窗口,强大的经济机器在暴增的人口推动下大力运转,香港进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
香港经济的强劲增长对深圳的拉动作用并不始自20世纪80年代。
1911年,清帝退位,封建帝制结束,民主共和制确立,深圳墟迎来了近代化的路桥时代。广九铁路正式通车,深圳墟变成了一个铁路枢纽站。
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铁路工程师士蒂文生爵士首先提出兴建一条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的铁路的构思。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国政府为在中国扩展势力,再次提出兴建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并计划创办由怡和洋行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组成的中英银公司。该年末,广东候补知府易学灏具呈两广总督李瀚章,拟凑集商股方式,修建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因粤汉铁路尚未修通,计划搁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清政府批准,中英银公司获得特许权,兴建广州至香港的铁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九铁路英段动工建设。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专项借款协议,清政府借款150万英镑兴建广九铁路华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广九铁路华段动工建设,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参与指导设计了广深段线路控制性工程。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贯通。
广九铁路(Guangzhou-KowloonRailway),简称广九线,是中国境内一条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的区际铁路,为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干线铁路。全线分华段与英段两部分。1949年,广九铁路华段或广深段改名“广深铁路”,我1991年第一次到深圳就是坐的广深列车;1996年,广九铁路英段或香港段改名“东铁线”。华段和英段的分界线就是罗湖桥,当年由詹天佑主持督建。
随着广九铁路全线通车,深圳成为广州、香港互通的重要门户。当时深圳火车站的站名就叫“深圳墟”,而不是罗湖火车站。铁路、公路及深圳码头的水路,使南来北往的物流与客流空前繁忙,不少行业应运而生,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富源米铺、祥光百货、同和中药店、仁爱药房、仁和堂中药店、曾苏民医师、梁四姑接生、裕丰隆布匹、瑞和山货、合成号云片糕、豫园饼家、富华饼店、曾谭记麻糖、远东行客家食店、伦记酒家、鸿安酒家、泰山旅店、绿记云吞面食,妙奇香饭店、权记米铺、鸿华米铺、曾宝华牛肉店、何福记火水灯具、张洪记烟丝行、曾明记蓑衣毡帽店、丽新车衣布匹、联星汽车、民丰米机、电厂电灯房、民乐戏院、维新书店、新生活照相及昌兴金铺等,商行数百家,遍布大街小巷。天后庙、关帝庙、福德庙、义祠、车公庙、社学、教堂及4座炮楼等,分布在墟市东西南北各处。
深圳墟纵横数十条街中有条小街叫“上大街”。它本来不是住宅民居,而是深圳历史上店铺最多、最繁华的一条商铺街。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上大街是集中买卖布匹丝绸、印染布料、香云纱,加工成衣、蚊帐、被褥、枕套之类的匹头专业街,兼有米铺、副食和医药、诊所等门店。小街东西走向,街头到街尾上百号店铺,鳞次栉比,檐飞瓦叠。青砖墙,灰黑瓦,一间接一间,一座连一座,没有巷罅,最宽处五六米,窄处不足三米,刚够旧时县衙的官轿通过,也足够商贾挑担货物进出。街内的房子多数建有二层或设阁楼,用作住家与货仓。百年老店东生源就在上大街设有前店后厂,“厂”里有20多平方米的染布池及近百平方米的作坊店面。
深圳墟以前有东门(今湖贝村西边东门路)、北门(今人民北路深中附近)、西门(今解放路西铁路一带)和南门(南塘村围墙门)。据说这几个门后来在历次战争中已被毁,特别是1938年日本军队轰炸深圳墟,炸毁了几条街道和罗湖桥,只留下“北门街”和“东门”的地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深圳墟拆了西和街、谷行街等几条小街,建成了横贯东西的解放路。上大街的店铺纷纷迁往解放路、人民路营业。上大街从此失去了商业功能,成为城镇居民的住宅区。
在没有改造成东门步行街之前,深圳街巷、骑楼、商铺、屋村、庙宇纵横分布,祠堂、书院、炮楼、古钟、石板路和百年古树点缀其间。全国七大方言,深圳占三种(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其中广府话和客家话人数几乎一半对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在南塘村(今老街东门町一带)八横六纵巷道共276间砖瓦平房聚居入住的好几百人,分别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安徽、山东、江苏和江西等9省21个县市,共计23个姓氏,他们当中不乏因避战乱或灾荒迁徙而来此地谋生的游商、掮贩、工匠以及退隐吏官、落魄秀才。
根据2019年9月30日深圳《晶报》纪念深圳建市30周年的长篇通讯《回首当年:1949,深圳这样迎来解放的黎明》(A07版),1949年10月19日下午4时25分,由粤赣湘边纵队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深率领接管人员百余人从布吉开进深圳,居民在深圳墟车站欢迎解放军。当晚,军管会在民乐戏院召开各界人士和群众大会。刘汝深宣布深圳镇人民政府成立,号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复营业,维护交通、水电和社会秩序正常运作。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深圳当铺“共和押”的门口,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三团政治干事陈虹被任命为深圳镇解放后第一任镇长。当时深圳镇居住着来自22个省96个县的4万多人口,有20多个商会、数百家店铺。解放后,为了保证边境的稳定和安全,开始强制遣返居民,到1957年,深圳镇只剩下1。1万人。1953年,因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由南头东迁至10千米外的深圳。1979年宝安县改为市,以政府驻地“深圳”为名,即深圳市。我们大深圳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
中原移民在岭南开枝散叶是从西往东演进的,广东三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分别在不同时期融入深圳。
5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广府人的新领地。
3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广府人与客家人的集市。
100多年来的深圳墟,是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和更多外来移民的栖居地。
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
亚洲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分界线在这里变得模糊。
咸淡水交汇处的深圳发展每每让人感到意外,却无不在历史的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