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6章 白影子（第1页）

我们家好像有这么一个毛病，三代人都能看见那个东西。我妈看见过，我二姨看见过，我也看见过。我们看见的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白影子。它从一九六〇年就跟着我们家了，跟了一代又一代，从南锣鼓巷跟到和平里，从大杂院跟到楼房。它不伤人，也不出声，就那么站着，远远地站着。你看它一眼，它就看你一眼。你再回头，它还在那儿。先说我妈的事。那是一九六〇年，她五六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瘦瘦小小的，风一吹就能刮跑。她家刚搬到南锣鼓巷一个大杂院里。那院子挺大，住了六七户人家，青砖灰瓦，门槛磨得锃亮，影壁上刻着花，可年头久了，花都模糊了。院子中间有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边天，夏天的时候阴凉，冬天的时候更阴。可那院子里的邻居古古怪怪的。面黄肌瘦，不爱说话，白天见不着人，晚上在院子里走动，脚步声轻轻的，像是怕踩死蚂蚁。没有壮年人，全是老的老小的小，相互之间也不怎么搭腔。我妈她妈——我姥姥——搬进去头一天，挨家挨户送了碗热汤面，人家接了，点了点头，门就关上了。不像别的胡同，搬了新邻居，大人们要坐在院子里聊半天，孩子们要凑在一起玩。这个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安静得像座空院子。搬进去没几天，北京刮起了沙尘暴。那会儿北京周边还没种树，一刮风就是漫天黄沙。不是现在那种细细的浮尘，是真正的沙，粗的，硬的，打在脸上跟针扎一样。风大得能把小孩儿卷起来。胡同里的电线被吹得呜呜叫，像有人在哭。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窗缝里塞了报纸，可沙子还是钻进来，桌上一层黄。那天我妈放学早，四点多钟从学校出来。她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小书包，书包带上系着一个搪瓷缸子，走一步晃一下，叮叮当当的。她顶着风往家走，二十多分钟的路，她走了快一个钟头。风推着她跑，沙子打得脸生疼，眼睛睁不开，得眯成一条缝才能看见路。她低着头，一只手挡着脸，一只手攥着书包带子。搪瓷缸子被风吹得乱晃，咣当咣当的，像是在敲鼓。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她伸手去推院子的大门。那门是木头的，厚实，漆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木纹。她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推开，门“吱呀”一声开了，风从她背后猛地灌进去，把门吹得“咣当”一声撞在墙上。她抬起头，看见了院墙根底下的那个人。白影子。从头到脚都是白的。披头散发，头发垂到腰，一根一根的，在风里飘，可飘得不自然，不是被风吹的，是自己在那飘，像在水里。身上裹着一块大白布，从头裹到脚，没有缝，看不出是衣服还是什么。靠在墙根那儿，贴着墙，一动不动。那块白布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像是被人抖着。我妈当时才五六岁，第一反应是——哪个神经病跑进院子里了。她不敢往里走了，开始往后退。脚底下踢到门槛，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刚退到门槛外头，一股强风从背后猛地推了她一把。不是普通的风，是那种能把人掀起来的风，像是有人用两只手使劲推她后背。她整个人被往前吹了好几米，踉踉跄跄冲下台阶，鞋底在青石板上打滑，差点趴下，正好冲着那个白影子冲过去。那白影子忽然动了。不是走，不是跑，是地上卷起一股黄旋风，“呜”的一声，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黄沙打着转，从地面一直旋到半空。那白影子被风裹住了，“轰”的一下，飞上天去了。直直地往上飞，像一块被风刮起来的白布，越飞越高，越飞越快，头发在风里散开，一根一根的，像蜘蛛网。飞过老槐树的树顶，飞过屋檐，飞过灰蒙蒙的天，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白点，消失在黄沙里。我妈“嗷”地叫了一嗓子，嗓子都劈了。转身冲进堂屋，一头扎进她妈怀里。浑身发抖，抖得牙关“咯咯”响，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她妈问她怎么了，她指着院子，手在抖，手指头在抖，嘴张着，就是说不出来。那天晚上她发了高烧，烧了三四天，烧得脸通红，嘴唇起皮，水都喝不进去。她妈用湿毛巾给她敷额头，一晚上换了好几次。她迷迷糊糊说胡话，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清，就听见“白”“白”两个字。退烧以后，连着做了小半年的噩梦。每次都是梦见那个白影子，从墙根底下飘起来，飘到她床前，低着头看她。白布底下没有脸，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白布，可她就是知道那人在看她。它低着头，头发垂下来，搭在她被子上，凉凉的，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她们家在那院子里住了不到三年。后来我妈觉得那地方不干净，跟人换了房子，搬出去几条胡同。可她后来想，跟房子没关系，因为那东西跟上她们家了。第二件事是我二姨遇上的。我二姨比我妈小两岁，可胆子比我妈大多了。我妈见了那东西，发烧发了好几天，我二姨见了，连个喷嚏都没打。可她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脸色也不好看，手指头绞着衣角，绞得发白。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我二姨在地安门小学上学。那学校离我们家不远，走路十来分钟，要经过一条窄胡同，两边是高墙，墙上长着青苔，墙头有碎玻璃，防贼的。二姨学习好，又是少先队员，老师让她当生活委员。那会儿生活委员要早到学校，开门、打扫卫生、检查红领巾，责任大着呢。本来六点半出门就够了，当了生活委员以后，她天天六点不到就出家门。冬天的时候，天还黑着，胡同里的路灯昏黄黄的，隔老远才有一盏，光打在地上，一圈一圈的，像水洼。有一年冬天，二姨早上起来没看表。那天天冷，被窝里暖和，她迷迷糊糊醒来，以为跟平时一样，穿上棉袄棉裤，扎好辫子，洗完脸背上书包就出门了。出了门才发现不对，外头还黑着呢，伸手不见五指，连胡同口那盏路灯都灭了。她抬头看天，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黑得像一口锅扣在头顶上。她以为自己起早了，可已经出来了，就不想回去。心想反正也醒了，干脆绕个道，去前边儿那个小摊上买两个油饼吃。那摊子在天亮前就支起来了，炸油饼的香味能飘半条街。她妈给她的零花钱，她攒了好几天，就等着这天。她绕的那条路，要经过一间老宅子。那宅子到现在还在，是个名人故居，门口两个大石狮子，一人多高，龇牙咧嘴的，爪子底下踩着绣球。石狮子身上的纹路都被磨平了，可那股子威风还在，大老远就能看见两个黑黢黢的影子蹲在那儿。二姨说那天早上她远远就看见那俩石狮子，觉得跟平时不一样。石狮子背后好像冒着红光，不是亮的那种红，是暗红，像是有人在后头点了一堆火，火光从石狮子背后透出来，映在石狮子的脖子上，红彤彤的，像是石狮子在流血。她心里发毛，脚步慢下来，可又想着油饼，想着油饼的香味，想着咬一口油饼满嘴流油的感觉，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巷子里静得很，只听见她自己的脚步声，踩在冻硬了的泥地上，“咯吱咯吱”的，像是踩在雪上。走到石狮子跟前，她才发现那不是什么红灯笼。是两个人，穿着黑衣服，蹲在石狮子后头，在那儿烧纸钱。看不清是男是女，就看见两个黑影子，蹲着，肩膀挨着肩膀，手里攥着黄纸，一张一张往火里扔。火苗子一蹿一蹿的，黄纸卷起来，边角发黑，变成灰，灰被风卷起来，在石狮子脚边打转。二姨吓得转身就跑，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的，书都颠出来了，“啪嗒”掉在地上，她也没捡。可小孩儿嘛，又害怕又好奇，跑了几步，到了胡同拐角，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她看见了石狮子的脖子上，骑着一个人。白衣服，披头散发，骑在石狮子上头，两条腿耷拉在石狮子脖子两边，身子一颠一颠的，像是在骑马。那两个人还在烧纸，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根本不知道上头骑着个人。那个人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白衣服在火光里一晃一晃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又是原来的白。石狮子张着嘴，龇着牙，那个人骑在它脖子上，像是在笑。二姨“哇”地一声哭出来，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哭，一路哭到了学校。书包带子断了，她抱着书包跑，书掉了一路，她也顾不上捡。跑到学校门口，门还没开，铁门关着，她蹲在门口哭，哭得浑身发抖，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后来老师来了，看见她蹲在门口哭，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出来，就是哭。老师摸摸她的额头，不烫。问她是不是摔了，她摇头。问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她摇头。问了一早上，她一个字也没说。她没发烧，没生病，回家也没敢跟大人说。她胆子比我妈大，这事儿压在心里好多年，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她才跟我们说。第三件事是我的。我们家后来搬到和平里，住楼房。四楼，窗户正对着对面医院的太平间。这事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吓得够呛，好几天没睡好觉。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扒着窗户往对面看，怕里头有人走动。那窗户不大，铝合金框的，玻璃上蒙着一层灰。我趴在那儿，脸贴着玻璃，哈气模糊了视线，又用手擦掉，再看。对面那间屋子灯亮着，白惨惨的，日光灯的那种白，冷冰冰的。有时候玻璃上反光，能看见自己的脸，白白的，贴在窗玻璃上，像个鬼。可我没看见过里头有人走动，就看见灯亮着，一直亮着，从来不灭。可那东西没在太平间里，它在楼下的存车棚里。那会儿北京人骑自行车，凤凰、永久、飞鸽，每家都有两三辆。小区里都搭了存车棚，铁皮顶子，角铁架子，水泥地，里头挤挤挨挨停满了车。车把挨着车把，车座蹭着车座，链条生了锈，轮胎瘪了气，有的车座上蒙着灰，有的车座上套着塑料袋。看车棚的大爷大妈住在门口的小屋里，灯泡瓦数不高，昏黄黄的，照着门口一小片地，里头黑咕隆咚的。每次进去取车，都要摸着黑走，车铃铛碰着车铃铛，叮叮当当的。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那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我要去家教老师那儿上课。我妈催我早点走，说老师家在胡同里头，去晚了不好。我换好鞋，拿上书，下楼到车棚里取车。车棚里灯暗，就门口一盏白炽灯，灯泡上头落了一层灰，光透不出来，昏昏沉沉的。里头黑乎乎的，只能看见车把上反光，一条一条的，像是水面上的波纹。我推着车往外走，车轱辘在水泥地上“吱吱”响，响得很，在空荡荡的车棚里来回撞。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见离我大概三四十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白衣服，长头发，个子很高，得有一米八，骨架很大，肩膀很宽，不像女人，像是个男的。那地方黑灯瞎火的，路灯的光照不到那边，就看见一个白影子立在那儿，像一根柱子，一动不动。头发垂着，一丝一丝的，在风里不动。我心里“咯噔”一下，脚步慢下来。谁没事儿站那儿？那地方什么也没有，没有楼门，没有小卖部，就是一堵墙，墙根底下堆着几块旧砖头。我多看了两眼，心里发毛，推着车往反方向走，绕了个弯，准备从车棚另一头出去。车棚另一头有个小门，平时锁着，那天不知道谁开了。刚拐过弯，我一抬头——那个人站在我前头，离我不到十米。不可能。我刚才看见他在三四十米外，拐个弯的工夫，最多两三秒，他怎么跑到我前头来的？就是奥运冠军也没这么快。那地方没有岔路，没有拐角，就是一排自行车，车与车之间窄得连人都挤不过去。他像是从墙里穿出来的，从地里长出来的。他站在那儿，白衣服在暗处特别扎眼，像是会发光，白惨惨的，冷冰冰的，像太平间里那种白。头发垂着，遮住了脸，可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那种感觉，不是眼睛看见的，是后脑勺感觉到的，像是有一根冰锥子从后脑勺扎进去，凉凉的，一直凉到脖子根。我“啊”地叫了一声，声音在车棚里炸开，震得车铃铛嗡嗡响。车把一拧，车轱辘在地上“吱——”地一声，掉头就冲回车棚里头。我骑得飞快，膝盖磕在车把上，生疼。后头的自行车被我撞倒了一片，叮叮当当倒下去，车轮还在转，辐条闪着光。我顾不上扶，拼命蹬，蹬得链条“哗啦哗啦”响。看车棚的大爷大妈坐在门口的小屋里，门开着，里头亮着灯，暖黄黄的。我冲过去，车都没停稳就跳下来，后轮还在转，车就倒了，砸在地上，车铃铛“叮”的一声。我差点扑到大妈身上，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指甲都掐进去了。大妈吓了一跳，手里的毛线针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大爷也站起来，手里攥着报纸，眼镜滑到鼻尖上，从眼镜上头看我。“姑娘，怎么了这是？”我喘着气，喘得说不出话，胸口一起一伏的，嗓子眼里像塞了棉花。半天才挤出一句：“大妈，我好像看见鬼了。”大妈的毛线针从地上捡起来，又掉了。大爷把报纸往桌上一拍，站起来往外走。他们陪着我走到车棚外头，左右看了一圈，什么也没有。路灯照着空荡荡的水泥地，照着墙根底下的旧砖头，照着车棚的铁皮顶子。风刮过来，铁皮“哗啦哗啦”响。一个人也没有。大妈说我看花眼了，大爷说天黑别瞎想，大晚上的自己吓自己。我站在车棚门口，攥着车把，手指头还在抖，车把在手里晃。可我知道我没看花眼。我从小听我妈讲那个白影子，听我二姨讲那个骑在石狮子上的白影子。我见过她们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那种又怕又说不清的表情，眼睛发直，声音发颤，手指头绞着衣角。我那天晚上的表情，跟她们一样。我妈后来跟我说，那东西从一九六〇年就跟着她们家了。它在南锣鼓巷的墙根底下跟着我妈，在地安门的石狮子上头跟着我二姨，在和平里的存车棚里跟着我。它像是一直在跟着，一代人跟着一代人，从老房子跟到新房子，从胡同跟到楼房，从六十年代跟到九十年代。不知道它要跟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到底要什么。它就那么站着，远远地站着，白衣服，长头发，一动不动。你看它一眼，它就看你一眼。你再回头，它还在那儿。：（）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