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3章 小卖部里的三个女孩（第1页）

二〇〇九年，天津，一个老小区。六号楼出事的那个夏天，整个小区都在传这件事。三个女孩，在ktv上班，被人杀死在出租屋里。案子后来破了，是个姓郑的保安干的。可楼没变。六号楼二楼中单元那扇门封了，贴了封条，挂了锁，锁眼里塞了蜡。房主卖不掉也租不出去，就这么空着。三年，五年，一直空着。小区里的人天黑之后绕着六号楼走，连野猫都不从那条路上过了。可孙桂香不信这些。她在小区里开了八年小卖部，什么风浪没见过。小卖部在十七号楼底下，离六号楼隔着好几排房子，隔着一片花坛，隔着一条水泥路。她每天早晨八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雷打不动。卖烟卖酒卖饮料，也卖酱油醋盐、卫生纸、小孩吃的辣条。来买东西的都是老邻居，喊她孙姨，喊她孙姐，喊她老板娘。她笑眯眯地应着，找零钱的时候多找一毛两毛也不在意。有人说她心大，她说心大好啊，心大睡得着觉。那是案子过去小半年之后的事了。冬天，天冷得早。十一点钟，小区里已经黑透了，路灯隔三差五亮一盏，照着空荡荡的水泥路，照着花坛里干枯的冬青。孙阿姨在柜台后面算账，老花镜推到鼻梁上，手指头按着计算器，嘴里念叨着：红梅卖了五包，七块五；恒大卖了三条，一百四十五；啤酒退了十二个瓶子，一个押金五毛……零钱摊了一桌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摞成一小摞，用橡皮筋扎起来。门外头安安静静的，风刮着卷帘门，哗啦哗啦响。她准备扎完最后一摞就关门。有人敲门。咚咚咚。三下，不轻不重，隔着卷帘门传进来，闷闷的。孙阿姨抬头看了一眼。卷帘门拉下来了，外头的人敲的是旁边那扇小门。她这店开了八年，夜里敲门买东西的邻居多了去了，有加夜班回来买烟的，有孩子半夜发烧买退烧药的，有睡不着出来买啤酒的。她没多想，站起来走过去，拉开小门上的插销。铁门吱呀一声开了。门外站着三个女孩。路灯在她们身后，光从背后打过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细又长。打头的那个个子最高，穿一件亮闪闪的银色短羽绒服，拉链没拉，里头是低领衫，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一截白得发青的脖子。她左边那个穿短裙，黑色皮裙，裹在腿上，底下是黑色打底裤，脚上踩一双高跟鞋，鞋跟细得像筷子。右边那个裹着一件长棉袄，灰扑扑的，帽子压在脑袋上，只露出半张脸。三个人脸上都化着妆。眼影画得很重，眼皮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被人打了。嘴唇涂得红红的，红得发暗，像是干了的血。可脸色白，白得不正常，不是化妆那种白，是纸的白，是蜡的白，是冬天河面上结的冰那种白，从里头透出来，没有血色，没有温度。孙阿姨愣了一下。她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开小卖部八年，不敢说认识所有的人，可常来常往的那几张脸她都认得。这三个，没见过。“阿姨，”打头的那个开口了，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尾音拖得很长，像是没睡醒，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能借您电话用一下吗？我们有急事。”孙阿姨往后退了一步，让开门。她伸手往柜台方向一指：“那儿，座机，你们用吧。”三个女孩侧着身子从她身边挤进来。孙阿姨注意到，她们进来的时候没有风。冬天，门开着，外头的冷风应该灌进来才对，可她站在门口，脸上没感觉到风。三个人从她身边过的时候，她也没闻到香水味，没闻到洗发水的味道，什么都没闻到。她们像是三张纸，从她身边飘过去了。孙阿姨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继续算账。可手指头按在计算器上，数字在脑子里搅成一团。她低着头，耳朵竖着，听见她们走到柜台边上，听见电话被拿起来，听筒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然后拨号，老式座机的拨号盘，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数字一个一个往外蹦。嘟——嘟——嘟——电话通了。“妈，是我。”那女孩开口了。声音还是轻轻的，可孙阿姨手里的计算器停了。她听着，觉得哪儿不对。这大半夜的，哪个闺女给妈打电话用这种语气？像是在念什么东西，一字一句的，没有起伏，没有停顿。“我一直想给您打个电话。我走了之后，也没法孝顺您了。这一辈子，临走临走，还给家里添了麻烦。”孙阿姨的手指头僵在计算器上。她低着头，眼睛盯着桌上那摞钱，可什么也看不见了。“妈，我没什么可求您的，您一定得给我伸冤。我是让人害死的。就是在我上班那家ktv，一个姓郑的保安。他一直缠着我们几个。那天夜里他拿了刀，翻窗进来的，把我们三个都杀了。”孙阿姨的后背开始发凉。从尾椎骨开始，顺着脊梁骨往上爬，一节一节地爬，爬到后脑勺，头发根根竖起来。她不敢抬头。她就那么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抠着计算器的边，指节发白。，！“妈，这些事我跟您说了，您一定要帮我。不然我走不了，我一直要留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电话挂了。嘟——嘟——嘟——。忙音响了几下，停了。柜台那边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孙阿姨低着头，听见她们把听筒放回去，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然后她们转过身。她没抬头，可她感觉到三双眼睛在看她，从柜台那边看过来，越过那摞零钱，越过计算器，越过老花镜的镜片，落在她低垂的头顶上。“阿姨，多少钱？”打头的那个问。声音还是轻轻的，软软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孙阿姨使劲摇头。脖子像锈住了，转不动，抬不起来。她就那么低着头，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干又哑：“不要钱，不要钱。你们走，你们走吧。”没人说话。她听见她们转身的声音——没听见脚步声，只听见衣服窸窣了一下，很轻，像风吹过纸页。然后小门开了，又关上了。没有铁门吱呀的声音，没有插销碰撞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就像有人把一张纸从门缝里抽走了。孙阿姨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可能是几秒，可能是几分钟。等她抬起头的时候，店里空了。灯还亮着，货架上的东西整整齐齐的，啤酒码在角落里，方便面摞在柜台上，火腿肠挂在钩子上。电话还搁在桌面上，听筒歪在一边，没有放好。她伸手去够，手抖得厉害，够了两回才把听筒拿起来，搁回去。她盯着那部电话看了好一会儿。听筒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她凑近了闻，没有香水味，没有洗发水的味道，什么都没有。她拨了老伴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边迷迷糊糊的，嘴里含含糊糊的：“喂……干嘛……这么晚了……”“你过来接我。”她说。声音在抖，手也在抖，电话在手里晃，听筒磕在耳朵上，咚咚响。“怎么了？”“你过来，你过来接我。我撞上东西了。”老伴来了。披着棉袄，踩着棉拖鞋，从二十多栋走过来，走了十来分钟。进门的时候嘴里还在嘟囔，说大半夜的不睡觉折腾什么。孙阿姨坐在柜台后面，老花镜摘了，搁在桌上，手攥着那摞钱，攥得皱巴巴的。她跟老伴说了。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落。说到那三个女孩从她身边挤进来的时候没有风，老伴的眉头皱了一下。说到那女孩在电话里说“姓郑的保安”，老伴的烟叼在嘴里忘了点。说到电话挂了之后她没听见脚步声，老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搁在桌上了。“你胡说八道。”老伴说，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你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看多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三个姑娘死了小半年了，你在这儿编什么故事？”孙阿姨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才老糊涂了！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你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你跟我过了三十年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老伴不说话了。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上去，把灯关了，拉着孙阿姨出了门。外头冷，风灌进脖子里，孙阿姨缩了缩肩膀。老伴走在前头，她在后头跟着，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底下拉得老长。走到六号楼底下的时候，孙阿姨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抬头往二楼看了一眼。中单元那扇窗户黑着，黑得像一个洞，什么也看不见。老伴回头瞪她：“走，别看了。”孙阿姨是那种憋不住话的人。第二天，隔壁卖水果的老李来买烟，她跟老李说了。第三天，来买酱油的刘婶站在柜台前头听了半个钟头，酱油瓶子搁在柜台上忘了拿走。一个礼拜之后，整个小区都知道了——六号楼那三个死了的姑娘，夜里跑到小卖部打电话了。有人说孙阿姨撞邪了，有人说她是编故事，有人说她就是想红。可更多的人信了。因为孙阿姨说的那些细节太真了——那女孩在电话里说的话，那姓郑的保安，那翻窗进来的刀。这些事儿，孙阿姨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太太，从哪儿知道的？小区里炸了锅。天黑之后没人敢出门，六号楼底下连野猫都不去了。有人绕道走，有人搬走了，有人在门上挂了桃木剑，有人在枕头底下压了剪刀。社区的人来找孙阿姨谈话，让她别瞎传了，她梗着脖子说我没瞎传，我说的是真事。有人说她造谣，她拍着柜台说你才造谣，你们全家都造谣。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两个女警察，年轻的，二十出头，制服穿在身上还不太合身，帽子压着眉毛，表情严肃得很。她们把孙阿姨请到了派出所，坐在硬板凳上，面前搁着一杯水，凉的。她们把电话记录调出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推到孙阿姨面前。“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这部电话没有任何呼出记录。”女警察的声音硬邦邦的，像是从喇叭里放出来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孙阿姨看了一眼那张纸，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她不认识几个字，可她看懂了那个表格，看懂了一排一排的空格。她拍着桌子就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在审讯室里来回撞，嗡嗡的。“你们欺负人！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骗你们干嘛！你们去小区问问，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那三个姑娘就站在我柜台边上打的电话！我亲耳听见的！你们不信我，我撞死在这儿得了！”两个女警察面面相觑。一个给另一个使眼色，另一个站起来出去了。孙阿姨还在哭，哭得喘不上气，眼泪滴在那张a4纸上，把墨洇花了。后来进来一个老警察。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嘴角往下耷拉着，可眼睛不凶。他端着一杯热水，搁在孙阿姨面前，杯子是白的，水是烫的，杯壁上凝着一层水珠。“阿姨，别哭了。”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喝口水，慢慢说。”孙阿姨擦了擦眼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烫，她嘶了一声，把杯子放下了。老警察坐在她对面，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了。“阿姨，您把那天晚上的事再跟我说一遍。从头说，一个字别落。”孙阿姨说了。从十一点关门说起，从零钱摊了一桌子说起，从那三下敲门声说起。说到那三个女孩站在门口的时候，老警察的手指头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说到那女孩在电话里说“姓郑的保安”，老警察的手指头停了。“阿姨，您说那个保安姓什么？”“姓郑。”孙阿姨抹了一把眼泪，“她说就是她们ktv的保安，姓郑，一直缠着她们，拿刀翻窗进去的。”老警察没说话。他站起来，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上头盖着红章。他从里头抽出几张照片，摆在孙阿姨面前。是三个女孩生前的照片，生活照，不是在现场拍的，是在街上拍的，在商场里拍的，在公园里拍的。三个人笑着，搂着肩膀，冲着镜头比手势。孙阿姨看了一眼，指着中间那张说：“就是她。就是她给我打的电话。个子最高的那个，穿银色羽绒服的那个。”老警察又问：“您认识她？”“不认识。没见过。我都没去过她们那ktv。”老警察把照片收回去，装进档案袋里。他给孙阿姨又倒了杯水，说：“阿姨，您先回去。这事儿我们查查。您别跟外人说了。”他拿出一张纸，让孙阿姨签了字。孙阿姨不认识那上面写的什么，老警察说是保密协议，她不懂，老警察说您只要不跟别人说这事儿就行，她就点了头。后来的事，是小区里传开的。派出所把那个姓郑的保安叫来问话。一开始他不认，坐在审讯室里跷着二郎腿，说你们凭什么抓我，说我有不在场证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老警察坐在他对面，不紧不慢地抽烟。抽完一根，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碾灭了，开口了。他说：“你信不信，那三个姑娘托人报了警？”姓郑的保安愣了一下。二郎腿放下了，脚踩在地上，膝盖并拢了。老警察说：“她们借了个电话，打给家里，说你姓郑，说你翻窗进去的，说你拿的刀。你说，她们是怎么知道的？”姓郑的保安的脸白了。不是慢慢白的，是唰的一下，像有人把血抽走了。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往外冒，先是一层细密的，然后汇成大的，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膝盖上。手攥着椅子扶手，攥得骨节发白，扶手在抖，椅子的腿在地上蹭，吱嘎吱嘎响。他全撂了。怎么杀的，从哪儿翻的窗，用的什么刀，刀扔在哪儿了，一五一十，全说了。说的时候声音在抖，嘴唇在抖，整个人在抖，椅子跟着抖，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挪。案子破了。小区里的人都说，是那三个姑娘借小卖部的电话报了警。有人说孙阿姨胆子大，有人说孙阿姨命硬，有人说那三个姑娘是托了她。孙阿姨的小卖部更热闹了。来买东西的人都要问一句：“阿姨，您真看见她们了？”孙阿姨就放下手里的东西，推推老花镜，把那天晚上的事从头讲一遍。讲到那女孩说“妈，您一定得给我伸冤”的时候，她的声音会低下去，低得像是在说一件不该说的事，像是怕什么人听见。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当时怕，后来不怕了。“她们不是坏人，”她说，手指头在柜台上敲了敲，指甲盖泛着光，“她们就是想打个电话。”小卖部后来一直开着。六号楼那间房子还空着，门上还挂着锁，锁眼里还塞着蜡。可孙阿姨不怕。她说那三个姑娘再没来过。“她们走了，”她说，眼睛往门外头看了一眼，外头是空荡荡的小区路，路灯昏黄黄的，照着水泥地上的裂纹，“打完那个电话就走了。”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儿。也许回家了，也许去了该去的地方。也许就在某个夜里，她们还站在某条街上，某盏路灯底下，想借个电话。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敢开门。：（）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