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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的死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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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八年(1933),他们抓住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那位小林多喜二。

此人生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秋田县人,家中系贫困小农,不过好在有个经商成功且很重情义的大伯,因此多喜二得以接受资助完成学业,还进入了北海道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现小樽商科大学)。

毕业后,他进入了拓殖银行小樽分行当职员,不管在哪个时代,在银行当班总是一份相对体面的活儿,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下可好了,穷孩子一跃枝头变成了凤凰,可没想到的是,多喜二的那颗心,却并没有就此安分下来。

早在当年读商科学校的时候,他就在教授大熊信行以及后辈伊藤整等人的带领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而且联想到自己以前贫穷的家世,使得多喜二对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论者。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还并非是反战,而是搞工运。

在掺乎各种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小林多喜二似乎自带个人天赋,那就是虽为商科出身的他,却写的一手好文章,于是大家便让他专门摇笔杆子,就这样,作家小林多喜二诞生了,哥们儿隔三差五地就写了各种长短不一的文章,发表在各种大小不一的报刊杂志上,或支持无产阶级闹革命,或影射反动政府没人性。

然后在昭和三年(1928),哥们儿火了。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一起名为三一五事件的事儿。且说当年的3月15日,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共产主义者大搜捕,受牵连进监狱的一度超过了1600人。

为此,小林多喜二专门写下了一篇题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文章,并在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其实还并非揭露政府惨无人道地追捕共产主义者,而是详细描绘了负责抓捕审问那些被捕者们的特高人员的残暴无道,尤其是对于他们拷打共产主义小青年的桥段,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就在拷打现场一般。

昭和四年(1929),多喜二又发表新作《蟹工船》,从此名声大振,一跃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以及政府眼中的通缉要犯。

不过他毫无畏惧,不仅继续执笔为劳苦大众呐喊疾呼,而且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加入了反战阵营。

于是,就被特高给盯上了。

虽然关于特高的简单介绍之前已经做过了,但想来想去果然还是觉得有必要详细来掰扯一番。

特高的成立,说起来还和幸德秋水有关。

话说当年秋水犯了大逆事件被送上刑场之后,也引发了日本政府内部的一场讨论,为了避免今后再度出现类似的“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首相桂太郎语)”,在当年(1911)的8月,国会投票通过了成立秘密警察组织的提案,这便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由来。

特高成立之初,下设只有两个係,一个叫特高係,负责直接镇压各种他们所认为的反政府运动,例如游行,罢工或者是安放炸弹等;另一个叫检阅係,职责是新闻出版审查,看看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里头有没有反政府言论。

然而,随着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日益活跃,特高也开始与时俱进地变得更为庞大了起来,到了昭和三年(1928),光是拨给全日本特高组织的预算,就已经超过了200万日元。

从公元1912年到1945年这三十多年里,1日元等于现在大概5000日元。

钱多了自然人也就多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每个县的县警里,拥有特高身份的警察一般占总警员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这些都是正规编制,如果要算上特高们自己花钱雇佣着的各种线人以及政府请来的各类临时工,那这个数字则远要再翻上几番了。

同时,特高人员所拥有的权力,也是一般警察权限所不能比拟的,比方说,特高拥有直接抓捕自己认为是可疑对象的权力,再比方说,地方县警的特高课课长在大多数行动前都无需提前请示地方警察长官和行政长官,直接动手即可。

不过,若只是系统庞大了一点,预算多了一些,权力大了几级,那特高终究不过是在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过的普通秘密警察罢了,事实上这个组织之所以被后世不吝以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禽兽不如等贬义词来形容,主要还是因为其恐怖的工作方法。

特高的行事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惜一切方法消灭自己所认为的敌人。

具体说来,包括了严刑逼供,安插卧底,钓鱼执法,栽赃诬陷等等。

第一个和第二个我们就不说了,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行。

所谓钓鱼执法,打比方而言就是某共产主义小青年太郎某天走在家门口,突然碰到了老邻居左卫门,于是两人很自然地就各自站住了脚步聊起了大天,而对于日本的现状,比如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发动罪恶的战争等等,左卫门都表现出了一个爱国日本人应有的愤怒。

而太郎毕竟是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洗礼的进步青年,看问题又深又远,因此直接把话说到了点子上,抨击起了内阁甚至天皇,说得兴起,还告诉了老邻居一个小秘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日本。

于是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群人就冲进了太郎的家里,把他给抓走了。

其实左卫门的真实身份,是特高收买来的线人,他根据上头的指示,整天找那些被划上“社会主义者”标签的人套近乎然后聊天,**他们说出一些不和谐言论,然后告密。而这种钓鱼执法,也是战时特高抓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人士屡试不爽的妙法。

而栽赃诬陷,倒不是把普通老百姓硬说成是社会主义者而打入监牢,说句公道话,以特高那无孔不入的情报搜索能力,一般情况下还远不至于要去抓活老百姓来凑数。

事实上栽赃诬陷这档子事儿是这么操作的:假设在东京某地有一群潜藏着的社会主义分子,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共产一家,为首的叫共产太郎,这伙人虽然确实都系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同时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平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至于社会主义言论和宣传虽然确实一直在做,但隐蔽工作做得很好,从来都没有露出破绽过。对于这样一群人,即便是特高,却也是不能随随便便把他们抓进大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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