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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皇帝王霸”与“元会运世”

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的胡暖、孙复和石介，是宋代理学的前铮，开理学风气之先。但理论上的建树不多，（宋史）仍把他们归于“濡林传”内。胡缓师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孟子的性善论，讲“体用”，六经为体，人性善为体，“用”则是依“体”诸道德原则齐家治国。孙复不遗余力推崇道统论，大捧董仲舒：

推明孔子，抑融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唯阳子集补））

他极为重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连天道也加上道德伦理的印章，以使人伦上通天道，所以他对宋元前纲纪败坏大加抨击：

夫仁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兴，人伦所由正。……孺者之辱，始于战国；杨墨乱之于前，申韩杂之于后，仪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滥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唯阳子集补》）

石介在历史观上则加以了详尽的论述，只因有了圣人，人类才由野蛮进入了文明。而文明则是纲常伦理的确立：

厥初生人，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无男女、无衣服、无饮食、无田土、无宫室、无师友、无尊卑、无昏冠、无丧祭，同于禽盖之道也。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后有君巨、有父子、有夫妇、有男女、有衣服、有饮食、有田土、有宫室、有师友、有羊卑、有昏冠、有丧祭。嗯，圣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时之乱，必将垂万世之法。（（组徕先生集）卷六（复古制））他喋喋不休，重复儒家的陈词滥调：

周秦之下，乱世纷纷，何为而则然也？原其来有由矢，由乱古之制也。（《组徕先生集）卷五《原乱》）

夫古圣人为之制，所以制天下也，垂万世而不可易，易则乱矣。后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乱乎？夫乱如是，何为则乱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乱不止。（（组徕先生集）卷五（原乱））

作为理学的萌芽，“宋初三先生”的功劳被说成是“上承沫洒，下启闽洛”，则不无道理。

但理学或道学的真正莫基者应推周敦颐和邵雍。正是自他们开始，以精致的思辨哲学的形式，把皇权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说成是永恒的“天理”，是世界的根源与宇宙的本休，从而为中央集权的宗法国家所实用，以致成为了钦定的官方哲学。实用理性史观就是这样确立下来的。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宇宙之初，乃是“自无极而为太极”。无极则指无形无象的最高本体，这是老子“有生于无”的翻版。后文则是“太极动而生阴，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其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里不多讲其宇宙本体论，只看他如何由这出发，归于“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上。

周敦颐认为，正是“无极之真”——“太极”，注人人的灵魂，就成为人的本性。“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但是，“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顺化》）。正是这人，掌握了“仁义之道”，就能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物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顺化》）。所以，圣人是替天行道的：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

纲常伦理就这般“妙合而凝”了：

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通书·礼乐》）

治国平天下就得如此：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地和，则万物顺，故神抵格，鸟兽驯。（（通书·乐中））

可“政善民安”，却得“隶之以刑”：

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形，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

不过，他已肴出白宋以来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无力回天了：

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巫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也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易通·势））

与周敦颐几乎同年的邵雍，在历史观上，则进一步建立了他的模式。他的“皇帝王霸”的历史观，与其“元会运世”的宇宙观是完全一致的，比邹衍的“五德始终”及董仲舒的“三统之变”的历史观要精密得多。

邵雍有他的一套“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先天象数学体系，这得益于他对数学的钻研。有人还认为二十四节气定历的原理，也是他提出来的。可惜他在历史观上，却不能不陷人循环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