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6 墨翟 称天而治与暴民政治在非攻与兼爱的另一面（第1页）
3。6墨翟：称天而治与暴民政治——在非攻与兼爱的另一面
如前所述，原始道家是“无亲戚君臣上下”的，到庄子则“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就如一些当代哲学家所说，讲的是人格本体论。而儒家则强调“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连死了的说法都不一样：“天子死日崩，诸侯口毙，大夫日卒，士日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死了都仍等级森严，以等级来维持其“群”体，扼杀个性。
这当中出了个墨家，这边，儒家骂他是：
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倒与庄子说的“至德之隆”“与糜鹿同居”差不多。但是，庄子却没把他当做同志，在《天下》篇中讥讽道：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梓，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显然，庄子是讲“天放”的，对墨子的禁欲主义当然受不了；而儒家讲的那么严苛的等级，对墨子的“兼爱”甚为恼火。所以，两方都把他当做了攻击的目标，他便陷于夹缝里了。
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三者间各有各的位置，一是讲自然而然，一是讲秩序井然，墨子则介乎其中，一面讲“兼爱”、同甘共苦。“兼相爱，交相利”，可另一方面仍强调等级、上下之别。
也就是说，就历史观而言，它介乎于自然史观与伦理史观之间。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个性自由，反对来自任何异己力量的约束；儒家恰恰相反，它绝对服从“礼”的规范，由上至下等级森严，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会秩序。那么，墨子呢？
墨子也介乎绝对的个性自由得无条件地服从“礼”的规范之间，在个人与整个社会等级之间，创立了他的既非个人也非国家的“会党行帮”——墨家学派，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团体。
墨家讲究苦行，所以有人说他们是“刑徒”，荀子则骂过墨学为“役夫之道”；也有的说他们是“当匪当兵者”，《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在墨子的著作中，也有应召而去作战的记述。可见，他们是社会中的“侠士”。总而言之，他们都是既有人身自由，却又无人身保障的“自由职业者”，这一类人，之所以组织行帮会党，也正是为了取得自己保障的一种努力。笔者有幸与这一类人为“伍”，察觉到他们的思想，始终与墨子的主张一脉贯穿。
禁欲主义的色彩，说到底是一种保护色，通过自栽，道德的自我完善，从而免受外来的攻汗，以树立自身“至圣”的形象。由此导致其宗教观的形成，是不足为怪的。不依靠能行赏善罚恶的“大”、“鬼”来统治宗教团体，这种团体便很容易瓦解，失去了精神支柱，禁欲主义的苦行则无法进行下去。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如果说庄子怀念尚未异化的自然的人世的话，儒家则在极力维护业已形成的宗法血缘社会的伦理秩序，那么墨家也介乎其中，在仿效由自然人到社会之间的部落性的团体制度。
墨子说：
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墨子·兼爱下》）
还有一些史籍均说墨子是承夏禹之制。
所以，在这样的行会里，“兼相爱之相利”，而无宗法血缘关系，则非常自然了。有谁深人至这种会党中，再去领悟墨子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便深有体会了。
因此，墨家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有其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的需要。
墨子在会党中被视为“矩子”，而他自己也当仁不让，把自己当做了教皇，他提出的“天志”的历史观，便是称天而治的。他是这么说的：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墨子·天志上》）
这话，表明了结拜者的身份，也更阐明其“天志”的思想，是与非，十分明晰。
但是，纵谈“兼爱”，作为一个会党，对外似乎是绝对平等，彼此间生死与共，对内却也是绝对的等级，有严酷的律条，不这般不足以维护其组织的稳固。所以，他对社会的等级是完全肯定的：
度人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次己而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正也。（《墨子·天志下》）
也就是说，他只在帝王的头上加了个“天”的等级——这同样是介乎于自然史观与伦理史观之间。老庄是“道法自然”，不承认君王的统治，儒家则“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主是绝对至上的。
但墨家的“天”，却为前所述的“我有天志”的“矩子”所代表。会党中，这种首领有生死予夺的权力则是显而易见的。《吕氏春秋，上德》的故事中，就写了这种矩子的权力与墨家的侠义，重然诺，轻生死，趋义赴难，绝对服从。全文太长，就不多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