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3 老庄的冤屈及其悖论 寓言体的妙用（第1页）

3。3老庄的冤屈及其悖论：寓言体的妙用

人类是从大自然中走出来的，人类社会被称之为“第二自然”，这一深意，也许迄今仍未被人深刻理解。我们很难作出证明，在华夏的原始大地上，可曾有过类似赫西奥德长诗（工作与时令）中所描绘过的“黄金时代”，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地肥水美，不愁吃喝，彼此间十分和蔼，绝无猜忌、嫉妒之心——这已近乎于老子和庄子所描写的“至德之隆”的社会了，但赫西奥德的“黄金时代”排斥了劳动，人只是在大自然中享受，而老子、庄子却一再强调劳动，并作为本能乃至于审美，似乎要高明一些，颇有点“共产主义”色彩。“黄金时代”的人死了要升天，成为神，庄子却为妻亡鼓盆而歌，够得上是“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纵然如此，我们从中外古代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他们对社会出现等级、宗法、专制等一系列异化现象，都是深恶痛绝的，他们怀念那种按照人的本性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生活，宁可喂了猛兽，也不愿“人相食”——这太丑恶，太可怕了。

“黄金时代”也好，“至德之世”也好，不纯粹是诗意的想象，是罗曼蒂克，而是人类的异化的一种对立的产物。轻率地斥之为复古倒退，只是浅薄的表现。

庄子就借老腆训斥子贡的口气，横绘了人类异化的可怕进程，我们在前边己引用过了。黄帝治天下，“使民心一”，彼此间没有亲疏，互不非议指责，淳厚朴质；尧治天下，“使民心亲”，人与人之间便有了距离；舜治天下，“使民心竞”，人们开始竟争、区分你我了；禹治天下，“使民心变”，人们各怀鬼胎，诉诸刀兵，杀盗不算杀人，为了建立个人独尊而开始奴役他人，于是才天下大乱，孺墨皆起。

所以庄子怒斥道：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照，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潜于蚕蚕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扰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肚也？

自此之后，“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口中穴吓”。所以，“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

他已经看出了这种异化必将绵延千世之后，但仍念念不忘“至德之世”，力图以“至德之世”来匡正整个历史的进程，以达到异化的消灭，人性的复归。他自然无马克思的科学头脑，但仍是一种天才的直觉。凭什么非说他是拉历史倒车，人性复归不也是一种前进么？虽然这种前进有很多的曲折与反复。把他的观点与历史前进的观点说成是彼此不相容的，这未免太简单了吧。我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人类走向自由的历史，如从奴隶变成雇农，由束缚于土地的农民变成工人无产者，这可以说成是前进，却也可以写出另一部“人相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演变史，而且手段愈来愈高明，甚至杀人不见血，这也可以说成是倒退。二者结合在一起，各有各的道理。事实上，历史的进程中，前进的因素与倒退的因素往往不是可以截然划分的。人类出现异化之后，我们站在反对异化的立场上，是不是所有的帝工将相都该骂呢？他们说到底是异化的宠儿，无论其贤明还是昏耽。所以，作为与异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学艺术，是永恒的在野派——人性的宣言。有谁否认文学艺术只要不是钦定或御批的，而是来自于人民之中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曹雪芹《红楼梦》的价值不就在这么？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不也如此么？纵然当中的“勿抗恶”等思想并不见得就对，可从整体、趋势上看，就是如此。科学可以使人异化，人束缚于机器，可鼓终却也能使人摆脱异化——这在老子、庄子当时是看不到的，但我们今天却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了。

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对所有异化现象的抨击，均是极为有力与彻底的，其尖锐古今莫及，《老子》一针见血指出：“人之道”，与“夭之道”恰恰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民之饥，是以其上食税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庄子》也说，“今世之仁人篙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婆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骄拇》）所以，“为富不仁矣”。他的名句“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正是从“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而来的。因此，什么仁义道德，礼乐圣智，全是统治者用来束缚人的自然天性的，得其反则是滔天的罪恶，这一见解，可谓鞭辟人里，振聋发耽。

所以，他们呼吁必须要按人的本性自由自在去生活。

这便是老庄历史观的立足点。人的自然天性，正是“天之道”。

庄子有儿句颇有概括的话：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

这里，他把劳动当做了诗一样的精神享受，是至高的“德”，这不能说不是真理。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而且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的需要；不仅仅是生存温饱，而是精神生活之必需——这种认识境界已很高了。当然，立足于反异化之上，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高度的。《庄子·让王》中就写道：“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缔；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这可以看做“民有常性”这段话的注释，劳动是美的，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人类史。

他反对“尊尊、卑卑”，反对“君君、臣泛、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反对拉帮结派搞利益集团，原始道家的“无亲戚君臣上下”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一而不党，是口天放”。这不仅是一首田园牧歌，而且是人类自由的一曲崇高的颂歌，它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人吃人的异化社会的一切制度。

在《老子》与《庄子》中，下面这一段话几乎是一字不易的，“至德之世”均是：

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邵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且不说这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如何（后文将另加阐述），但是，他们所追求的这种“见素抱朴，少礼寡欲”的“所属”，我以为恰巧是人性的觉醒，是在宗法、等级制度的重重压迫下人性的觉醒，是代表整个人类的呼声的，因此是合理的、正义的、进步的，而且其有普遍意义。

“道德不废，安取仁义？”（《庄子·马蹄》）这一愤嫉的斥问，包含有多少内容呀！人，本来是自由的，硬要划人一个固定、僵化的规范中，毁的便是人的本性。圣人们的“仁义礼智”恰巧是罪恶的渊蔽，是历史倒退、人性异化的结果。《庄子·则阳》中便对杀盗提出了抗议：“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君人者”才是大盗，有什么资格来治理、惩办“士民”呢？他并非是废除死刑的“始作俑者”，却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见地。

正因为立足于“民”的自然天性，老庄才对治国颇有一番“无政府主义”的议论。

（老子·十七章）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老子把统治者分为四等，最好的不是被老百姓亲近并赞誉的，而是仅仅知道其存在的。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并不维系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他绝少发号施令，却“功成事遂”了。说到这里，当今中国人恐怕会作大的感慨，数千年来，百姓尤其是农民，无不把帝王视若国家，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全寄托在君主贤明之上，寄望于出几位明君与清官。这就麻木了整个人民的神经，束缚了人民的思维。换句话来说，这就是缪塞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只靠一个大脑在思考，或者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代替了上千万的大脑，这是何等可悲的专制。没有自己的思考，人还为其人么？

老子说的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是最彻底的反专制主义者。可惜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未能很好地去认识它，只专注于“人君南面之术”。当君主的意志代替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这个社会便绝无生气了。经济有它的“自然气候”，文化也如此，其他方面更一样，横加干预只能破坏。写到这，我不由得想到有那么一个国家，由于前任领导人因阴谋事件而下野，老百姓便自然而然地要寻找一个诚挚老实的代表人物。于是，新领导人上任了，“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当他任期满后，在一次评选中，他便被认为是最无能的领导人，是历届最次总统。可他说，我感到很欣慰，即便在我这样最差的总统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不但没有倒退，而且在继续前进。这证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了不起的。姑且不论其粉饰的成分，但他这么说，却证明了一条，他的好坏已与整个国家无关了，老百姓在走自己的路。当然，这与其国家制度、人民的文化修养等方面有很大关系。